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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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科的科长陈杏奎，就找了一个浙江籍的便衣卫士去递补空缺，然而，这位新副官并不得“总统”的欢心，老先生就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
有一日，蒋介石午后外出兜风，在车上他突然心血来潮，问起他的座车侍卫官季峻宫：“在总统府服内勤的那个小的叫什么名字？”季峻宫不知道“总统”为什么会问起我，但却毫不迟疑地答复：“他叫翁元。”蒋先生点点头，并没有再说什么。
等新副官来了几天后，记得是1966年的7月7日，蒋介石要内务科长陈杏奎，打电话给“总统府”庶务科长蒋孝杰，命令我立刻于当天上午，到阳明山官邸报到（每年蒋介石都在阳明山官邸避暑），而且连车子都已经派好，上午就会来接人。刚接到蒋孝杰口头下达的调职令，自己真是有些莫名其妙，还不太相信，可是，我又岂有不去的权利，就这样，开始了我20年真正在蒋介石父子身边，担任有如古代帝王身边内侍角色的贴身副官生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的7月7日是个星期三，照例那天开国民党中常会。上午10时左右，我被送往阳明山官邸，我向官邸内务科长陈杏奎报到。陈杏奎说，老先生回来后带我去晋见他，中午待老先生回到官邸，我就跟着他，一起走进官邸的书房。那时，老先生正在书房坐着休息，陈杏奎过去报告：“先生，翁元来了！”老先生看了我一眼，很随和地说：“好！好！那就开始工作吧！”说完，我们就立刻退了出来，就这样，我正式成为官邸内务科的成员，正式加入“总统”贴身副官的行列。
赶鸭子上架
从我正式成为贴身副官的一分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官邸这样一个重视派系和关系的“大内”深宫，以我一个这样被“总统”直接“空降”而来的人而言，要能够生存下去，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除非我真的拿出一些本事和能耐出来。
早在我担任便衣卫士和“总统府”内勤工作时，我就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关于官邸内务科人员派系的传说，但是，那时毕竟没有实际的接触，只知道在官邸内部，内务科他们那群人，分为“夫人派”和“先生派”。两个人有各自的贴身副官和服侍的人马，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这两个系统里面的人，要想在官邸内务科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谈何容易。
对我做的陌生工作，有关人士根本不闻不问，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事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主动问他们资深的副官，那件事情该如何做法，可是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就是这样做嘛！”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要怎么“这样做”。
然而，我原本那种不服输的个性解救了自己，我那时曾经这样想着：既然“总统”这样欣赏我，这样肯定我的能力和工作精神，而且是他主动提起我的名字，这是一种信任。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在想，虽然我在副官这个圈子现在还是外行，可是，这不外是做侍役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奥妙的地方，又何必那样神秘兮兮的呢？
我开始认真地私下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我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老先生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他最喜欢吃哪些东西？他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然后以当时还年轻的记忆力，强迫自己一项一项地记下来，一点也不马虎。
我心想，只要我这样好好学上一阵子，看还会有谁来排挤我。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考验，很快降临到我的面前，“总统”要出游度假，轮到我要服侍他了！
大概是那年的7月13日或是14日的样子，反正是我去官邸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老先生要去花莲度假，他带着我们所有的侍卫人员，一起搭乘“总统”专用座机，飞到花莲，住进他最喜欢去的花莲文山招待所。第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到了花莲的第二天，和我一起的正班副官钱如标，突然临时罹患感冒，他还跑到“总统”医官熊丸、陈耀翰那里求诊，医官听他说自己伤风了，怕他就在老先生身边，把感冒传染给老先生，这个责任可担待不起，所以，就叫钱如标远离老先生，让他好好休息，等感冒好了再上班。
钱如标一生病，我们的人手马上就明显不足，可是，服侍老先生不是说没有人就可以停顿片刻的，所以，尚在“见习”阶段的我，到任不满一个星期，上面就交代我，去接替工作空缺。于是，我慢慢开始融入老先生的日常生活当中，逐渐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摸索，并且成为最熟练的一位贴身副官。
帮蒋介石洗澡必须服装整齐
我在前面曾经引用过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的一句话：“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在我成为蒋介石贴身副官之后，我开始服膺这句话的道理，我也经常在想，一个伟人的妻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丈夫的佣人那样了解她丈夫的身体吧？
在花莲文山招待所，我提前结束见习，直接为蒋介石服务，接着所有老先生的日常生活细节，我都必须在那段时间内，学会如何服侍的窍门，当然包括了为他洗澡在内。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帮人洗过澡，更遑论替“一国领袖”做洗澡的服务，开始时，真教我精神紧张、如临深渊。
帮蒋介石洗澡，学问很大，老先生毕竟是在日本当过兵的军人，对于下属的衣着，即使是我们帮他洗澡，他还是很在意我们是不是服装整齐。所以，在帮他洗澡时，允许我们可以脱去中山装上衣，上身穿着衬衫不必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老先生习惯洗泡澡。他洗澡从来不用肥皂，可能是他平日大概也没有什么劳动的机会，身体没流什么汗水，不会油腻，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后，由正班副官为他擦拭后背，然后再由正班副官为他披上大毛巾，擦净身上的水渍。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副班副官，把老先生从浴室扶到他的书房，让他坐在卧榻旁的沙发上，副官则搬张矮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擦脚时，如果他觉得脚指甲长了，就要叫专门为他修剪指甲的吴先生来，为他做修剪服务。
说起这个吴先生，在50年代，原本是台北中华路“安乐池”澡堂服务员，专门为客人修指甲的。当时，士林官邸内务科知道这家澡堂的上海师傅手艺不错，就曾经几次专程把年轻的小吴，专车送到官邸，为“总统”修剪指甲，一段时间总要来官邸一趟。后来，安全部门有了考虑，因为每次小吴来为老先生剪脚指甲，总是会接触官邸的人事地物吧，那时这位吴先生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要是年轻人口风不紧的话，到处去乱讲官邸的所见所闻，岂不影响官邸和“总统”的安全？
基于这样的因素，便为他在“安全局”安插了一个雇员的空缺，要他辞去“安乐池”的服务员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为上班，实则是待命，只要“总统”需要修剪脚指甲了，官邸就通知“安全局”他本人直接过来，为“总统”做服务。
有时候，老先生到南部度假，比如像梨山那样偏远的地方，只要老先生一想到自己的脚指甲
似乎好久没剪了，他还是要我们打长途电话叫吴先生隔天赶到梨山，为他剪指甲。
手指甲，蒋介石则一向是自己修剪，后来，他身体愈来愈差了，才由我替他修剪，至于脚指甲因为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吴先生负责。
