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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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说的会不会让我很难过？”我问黛安娜。“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有时我跟劳伦深夜躺在床上收看电视新闻时，她也会问同样的问题。那时往往正要报道一则什么消息——关于谋杀、强暴或是在地球某个角落意想不到的绝望与伤恸。主持人眼神坚定，声音凝重，劳伦会一边砸着靠垫，一边问，“我知道这事有什么用呢？”
赌场里又传出了另一台机器中奖后的乐曲，这一次的声音听上去更远了些。紧接着便是中奖者在狂欢，黛安娜听到这个以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她说，“这儿是拉斯韦加斯。在这儿你不会一直悲伤的。”
我知道，对我说的这番话，其实更是对她自己说的。
“但我知道她却一直处于悲伤之中。”
“马洛里的母亲？是的，”黛安娜承认。“我想是的。”
我指的还有里斯的母亲，但我没说，免得她搞不清楚。上星期与萨姆一起跑步时谈的话还在我脑海中回荡。
“她还疯疯癫癫的吗？”我问。这个问题有些唐突，用的词也不够婉转。还好黛安娜明白，其实我的心中充满了同情。
“你知道的，”她说。
我的确知道。这是因为我很清楚答案肯定会让我难过。“你听说什么了吗？”我问，但我想的是：她能听说什么事呢？米勒太太能知道些什么呢？我觉得马洛里是不可能跑到拉斯韦加斯去找她妈妈的。米勒太太也不会知道什么能够帮助黛安娜了解马洛里同汉娜的关系。
“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我也没想到。来这儿见见她怎么样？跟捅马蜂窝没什么两样，一大帮子人会被牵涉进去。这……是个秘密。我在这儿不方便说——我得出去，或找个安静点的……从这儿走出赌场还真不容易；如果电话断了我会再打给你。你真得听听这事。”接下来她的话就是一句简单轻松的“好了，我出去了”。我猜刚才那句是说给赌桌管理员听的，就是坐在赌桌边负责摆放骰子筹码一类东西的那个人。
黛安娜的手机掉在了地上——至少听上去是掉地上了——她骂了一句，踢了一脚，然后又捡起来，接着说，“你还在吗？”她笑了。“我想把我所有的筹码都拿在手里，可手机却掉了下来。”
“我还在听着。”
“好。我赢了五百块。太棒了。这地方真够大的。”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嗨。你知道怎么走出去吗？”
嗨？她在跟我说吗？
“那就是说你刚才只是下楼……什么？”我问。
砰。我估计她的手机又掉在地上了。
“黛安娜？你还在吗？”
电话断了。
黛安娜没马上再打过来。
我等了她五分钟，便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一直没人接，最后转到了语音信箱。
又等了半个小时，这期间我每隔十分钟打一次，都是老样子。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也许是技术上出了问题，也许是她的手机突然坏了，也许是网络中断了。
我还想也许是她改变主意，不想打给我了。也许她正巧走过一张二十一点牌的赌桌，在桌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浮雕状的镀金字母，或是发现有个空位，于是就坐了上去，雄心勃勃要赢一把。
我还想可能是她遇上熟人了——黛安娜的交际圈是最广的——她走出赌场时碰到哪个人，然后就一起去喝一杯，吃一顿；或者……还
会发生什么事？
我估计黛安娜住在威尼斯酒店，威尼斯酒店是高速公路旁的一座赌博宫殿，建造得跟意大利的威尼斯差不多。汉娜出事后她就是在那儿帮我们订了房间。我后来没去，她告诉我说酒店里有不少商店，凭我对她多年的了解，橱窗上一个大大的“大减价”就会让她驻足流连。她很容易会那么做。
这些猜测都合理。但我觉得都不可能。
要是她的计划有变，她肯定会打电话来说过会儿再打给我。她肯定得先告诉我一声。要是手机坏了，她也会用投币电话打给我。她找到了一个失踪女孩的母亲——这个女孩是她已故朋友的病人——又跟我说她有消息告诉我，她肯定会千方百计再联系上我。她不可能让我干等着，胡思乱想。
不可能的。
我想打电话给拉乌尔问问他有没有黛安娜的消息，他不在。
劳伦和格雷斯的笑声传了过来。我循着笑声穿过客厅，发现她们正躺在卧室的床上，劳伦正绘声绘色地给格雷斯读《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我打断了她们，劳伦说拉乌尔的手机号在她的掌上电脑里。真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差不多等于从这儿飞到加德满都再飞回来——还与夏尔巴人会了次面——我才问到了拉乌尔的手机号，拨通了十位号码。
