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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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饼、油条即美味
不论是和老先生相比，抑或是和后来的李登辉相较，蒋经国的日常生活都是够得上是平民化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点滴来验证我所说的是否属实。在吃的方面，蒋经国从一早起床，吃的三餐和一般平民是毫无二致的，有时候恐怕比平民还要节俭。
他基本上在身体还好的时候，起床很早，一起来，就打开厨房的门，向内叫唤老管家阿宝姊：“阿宝！预备早餐！”阿宝于是立刻为他准备早餐。这时，门口的侍卫人员也知道蒋经国起来了，便立刻骑着摩托车，到官邸路外面去买报纸。
“七海”向来没有订报纸，所以蒋经国爱看的报纸，全部是早上由侍卫人员到官邸外面的店铺，为他赶早买来，然后在阿宝姊的早饭端到餐桌上之前，就把买来的报纸放到餐桌上，让蒋经国能够一面等早饭上桌，一面浏览一下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他经常看的几份报纸，包括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晚报在早期则以《民族晚报》为主。
后来他的身体差了，我们把他要看的报纸固定放在他的卧室，让他一醒来就可以看见。早上，蒋经国习惯吃简单的东西，通常是一杯咖啡，两片土司面包，外加两个他最喜爱的荷包蛋，有时有食兴的话，偶尔还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这就是他的早餐。
他的生活完全不像他的父亲蒋介石那样讲究精致，也不像老先生那样要求凡事要能尽善尽美，讲究品质。
因而，在最早的时候，蒋经国进餐时，旁边是没有任何的服务人员为他服侍的。他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把他当作是大人物来伺候的人。所以，我刚到“七海”时，蒋经国的餐桌上，备有毛巾盘，内放毛巾一块，是给他进食后，擦嘴巴和双手的。吃完饭，抹抹嘴巴，就按铃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门口，然后一声不响地扬长而去。
我们这些对服侍老先生有丰富经验的副官人员去了“七海”以后，知道蒋经国是一个有点平民作风的人，还不习惯别人照料。但是，既然我们的职务是副官，当然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便以士林官邸的服务标准，为“七海”规划一套为蒋经国夫妇服务的模式出来，让他的生活能够尽量在一定范围内，很快有一个方便而舒适的生活环境。
例如，我们也和在士林官邸一样准备了餐车，只要蒋经国喊要开饭时，我们就用餐车推着他们夫妇的餐食，到他们的面前，然后在他们身边随时听候吩咐，要添饭就添饭，要拿什么就拿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刚开始，蒋经国确实相当不习惯，可是日子一久，蒋经国就无法离开我们，对我们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依赖。
于是，蒋经国原本最不喜欢的士林官邸那套的服侍方式，便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七海官邸，而且成为蒋经国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尽管如此，七海官邸的节省，恐怕是任何一个“第一家庭”所无法比拟的。譬如，从1980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钱大概就维持在八九百元台币的标准，即使到现在蒋经国已经去世多年，“七海”的每日菜钱仍旧是不超过千元台币，蒋经国家庭开销的节省，远非老先生或是李登辉家族所能比拟。
就以蒋介石在的时候来说，士林官邸一个月的开支据说就要十万元台币以上。换言之，光是一天的开销就要花好几千元，士林官邸一天的花费，大约够七海官邸好多天的花费。
强人就怕病来磨，蒋经国的糖尿病，让他连原来最起码的口味享受，都受到了剥夺。
蒋经国的糖尿病日益严重以后，医生交代不得给他食用含糖或盐的食物，日常的吃食，也不准放太多盐或糖，这一点实在难为了官邸的烧菜大师傅。
试想，做菜不放盐或糖，怎能让人下咽？他实在不想吃那种淡而无味的菜肴时，就要求厨房给他弄个水破蛋或是荷包蛋吃。
有时候，他吃腻了官邸的早餐，头一天晚上他会交代下面：明天早上给我去永和买一份烧饼油条回来！我们就知道，他又想吃久违的永和烧饼油条了。从这里可以证明，蒋经国在生活方面，和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侍卫人员为他不辞劳苦到永和去买烧饼油条，买了回来后，阿宝姊怕烧饼油条冷了不好吃，就帮他把烧饼放到烤箱里热一下，等蒋经国起来了就给他端上桌，可是，没想到他拿起二次回锅的烧饼，吃了一口说：“奇怪！怎么没有店里卖的好吃？”这个道理很简单，试想，即使再好吃的烧饼油条，放在烤箱里再热过一次，当然没有现出炉的烧饼油条好吃！在我还未到“七海”服勤以前，有一次在慈湖守灵，蒋经国肚子饿了，就叫厨师给他炒了一盘干干的蛋炒饭，加一碗紫菜汤，就这样当他的正餐填肚子。这样的简单俭朴，和其父蒋介石那样重视饮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宴请宾客方面，蒋经国家里对这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讲究，印象中，我在蒋经国家工作多年，只有几次是称得上比较隆重的宴客场合。
一次是蒋纬国的儿子孝刚结婚，蒋经国为了给侄子和侄媳庆贺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还请圆山饭店西餐部大师傅到官邸来外烩。再就是蒋经国夫妇在1984年结婚50周年纪念，也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到官邸欢聚一堂。大概除了这少数几次宴会场合之外，再也很少听说蒋经国夫妇请客吃饭的。
他们家人或是蒋家第三代有人过生日，顶多是中午除了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个长寿面，例如酸菜肉丝面、打卤面之类的。这样就算是庆贺生日了，可以说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一般富家豪门的庆生排场，这是官邸服务人员都有目共睹的。
蒋经国的勤俭自持，可以从穿衣得到另一个印证，他穿的衣服，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女儿孝章从美国买了之后，再邮寄回来给他的。只要有新的衣服来了，我们就把他的旧衣服换下。最早，他喜欢穿青年装，或是便服，都由办公室的人到台北中华路去订做，西装裤也是由办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后到外面帮他选购。
