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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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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对传统上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在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著于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自我禁锢患了忧郁症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奥援,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她的长媳徐乃锦和王永澍将军的太太,好意要陪她去打球,她也不去了;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另一方面先生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再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
  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为她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
  慢慢地,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
  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控制她的情绪,但是,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为给她排忧解闷,七海官邸还有一位护士专门陪伴她。这位护士陈小姐,是台湾人,是早在蒋孝文和徐乃锦夫妇生女儿蒋友梅时,请来的一位护士。后来蒋友梅长大了,但是蒋方良觉得陈小姐人很热心,照顾人也很周到,就这样一直把她留了下来,可是,蒋家基本上也待陈小姐不薄,陈小姐是拿的台北市市立中兴医院的薪水,在“七海”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后来陈小姐自己结婚生子,时间不多,就改为每天下午3点上班,晚上9点离开官邸回家,工作状况可说相当礼遇。
  陈小姐名义上是护士,但实际上是在做陪伴蒋方良的工作,让蒋方良白天有个聊天的伴,心理状况不致更为恶化。


蒋方良依赖的两个人



  在蒋方良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除去她的家人,有两个人占去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一个是大管家阿宝姊,另一个则是护士陈小姐。
  阿宝姊,可以说是七海官邸内务工作的灵魂人物,如果不是她的苦心经营,不但蒋经国一家的生活步调会大乱,恐怕整个“七海”也会丧失了方寸、不可收拾。我这样的评述,应该是绝不夸大的。
  她原先是“立法委员”王新衡家的佣人,1951年王新衡从香港把她带来台湾,把阿宝姊介绍给了蒋经国夫妇。几十年来,蒋经国一家对阿宝姊的倚重,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蒋方良和阿宝姊可说是相依为命,没有阿宝姊,七海官邸不会这样有条不紊,当年的蒋经国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如今的蒋方良也不会如此顺心安度晚年。
  从蒋经国时代到现在,凡是官邸的大小杂务,阿宝姊一定是事必躬亲,蒋经国夫妇用的、吃的、穿的,任何物品的采买,她都要亲自参与,从不假手他人,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拿了这份薪水,就要付出劳力。”
  有一次,阿宝姊要辞退一个侍卫人员,结果,蒋孝勇不同意,和她的意见相持不下。阿宝姊非常生气,觉得在官邸内不受尊重,就要向蒋经国夫妇辞职。她是蒋方良相依为命的老伴,蒋方良当然不准她辞,可是,阿宝姊很坚持,蒋方良也很坚持,阿宝姊就说:“既然要我留下,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除非先生出面留我,不然我立刻走!”蒋方良知道她的个性,她既然只要求蒋经国出面慰留她,就表示还有留下她的可能性,当然立刻请出蒋经国,亲自向她赔不是,才把阿宝姊留下。
  并不是阿宝姊顽固或是她爱耍大牌,而是她一向对蒋经国一家忠心耿耿,她若是受到蒋家家人的误解或是委屈,当然只有从蒋经国夫妇身上讨回公道了。
  阿宝姊持家一向主张能省则省、能用则用,七海官邸所以有那么多的旧家具、旧家电,主要是阿宝姊舍不得丢弃的关系。
  有一回,阿宝姊用来榨果汁的一部旧式果汁机,就是在使用时,被经过厨房的蒋孝勇看见了,孝勇觉得榨果汁当然要用新的机器,榨的汁比较卫生,一看官邸厨房竟然还在用那种陈年老果汁机,一气之下,当场就把那台旧机器整个砸碎在地上。
  还有一次,蒋孝武问阿宝姊,为什么冰箱里有那么多的新鲜水果都不吃,偏偏拿一些快要烂掉的水果给家人吃?阿宝姊十分严肃地表示,坏的水果也是用钱买的,她替先生服务,当然要克尽本分,不能浪费!这就是阿宝姊的执著精神。
  一年365天,阿宝姊从来不曾离开过七海官邸,在台湾,她只有一个女儿,她曾经表示,她其实衣食无虞、不愁生活,她所以还要留在七海官邸,原因就是因为要报恩。
  一直到蒋经国死后,阿宝姊还是一本初衷,继续在“七海”陪伴蒋方良,在凄凄零落的七海新村,成为蒋方良可以依赖的人。
  护士陈小姐,是孝文女儿友梅出生的时候,由中兴医院调来的一位护士小姐,主要希望请她一起来照顾小孩,没想到,陈小姐在蒋经国家待久了之后,蒋方良对她有了深厚的情感,所以便继续留下来直到蒋经国死后,陈小姐都还留在“七海”好一阵子。
  以蒋方良成天关在家里、足不出户的个性,当然希望有个人在家里和她作伴,儿女多半有自己的工作要忙,陈小姐既然是护士,自然可以作她的伴。
  特别是蒋经国不在家的日子,尤其是死后的日子,陈小姐每天和蒋方良作伴,两人虽然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共同有趣的话题,毕竟给了蒋方良一段十分温馨的回忆。
  现在,陈小姐已经退休回家,蒋方良的生活自然更为凄寂。


