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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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他记起自己曾在2002年写过一段自我感觉还不错的文字，于是就在塞满屋子的纸堆里寻找了十天，结果也只找到了初稿，最后只好把那一段重写。魏尔甘斯把自己完成这本书时的状态叫作“轻度忧虑”，他说写这本书时经历了好几个让人觉得泄气的阶段。
魏尔甘斯的文风流畅而优美，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擅长拿捏笑与情感的分寸。在《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中，读者已经读到了作家那流畅而绚丽的文笔，在七年之后终于可以拜读到作者的新作了。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相比，《在母亲家的三天》也许并不是魏尔甘斯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最感动人的一个作品，书里有许多题外话和巧妙的影射。
此次魏尔甘斯一下子出版了两部小说：一是龚古尔奖的获奖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一是《莎乐美》。《莎乐美》的创作开始于1968年8月，成书于1969年6月，当时作者才二十七岁，所以有人把《莎乐美》视为作者的处女作小说。魏尔甘斯说，他自己以前并不知道《莎乐美》的书稿究竟在什么地方，他是在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找到《莎乐美》手稿的。他说，文学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曾经看过这部书稿，并且给了详细的评价。当时没有出版《莎乐美》也与他那笃信天主教的父亲有关，因为书中许多地方都有色情描写，他父亲肯定不会欣赏。
《莎乐美》出版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再版，是在经过校正、修改之后由莱奥·舍尔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一般来说，作家最初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文稿都是在死后出版。魏尔甘斯则喜欢提前，并且他在出版该书前可能修改过这部作品。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得对。凭借自己的技巧、神经和音乐特色，他是不会把《莎乐美》弄成青年时期的作品的，也不会弄成《小丑》的草稿，而是写成与德国作曲家里夏德·施特罗斯的《莎乐美》的主题（欲望、音乐、创造）相同的一个作品。《莎乐美》歌唱女性，把所有的女性进行了概述，以及别人从女性那里体验到的经历与幻想：“用莎乐美这样一个相同的名字，我拾起了从四分省总督希罗底·希律安提帕死后那些被破坏的童贞。”在《莎乐美》完稿三十七年以后，《在母亲家的三天》中，女性与写作之间的联系得到了确定：“我对自己遇到的女性的索求，就是给我写作的欲望。”女性帮助他失去，他在失去的同时获得。
获奖作品是自传？
颁奖当天，12点45分，魏尔甘斯正在自家的浴室里洗澡，这时候手机响了。原来是他的家人特意打电话向他报告获奖的喜讯。在龚古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半小时之后，魏尔甘斯赶到了德鲁昂饭店。饭店内的场地本来就狭小，他的到来加剧了现场的骚动。由于魏尔甘斯仅仅经过评委的两轮投票就得以胜出，所以龚古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出现了少见的热闹：大片人群你拥我挤、闪光灯噼啪作响、摄像机四处飞舞。
在接受了本年度的龚古尔文学奖之后，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母亲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通话很短暂。她说自己非常激动。我告诉她：‘我终于给你带回了一张优秀文凭！’她非常高兴：她已九十一岁了，她的儿子获得了龚古尔奖……
对于她来说，这仿佛我以‘很好’的评语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一般。” 魏尔甘斯对拥挤在自己周围的记者讲述道。六十四岁了，而且已经有过获得其他文学奖的经历，著名作家面对记者也是如此的欣喜若狂，活脱一小孩子模样儿！“获奖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读我的作品。写作的目的就在这里。”
魏尔甘斯表示，这部小说耗时数年才得以完成，书中讲述的是一位无法完成作品的作家的故事。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是一位作家，他不知所措，无法完成自己的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在作品中，魏尔格拉夫曾这样说：“他重读自己的作品总是觉得绝望。”魏尔格拉夫写下了许多句子、描述了许多场面、做了许多笔记，看上去却并不打算把人们期待的作品写得好一些。他旅游，读书，做爱，闲逛，思考需要创作的其他作品。在魏尔格拉夫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格拉芬贝格；在作家格拉芬贝格所写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魏尔施泰因，格拉芬贝格想要讲述的也是作家魏尔施泰因的遭遇……以上诸人的名字都与获奖作家的名字相同，都叫弗朗索瓦。在书中，魏尔甘斯表现得既狡猾、又谨慎，他不断地在不同作品之间暗自构筑隧道。一旦受阻时，魏尔格拉夫，即魏尔甘斯的替身，就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的替身，每个替身都在试着创作魏尔格拉夫无法完成的作品。最终，没有人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作家相互交流了各自在创作上的无能。就在自己五十岁生日的当天，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决定取消预定的一切见面，以图弄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换工作、换老婆、换城市，甚至想换时代生活！“我不接受对过去感兴趣的人那令人作呕的一面，我想走向未来。”然而，他无法抹去自己力图摆脱的过去。他记得自己曾做过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他和妻子去了意大利，去了希腊，并险些和妻子分开。然而，记忆中的旅行却让他更爱自己的妻子。他说：“我差点花费自己的一生，去期盼着和其他一些女性生活在一起。” 魏尔格拉夫想去看望独自住在普罗旺斯的母亲，但又一再推迟行程。最后，魏尔格拉夫去了母亲家。因为母亲住进了医院。《在母亲家的三天》赞美女性，用魏尔甘斯自己的话说，是一幅用“心理上有问题的儿子和身体上有问题的母亲之间的关系”编织而成的素描。
“我认为书中讲述了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作家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对母亲表示敬意。对作家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要比对母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点点滴滴感兴趣的读者少些。获得大奖，将会促使对母亲有兴趣的人去读这本书。”
