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旅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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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情？妈妈理都不理，大卫只好放下手里的活跟上来，就听见我妈妈大声地数落我：你逃学，你偷东西，你目无尊长，我再也不能对你放任自流了。从现在开始，你被囚禁了，没有电话，没有电视，除了上学就是回家。你听明白了吗？
追上来的大卫问：你和她又怎么了？
我和她怎么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和学校怎么了。她在学校出名了。她偷窃被人抓住了。她急不可耐地向她丈夫抱怨她的女儿，海伦，你自己说发生了什么！
我说：还是你说吧。这样你就可以添油加醋说我有多坏。
怎么会这样？大卫问。
你问我，我问谁？妈妈来美国多年，可一着急就会说中国式的英语。大卫也习惯了，外语是一种调情，就像昵称一样，两个孩子在做游戏，很是诱惑。
她一扭头，咦，人怎么不见了。大卫指指楼梯。我趁他们说话的工夫溜走了。
她冲进我的房间，穷追猛打地说：你以为躲在这里就没事了吗？
我不说话。而这种不交流不认错更加激怒了她：你不要总是这副无所谓的样子，你这个样子，将来如何在美国立足呀？
我冷淡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要在美国呆下去。
你这个样子回国更没有办法立足了。你在美国跟十个人竞争你都不行，回国要跟一百个人比你怎么比得过？
妈妈在我的房间里大搜查，在相框后面找到了一笔钱，这是哪里来的？
这是安妮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又是她。我要打电话证实一下。你就是被她带坏的。
不要打电话，安妮就是因为不想让家里人发现她私下存钱，才把钱放在我这儿的。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
你才爱说谎呢。
我说什么谎了我？
你说你会回来看我们，可是你一走就是五六年，你才说谎呢，所以以为别人都像你一样满口谎言。
她转过脸来，让我看见她的眼睛一半黑一半白，猜疑与抱歉也各占一半。她从极高的气焰中下来，说：好，让我相信你这一次，不过你现在马上把钱还给她。还不知道她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不是说不许我用电话吗？
她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抬杠，气焰大挫地说：这是你的最后一个电话。以后你不许再和安妮来往了。
为什么？你不可以这样，她是我惟一的朋友。
看她那个样子就不像一个好孩子。我已经到学校问过了。什么她的继父是律师，根本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她妈妈更好，跟了老美跑到美国，到了美国就又跟别人跑了，连自己亲生骨肉也不要，直接就丢给她的继父了。
我妈妈和她妈妈差不多。
我妈妈显然有了些经验，反驳道：你妈妈当年是没有办法，一旦环境有了改变，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哦，她还说她的成绩很好，除了Ａ不知道别的分数。事实上她是除了Ｆ不知道别的分数。还什么Ｆ就是ｆｉｎｉｓｈ，我看她倒真的是完了。你说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满口谎言多可怕呀。
可是她对我很好。
那是因为她想拉你入帮会。你可能都不知道她在外面结交了很多帮派的人。
她突然一阵头昏，大卫（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跟进来的）很不满地看了我一眼：你能不能不要总对你妈妈这样大吼大叫的。
我不懂英语。我当然是听懂了他的英语才对他说这句话的。
你看你把你妈妈给气的。
我说了我不懂英语。
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妈妈调头离开我房间时说。
大卫看了一眼妈妈的背影，正想跟出去，再看一眼我，又觉得自己需要扮演一下白脸。他再次试图拍拍我的肩，我的肩膀一抖，他的手就落了下来。
我想你也许需要陪伴。
我想自己呆着。我不要你管，你不是我爸爸。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需要你提醒我，相信我，我清楚这一点。
那就请离开吧。
他轻轻叹着气，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角色。
