资治通鉴全译-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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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刘晔的 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于俗，卒自危，岂不惜哉！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如果坚守道德大义，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不重诚恳，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岂不可惜！
＇13＇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 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13＇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敬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不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反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这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不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未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怀，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期实未得为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庥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录校尉也羡辟大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洽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 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忧虑这些呢？我只能自己忧虑。’最近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读圣明诏书，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人贤能与否，当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圣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推选不是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还有人止书控，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甚于接受嘱托，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也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办法。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而豢养廉昭之辈！本来，检举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取私利，本是君王所最忧虑的，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跑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积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可谓社稷则未知也。”
明帝曾经突然来到尚书台门，陈矫跪着向明帝说：“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我想看一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情。如果我不称职，那么就请罢免我，陛下应该回去。”明帝惭悔，乘车返回。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渝，可以答得上是国家大臣吗？”陈矫答：“他是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国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
＇14＇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吴人闻之，夜遁。
＇14＇吴陆逊率军向庐江进发，朝中议论认为应该火速前往救援。满宠说 ：“庐江虽小，但有精兵良将，可以防守一段时间。而且，敌人是舍船登陆行军二百里而来，没有后继部队。不来还找算引诱他们来，现在应该听任他们向前行进，怕的就是他们逃走我们赶不上。”于是整军直赴杨宜口，吴军听到消息后，连夜撤退。
是时，吴从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均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动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
这时，吴国每年都有攻魏的计划。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南临长江、巢湖，北面远离寿春，敌军围攻合肥，肯定据水取占地势；我军救援，应当先攻破敌人主力部队，然后包围才会解除。敌军进攻极为容易容易，而我们出兵救援却很困难，应该调出城内军队，在城西三十上，有奇险可依，另建城堡固守，这是为了引诱敌人上岸，在平地上功断他们的退路，此计为宜。”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说：“这样做既是向天下表现出软弱，而且望到敌人烟火就毁坏城池，这是敌人还未进攻而先自动解除防守。一旦到这种地步，敌人就会肆强抢掠夺，我军肯定将会退到淮河北岸防守。”明帝不同意。满宠又上书说：“孙子说‘用兵必须诡诈，所以要能战而显示也不能，以小利引诱敌人骄狂，假装恐惧使敌人上当’，这就是表面和实质不必相适应。又说：‘善于牵动敌人者要造成一定的势态。’现在敌人未到而我们已从城内撤出，这就是以阵势引诱敌人。引诱敌人远离水域，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在城外战场上取胜，城内就会得到保佑！”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比较完善，明帝于是下诏批准。
青龙元年（癸丑、233）
青龙元年（癸丑，公元233年）
＇1＇春，正月，甲申，青龙见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观龙，改元。
＇1＇春季，正月，甲申（二十三日），在摩陂中出现一条青龙。二月，明帝去摩陂观青龙，更改年号。
＇2＇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吴主大悦，为之大赦。三月，吴主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贷，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封渊为燕王。举朝大臣自顾雍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护关舒、综而已；”吴主不听。张昭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吴主反覆难昭，昭意弥切。吴主不能堪，按剑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常恐失计。”昭孰视吴主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吴主掷刀于地，与之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吴主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2＇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携带表章赴吴称臣，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