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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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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
  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原本
  ,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
  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
  !”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在病房里,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脚肌肉都有萎缩的情况,每次起身,都要由我们连身体和管子抱上轮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规矩,他起床后,侍卫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卫人员,叫大家起来待命,即使在“荣总”住院,也是按此老规矩行事,所以,他起来几次,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轮班的医护人员就要被折腾几次,绝对不会幸免。
  有几次,他也是想起来走走,可是医官觉得他身体还很衰弱,怕他起来不便,更怕他起来后,连接在他胸前的心电图电线,就要暂时拔除,这就等于暂时无法监控他的心跳纪录,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比如说像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谁负得起责任?所以医官多半不主张他起床太过频繁,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起床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发生,他这样一个长期卧病的老人,总觉得是不是医护人员故意给他行动上设限制,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光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
  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所以,有一次蒋介石曾创下一天内起床23次的纪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大概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
  后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
  蒋先生复苏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可是,经过一阵子以后,医官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他的体力比较好时,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
  有几次,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宋美龄提议下,又找电影股的人去找电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电影。官邸人员立刻照办,为他弄来最新档期的电影,可是,他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其实,给他看电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让他不要太过烦闷,电影大概只看了几次,后来就没再放过。
  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在六病房时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向医疗小组成员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宋美龄导演“健康政治”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传说的风言风语,为了“辟谣”
  ,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从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总统
  ”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龄女士长于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对外露了四次脸,而这四次的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并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病中的蒋先生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
  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中。这次的曝光,显得非常自然,实际上也没有造作的地方,当然,官邸在对外的说词上,必须斟酌外界的可能反应和联想。所以,在对外的用字遣词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
  然而不可否认的,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这位国民党总裁。
  那次的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三中全会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老先生,然而,当时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老先生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我把这个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马上拍手叫好,于是,就照我的方法,先为老先生穿好他惯常穿的长袍马褂,然后再把他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绕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虽然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医官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特别要求尽量把接见的时间压缩,当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更是全员戒备,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只要他稍有情况,就马上采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老先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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