“我是拉乌尔，”他很快就接了电话。
他听上去有些疲惫。声音经过无线电传输已不像平时那么洪亮了。
“嘿，拉乌尔。我是艾伦。你在哪儿？”
“旧金山。正在讨论一个愚蠢的恒温器。那些家伙还想通过那玩意儿赚钱，我真弄不懂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出什么事了吗？”
他的问题问得真好。我从没打过拉乌尔的手机。所以，他自然知道我不可能请他推荐酒店什么的。
“没什么事，”我说。
他回答道，“呵，无聊。”
26
拉乌尔的童年是在加泰隆尼亚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度过的，但只要他愿意，他说起话来可以丝毫不带加泰隆尼亚口音。我还没好好想过，这种语音游戏是否需要花费他大量的精力或注意力。我总觉得他可以毫不费劲地在美国口音和加泰隆尼亚口音之间随意转换，就像一位高明的演员，上一秒说克立郡爱尔兰西南部一郡。话，下一秒发新泽西音。
拉乌尔说：“想一想。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什么时候打你电话的？”
从他完美的英语发音中，我听出了一点巴塞罗那口音，也听出了一丝担忧。我想应该是因为听出了担忧才听出巴塞罗那口音的吧。手机的来电记录显示，从黛安娜在赌场打给我电话到现在，不多不少，正好四十七分钟。
“四十五分钟前，”我告诉拉乌尔。
“也就是说和她失去联系还不到一小时？”
“没错。”
“那不是什么大事。”
其实先前，我一直在这样自我安慰。但我清楚地记得，汉娜·格兰特死后，当贾里斯·斯洛克姆把黛安娜扣押在警车的后座时，拉乌尔是那么怒不可遏，怎么也不能放下心来。我知道他现在正努力保持平静，想说服自己眼前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最终对他也没什么好处。眼下黛安娜已经四十七分钟没消息了，总得有个说法啊。
如果我告诉拉乌尔我所知道的事，我想他也会同意我的观点的。
“拉乌尔？你知道黛安娜为什么去拉斯韦加斯吗？”
他顿了顿，在想我问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否别有用意，然后回答说：“她喜欢那儿，上个月没去成，那时……你知道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现在去吗？”
还是同样的问题。要是再省掉几个字的话，就成了有关突发事件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拉乌尔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几乎可以听到他脑子里的齿轮正在运转，努力思索我的问题究竟有何用意，我究竟想把他往哪儿引。
“她告诉我有个病人的母亲在那儿。在拉斯韦加斯。她想和那人谈个病例。这只是借口，其实她想玩骰子。山上赌场的赌注一把最多也就五美元。玩小的她提不起劲。”
“拉乌尔，她要找的人不是她病人的母亲。”
“我不明白。”
“就是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的那个病人，不是黛安娜的病人；是汉娜·格兰特的。”
我可以听到他的呼吸气流重重地喷到手机话筒上的声音。“这些你都知道？你知道她去拉斯韦加斯就是为这个？”
这是在责备我。他分明是在说“那你还让她去？”我感觉他用手指指着我，指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没法拦住黛安娜不让她去拉斯韦加斯，就像我没法不让1月比7月冷。但拉乌尔不理解这些，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黛安娜告诉我她打算去拉斯韦加斯找这个女人谈谈。我以为她只是在刺激我。你了解她的脾气。我没想到她真的会去。”
“黛安娜做事总会出人意料。她就是这样的。”
又一次谴责。一语中的。“要是我当时认真听她说就好了。对不起。”
拉乌尔没空计较我的过失。“黛安娜以前跟这个人，这位母亲，谈过吗？”他问。
我回想了一下和黛安娜最后一次对话的细节，然后才回答。“通电话时，黛安娜说她查到了那人的下落。但我不清楚她们到底有没有谈过。她走到外面应该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她说这事很重要。”
“艾伦，你知道这个病人的来历，对吗？”
我一时冲动，想隐瞒。但出于诚信，我没有这么做，而是简单地说“是的”。
“你也知道病人的母亲是谁？”
“是的。”
“告诉我。”
“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拉乌尔娶了个心理诊疗师。心理健康专家的配偶都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拉乌尔答道：“我们说的是黛安娜。你比我更清楚规矩是怎样的。”