在衣着上，蒋经国是从不作任何讲究的。他的西装大概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套，领带也是如此。基本上，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穿用旧的衣物，和他父亲不同之处，是他更不计较衣服的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了。
就以他的生日来说，可以说是他一年到头衣着最整齐的一天，他会叫我们副官拿出他的红毛衣、红领带，外面穿的还是一套旧的西装，可是，这对他来讲已经是衣着上莫大的铺张了。在接见外宾，例如像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日子，他的穿着会比平日稍稍讲究一些，外面那件深色西装的左方口袋上，还要我们为他放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手绢，这已经是他最“隆重”的服装了。
不运动只爱躺在床上
蒋经国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所以，整体来说，蒋经国的家居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单调而缺乏变化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休闲活动，他也不做任何运动，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我到“七海”虽然是1978年的事情，但是，那时的蒋经国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我想这大概也是蒋经国所以没有什么消遣休闲活动的基本原因。
他平日的公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哪还有体力去做什么休闲娱乐？
所以，蒋经国在“七海”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不下来，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换掉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他的余兴节目。
但是，尽管他平日的公务再怎么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所以，我待在七海官邸照顾经国先生的日常生活，却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他是相当坚持在家不谈公务的人。也从来没见他在官邸看过什么书，因为，他在官邸的时间，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床上躺着，糖尿病这种慢性病让他耗费太多体力，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找机会休息。
在星期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也曾经于星期天来过官邸几次。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非万不得已，经国先生是不会叫他们来的。
此外，秦孝仪也是来“七海”来得比较勤快的一个，但是，他来官邸不外是为了有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来了函电，才会到官邸向蒋经国报告。
时有柔肠慰方良
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我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我照例在经国先生房间旁边值班，偶然的情况下，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房间。蒋经国走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我陆续见了几次，后来才知道是两夫妻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给他心灵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经国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记得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两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借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悴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
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
难享天伦之乐
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夫妇的心情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在蒋经国原本的想法里，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给一个比较成材的儿子，可是，经过时间和主客观环境的不断考验，他发现这些子女当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就是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担。
以孝文来说，他本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可是就因为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对婚姻生活不能很圆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误会。他又喜喝酒，借酒浇愁，终日自我麻醉，最后终于走上卧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终年无法正式工作的带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为介入岛内政坛和“情治系统”太深，加上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导致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会，认为他是唆使行凶的幕后主使人，最后，压力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蒋经国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终于只好让孝武远离暴风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