法国文化与通讯部长勒诺·多纳迪厄·德瓦布尔也对魏尔甘斯的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一份公报中，德瓦布尔祝贺魏尔甘斯获得“如此值得”的大奖，称赞魏尔甘斯的作品是“敏感而又保持距离的一种敬意，充分地流露着温情”。
魏尔甘斯特别强调，《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部小说。“否则，人们会说我给自己写了自传。这个，我还没有写呢。将来会写的。” 他说，“一个月以来媒体接受我的作品的方式表明，评论家们存在着对文学表示敬意的现象。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我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事情。我是在写一位作家，我要努力把握好风格。” 魏尔甘斯说自己当时真的很难写完这本书。“尽管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写完这本书，但我知道我会完成的。”他说，“有一种悖论认为，难以写完的小说最受欢迎。” 对于书中的主人公无法完成作品，魏尔甘斯说：“这是所有悖论中最精彩的悖论，我喜欢悖论。”他说，这本书2005年9月才得以出版，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是因为书没有写完。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标题：在母亲家的三天。别人希望母亲能成为书里的主要人物，或者干脆要求我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而不是写一部小说。我只好解释说，这本书并不是真的与我的母亲有关。就像所有作家都会从生活中得到部分的启发一样，我只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而已。
但评论界普遍认定《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在该书出版前的七八年时间里，魏尔甘斯都没有作品问世。由于魏尔甘斯的小说《弗兰兹和弗朗索瓦》是一部关于父亲的作品，而媒体正在期待着作者写出一部关于母亲的书，也由于获奖小说《在母亲家的三天》的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与作者同名、且姓氏相近，同时也是一位纠缠于写作中的困难的作家。评论界据此认定此书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一脉相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认定魏尔格拉夫就是作者的替身。
乌勒贝克败北有失公允？
在龚古尔奖揭晓之前，魏尔甘斯和乌勒贝克都是舆论看好的作家。应该说，《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的出版日期对乌勒贝克的作品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德库安指出，魏尔甘斯的作品“提出了问题：‘文学创作的障碍是否存在？’答案就是‘是的，存在’。这本书很敏锐。”
不过，《在母亲家的三天》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评奖的一些尴尬。近年来，法国读书界、出版界一直抱怨大的出版社几乎包揽了几项重要的文学奖，并由此抨击龚古尔等文学大奖成了出版社促销牟利的工具。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
德库安表示：“在乌勒贝克和其他人之间，我们无法选择。从今年夏天以来，人们就有了游戏已经走样的印象。” 他指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希望能借此表明龚古尔奖要保持“独立”的意愿。他影射的对象是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乌勒贝克是目前法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自出版以来一直摆出最有可能获奖的架势，而媒体围绕该书所做的宣传又声势浩大。
乌勒贝克的这本小说的出版时间为2005年8月底。此书是一本为衰老所困方面的科幻小说，从出版到龚古尔文学奖揭晓已经售出二十万本，成为文学奖评奖当年销售量最大的作品之一，且一直受到了重量级的评委、评审委员会前主席弗朗索瓦·努里西埃的支持。投票结束后，对于乌勒贝克的败北，努里西埃的回答则有所保留：“我不会做出什么反应的。那是大多数（评委）的选择，我站到那一边去。那就是所有人选出的获奖者，我和他们站在一起。” “乌勒贝克没有获奖，仅仅是因为他未能获得多数票。”他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回答得很简练。他还指出，评委会的决议是“严肃而公正的”。乌勒贝克一再败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伊斯兰教的猛烈抨击。
（谭成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邮政编码210093）
在土星的标志下
［美国］苏珊·桑塔格 著 姚君伟 译
苏珊·桑塔格的作品近年来不断在中国推出。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系列，包括《火山恋人》、《在美国》、《恩主》和《死亡之匣》，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苏珊·桑塔格文集》，已出的第一辑由《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和《重点所在》组成。文集第二辑也即将出版，包括《在土星的标志下》、《激进意志的形式》和《他者之痛》。这里发表的是《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标题作，发表时有删节。
—— 译者
在大多数肖像照中，他的头都低着，目光俯视，右手托腮。我知道的最早一张摄于1927年——他当时35岁，深色鬈发盖在高高的额头上，下唇丰满，还蓄着小胡子：他显得年轻，差不多可以说是英俊了。因为低着头，穿着夹克的肩膀仿佛从他耳朵后面耸起；他的大拇指靠着下颌；其他手指挡住下巴，弯曲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者般的那种凝视——似乎漂向了照片的左下角。
在他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张照片中，鬈发几乎还没有从前额向后脱落，但是，青春或英俊已无迹可寻；脸变宽了，上身似乎不只是长，而且壮实、魁梧。小胡子更浓密，胖手握成拳头、大拇指塞在里面，手捂住了嘴巴。神情迷离，若有所思；他可能在思考，可能在聆听。（“听得入神的人看不见东西”，本雅明在他评论卡夫卡的文章中说过。）他背后有一些书。
在1938年夏天拍的一张照片中（这是本雅明在布莱希特1933年后流亡丹麦期间几次拜访他的最后一次），他站在布莱希特的屋前，这时的他已经四十六岁，略显老态了，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裤子上挂着表链：一副松弛、肥胖的样子，双眼恶狠狠地瞪着镜头。
另外一张1937年拍的照片，本雅明坐在位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他身后不远处一张桌子前坐着两个人，两人的脸都看不清。本雅明坐在右前方，可能是在为他已写了十年的关于波德莱尔和19世纪巴黎的著作做笔记。他在查阅左手托着的一本摊开的书——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的挚友舒勒姆描述过他1913年在柏林第一次遇见本雅明的情景。那是在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小组和自由德国学生联合会犹太人成员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