蒋介石稀疏的短发，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为老先生理发的是从大陆上带出来的一位老师傅，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由钱副官接替。老先生觉得他理得很好，之后就一直让他剪发，官邸里头的同仁就戏称他是“天下第一把刀”。本来那位专门理发的老师傅，是不必做其他事情的，接手的钱副官，和后来我也替老先生剪指甲一样，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职”。
我替老先生修剪手指甲，是在老先生身体状况稍差之后的事情。记得有一回，他正在剪手指甲，他剪指甲一向习惯用剪刀，不喜欢用西洋指甲剪；可是，那天我发现他双手抖个不停，如果真的让他自己来，可能会剪到指甲肉，我看了实在于心不忍，就走过去揖身轻声地说：“先生，我来帮你剪吧！”他点点头，于是我就接过了剪刀，为他剪指甲。他喜欢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我也顺从他的意思，很轻松地为他修剪一番。剪完，他对我的“技艺”赞不绝口，从此，我就多了这项“副业”。
说实话，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我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他老先生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官邸内“夫人派”惹不得
经过文山招待所钱副官请假由我代班的经验，和我连续一段时日对老先生作息的观察，慢慢对他的日常作息了若指掌，一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我始终克恭克谨，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疏忽。因而，在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我也是对蒋老先生和其子经国先生这两位“总统”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蒋经国生前的吴侍卫长便笑称我是“中正大学超博士”。
所谓“中正大学超博士”的典故是有来由的，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把他在加州州长时任职的保镖带到华盛顿，有人问起他的学历，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里根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引用这个典故戏称我是“中正大学的超博士”。
然而，我这个“中正大学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非但如此，我最初时期，还因为官邸人事倾轧的恶化，而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蒋介石又因另一位副官生病需长期休养，他又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继续修完我的“中正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官场上讲究人际关系的传承，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就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上层社会是这样，下层社会其实亦复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的，基本上，我会进入官邸，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和我之间的机缘巧合，要不是他对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从侍卫系统调派到属于官邸的内务系统，以“搭直升机”的方式进入官邸，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进得了官邸。基本上，士林官邸内务系统的主要人马，当时绝大多数是老先生夫妇早在大陆时期就跟在身边的老人，不管是厨务或是一般庶务人员，都早已自成一个体系。但是，老先生夫妇毕竟是比较旧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称为“一国领袖”，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所以，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因为官邸内务人员可说完全是归夫人指挥的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抱持着只要伺候好夫人一个人，就可以瞒上欺下、为所欲为。
早在我进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数内务科人员，扛着官邸夫人的招牌，在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法律边缘地带，搞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些包赚不赔的营利事业。
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机倒把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靠本事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进入士林官邸之后，从来也不去过问任何人的私人事务，只专心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可是，谁晓得就因为我是“搭直升机”来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马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于去打入那个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那个小圈圈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
内务科主管陈杏奎，本来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烦，尽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任何大的瑕疵，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如果我的工作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话，他就在他主管的奖金上动手脚，克扣我的奖金，或故意压低我的奖金数额，或者在别人调整奖金时，却还是给我那么一点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压抑我、排挤我。
1968年中，我实在对陈杏奎种种作为已经忍无可忍，私底下开始透过各种管道，希望在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的单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满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气惹嫌，刚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成天坐立难安、痛苦不堪。
于是，我上了一份报告，这份写给陈杏奎的报告，大意是说因为我身体不适，所以，希望能够调回“总统府”管理科的内勤工作。
没想到陈杏奎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立刻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你要是不干的话，恐怕连总统府的职缺名额都会取消掉！”我实在气不过，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的脾气，很直率地说：“我在总统府的工作职务被取消并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一个公务单位能够收容我就行了！”事实上他是不敢将报告呈给夫人，因为我工作上并没什么大错。
在我的坚持之下，我离开了士林官邸，可是老先生并没有忘怀我，我在表面上的离职原因，是因为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印象中，他不只一次，向医官询问我的病情，而医官在向他报告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把我找到面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