“拉乌尔——”
我想让他就此打住，把注意力先放回眼前这件要紧事上。于是我说，“我连她住哪儿都不知道。你去拉斯韦加斯会住哪儿呢？”
他深吸了口气。“没必要的话，我不会去拉斯韦加斯的。但如果去的话，我会选择贝拉吉奥酒店，因为那儿的建筑和景观都是模仿意大利的。那儿的喷泉……很不错。黛安娜会住在威尼斯酒店，”和我想的一样。“她喜欢河流。我带她去威尼斯，去圣彼得堡，去阿姆斯特丹；而她最喜欢的却是拉斯韦加斯一些无聊赌场里的沟沟渠渠。”
“我打到她房间试试，过会儿再打给你。”
“你打过她的手机了吗？”他问。
“打过好几次了。”
“妈的。”听得出，这不是加泰隆尼亚语，拉乌尔又讲起了法语。在我认识的人中，这个男人骂人的语言种类是最多的。但他从不用英语骂人。至少不会当着我的面。
“也许她什么事儿也没有。”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这么说只是因为这种时候人们都这么说。
拉乌尔还没挂电话。我又从劳伦包里拿出她的手机，输了黛安娜的手机号码。响了三下后，有人接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黛安娜，“喂？哪位？”
我几乎同时冲着两部电话在喊，“等一下，拉乌尔。有人接她的手机。”
“接着说，”他说。“接着说！此处说的是加泰隆尼亚语。”
黛安娜的手机那头有人说话了，“鲁尔是谁？”
这女人轻快的语调触动了我某根诊疗方面的神经。我本能地又回到心理诊疗师的角色，说得更确切些，是精神疾病急诊室里的诊疗师。我的声音平静下来，耳朵变得对未知事物极其敏感。从心理上来讲，我已经全身警备，随时准备全方位出击。
“我是格兰戈里医生，想找黛安娜·埃斯特维茨。您接了她的电话。”
“哦，她不在家。”那女人大笑。“没人在家。就这样，不是吗？不在家？这是我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没错。”
我原想可能是自己拨错了黛安娜的手机号，也可能是自己被电话串线给弄糊涂了。但当我听到吃角子老虎机发出熟悉的疯狂汽笛风琴声时，我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拨错号码。这女人正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手里拿着黛安娜的手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手里的手机是我一位朋友的。您介意我问您是怎么拿到的吗？是捡到的吗？”
“医生？是个医生的？鲁尔？鲁尔医生的？”
“是的。”由她去了，我也懒得向她解释谁是鲁尔，谁是拉乌尔。
“哦，”她说。“我猜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又一阵大笑。她咯咯的笑声又尖又响，就像一只热带鸟在痛苦地嘶叫。要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一部还不错的喜剧，你准不愿意坐她旁边。
“挺逗的。”我话语中尽量让她能听出来——无
论她做什么我都觉得很做作。“不过我是说真的。您到底是在哪儿找到我朋友手机的？这很重要的。她……向您道谢时，一定想知道的。”
“我在玩吃角子老虎机。两台机子——我总玩两台。我坐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在左边那台机子放东西的凹槽里。还是右边那台？我常把左、右弄混，特别是在我喝酒时。我一直喝到现在了。你这家伙是谁？”
我亮出了医生的招牌。“我是格兰戈里医生。”
“你也在外面玩高尔夫吗？”又一阵大笑。我只好把话筒从耳边移开六英寸远，这样笑声会没那么刺耳。
黛安娜出赌场时把手机弄丢了。这样一切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她出赌场后没按约定打给我；为什么我一次次打过去她都不接。
一切都很简单。“你在威尼斯酒店的赌场？”
“你想下注吗？”她大笑。“要不……我想下注。我想我已经在下注了。”
“怎么称呼您？”
“米歇尔。听说过沃鲁班卡伏特加吗？”
“是一种鸡尾酒，对吗？”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点，要引她到正题上来，而不是套死她。
“说得——好，这儿没人知道该怎么调。没一个人知道。我叫了一杯沃鲁班卡伏特加，他们却总给我龙舌兰日出鸡尾酒。你能想像到吗？我不喜欢红的那种，我喜欢黄的。用高脚玻璃杯盛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喝了几杯？”
“三杯……不——不，四杯，”她顿了顿。“不算这杯是四杯。哦，这杯也快光了。你知道要在吃角子老虎机上赢钱有多难吗？真的很难。即使你把赌注下到最大，就像我有时那样，我是说真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