*第十二章:蒋经国子女恩怨情仇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


悲剧一生蒋孝文



  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他的父母回到祖国,可是,等到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亲。
  记得我们在长安东路当侍卫的时候,晚上时常被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孝文喜欢过夜生活,和三五好友一起啸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经国先生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的话,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孝文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我们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但是,又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我们侍卫几个人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后加速扬长而去。
  在年龄上,我们只比孝文大五六岁,所以,那时我们之间还很可以沟通。他经常到我们侍卫的宿舍来,和我们混得很熟,所以,他把侍卫住的地方和门房,当作他日常休闲的去处,下了学不是和同学好友出去玩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和卫士们腻在一起。
  老先生对孝文这个长孙非常疼爱。老先生毕竟是军人出身,所以只要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他是最高兴的了。而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更是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孝文这项“嗜好”是老先生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阻挡他。老先生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拽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到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
  孝文大概忘了枪里居然装了子弹,更没有想到竟然一枪打中了李之楚要害,当场大惊失色。大家听到枪声,心知不妙,立刻跑到卫士房间探个究竟,结果一看是李之楚给孝文一枪打伤了。大家看到情势非常危急,李之楚中弹的部位是胸前,大家都认为他是凶多吉少,可是情况危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有立刻送他去医院碰碰运气了。这时,孝文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在房间一角沉默不语。
  送医急救后,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没有死,子弹距离他的心脏据说只有几厘米远,只要子弹稍微再偏一点,他就没有命了。李之楚和我是同年入伍的,也是浙江人。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话,加上他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再不能允许他执行勤务,所以,蒋经国干脆把李之楚想办法弄到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务,一方面也算是为自己儿子的一时失手,向他表达一些弥补之意。
  李之楚固然痊愈出院了,可是不少人担心他伤势太重大概活不了几年,没想到,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还讨了老婆生了孩子。
  记得还有一次,我们随侍老先生去高雄西子湾,孝文喜欢打猎。我就曾经陪他去高雄的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打猎,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去打猎没有什么猎物拿回家,似乎很不甘心,我们侍卫还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孝文在数步之遥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状似得意地回到住处,向老先生炫耀一番。
  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自己不爱念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有好几门课是红字。那时成功中学的成绩单都是用邮寄直接寄给家长,蒋经国在孝文上成功中学之前,曾经亲自交代那时的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要好好管教孝文,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部属,自然不敢违拗蒋经国的指示。可是,孝文毕竟是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皇孙”,即使蒋经国亲自交代,即使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然而,每次孝文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寄发成绩单回家,就通知我们,要我们先收下来。我们侍卫当时也不清楚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既然孝文命令,我们也不能不听,谁知道那些信件正是学校寄给蒋经国的孝文在校成绩单。但是,潘振球的确对蒋孝文的在校成绩十分注意,在他连续注意了几个月后,发现孝文成绩每况愈下,这样迟早会出问题,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措辞和缓的信,给蒋经国向他报告最近孝文在校的近况,以及最近几次月考的成绩,并且顺便问蒋经国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发的成绩通知单,可是,这封信寄出去了好几个月,蒋经国还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这时,潘振球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直接去找蒋经国,亲自向他报告这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听到这个事情,心里气得不得了,回到家来就找孝文追问。孝文知道纸包不住火,只好实话实说,蒋经国真是痛心极了,拿起棍子就朝孝文身上猛打,打得孝文是满屋子跑。蒋方良听到丈夫在打儿子,心疼不已,立刻出来制止,蒋经国还是拼命打,急得蒋方良眼泪汪汪,一旁拼命拉住蒋经国不准他动手打孝文。蒋经国无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余气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来。跪了一阵子,蒋方良心疼得不得了,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让他站起来。
  从这点可以看出蒋经国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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