第四章 她又不是你和我爸爸生的（1）
大卫陪妈妈去医院检查身体，而报告结果出来时，我却是最受打击的那一个。
那天，大卫一边拆着邮件一边往房子里走。邮件在这年头缺乏温情，除了过节过年，很少收到具有个人色彩的手迹，有的只是一堆来路明确和来路不明的公函。大卫是个居家男人，先打开的总是形形色色的帐单，心里作着各种检讨：电费怎么这么高，下个月空调温度要调高一点；以后打电话要注意一下了。这时一封信让他放下心里所有的检讨。
同一时刻，我和妈妈正在厨房里。妈妈在做晚饭，我在她的监视下做作业，握着笔漫无目的地在纸上随便写着什么。从我坐的位置看，可以看到一个最具忍耐精神又知道稳扎稳打的家庭主妇：尖尖的下巴，斜斜的不太平衡的肩，自虐形的笑容，一股子善于家庭建设的勤劳与精打细算，是那种上海市井处处受约束又处处用心计的生活培养出来的对生活琐事的精打细算。还有要让你感觉到她经营家庭的不易与周全的那股子劲，也是那种生活培养出的女子擅长的。米黄色的皱得像菜瓜布的围裙，一些污渍（像油渍米粒）藏在折叠处，其余则是一目了然。那份手忙脚乱乐此不疲的努力，再加上厨房里弥漫着的炸春卷的香气，她被自己感动了。她就是这么一个需要被需要的女人，而这味道、这颜色，包括这脏处，全部是在奉献被需要的见证。
这时撞上了妈妈的眼睛：又发呆了，快做功课呀。
自从安妮出事后，我经常这样发呆，不说话。我按照妈妈的指示把钱还给安妮，可是再也找不到她了。这与她继父有关。那衰老的身体所蕴藏着的对青春的贪婪与仇恨，终于成为了罪恶。社工把她接走了，到别人家当孩子去了。 安妮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我想她是故意不与我联系的，就像她故意不告诉我她的中国名字一样。从前的生活连同安妮这个非正式名字一同一笔勾销，一切都是非正式的存在。从此不算数了。她一定也希望我与她一同忘记。她就像一只美丽的鹦鹉，被人关在这里，她无法防护自己，只有不唱歌了，好让你以为她是只不起眼的麻雀。现在她放飞了，她可以唱歌了。只是从此，我越来越安静了，不说话，更不说话了。日后我成为作家，就是因为我想说话。
我向妈妈申请回房间做功课，被她拒绝了。你在房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做作业？你在这里把功课做完，我检查了才能回房间去。
她抖动双肩切砧板上的肉块，肩膀停止颤抖，肉块也成了肉丝。切洋葱时又辣到了眼睛，睫毛一直眨着进行挣扎。她看见我看她，像是抢到镜头一样，把刚才的辛苦再次好好表现了一遍。肩膀又抖动起来。肉丝成了肉叮洋葱又辣到了她。妈妈的手脚并不麻利，却充满了主妇的温情。她回过头，冲着饭厅的方向向她惟一的观众笑笑，嘴角笑纹含着忍辱负重的表情。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看到她的那种表情。我的妈妈，把自己放进一场壮志凌云的战斗中。这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与生俱来的、又被搁浅六年之久的浩瀚的母爱重新找到了感觉。我埋头看书，搞不明白到底是她监视我，还是让我好好看她表演。
你怀孕了，亲爱的。大卫人还没有出现，声音已经先一步闯入了。
你说什么？我妈妈吃惊地张着嘴问，妈妈没有合上的嘴和吊着的双颊形成极为吃惊的一个表情。她的神情绝非作伪，我能看出其真实性。她的怀孕不是有目的的，跟怀我不一样。我是计划内的，肚子里的孩子是计划外的。
大卫跟着进来的身体补充道：我们将有一个孩子了，而且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扬着手中的化验单，同时将手中的五花八门的帐单随意往某个角落一放。
妈妈读着化验单，大卫跟在她后面，不时小声地交谈着什么，有时用语言，有时只是一个拍肩揉背的动作，非常深情地看着我妈妈，就像此生有了着落似的。他们开始谈论未来孩子的模样，会更像一个东方人还是更像一个西方人？大卫哈哈一笑：不同种族的婚姻最好笑的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会是什么样，让父母不断地有惊喜。可是有一点我可以替他们确定的是混血儿大多聪明，而且漂亮。妈妈建议把我外婆接来帮忙照顾孩子。看看海外华侨有多孝顺，平时也不太记得往家里寄钱，有了孩子倒第一个想到把老父母接来当保姆。
他们完全没有发现饭桌上正在做功课的小姑娘悲伤而敌意的神情——如同面对一个呼声极高的接班人。她的到来一定会影响我的地位，我今天的地位虽谈不上优越，毕竟是惟一的。以后的我可能要为这个未来美丽的混血儿公主热奶、换尿布——当代的灰姑娘。小歌在国内也是众星捧月捧大的，现在深感地位的岌岌可危。
妈妈忙的时候，大卫的两手伸出来随时准备接应。大卫从妈妈手上接过一盘菜来饭厅，看见正在做作业的我。他与我妈妈使了个眼色。如果妈妈善于处理十几岁孩子的狡黠和独占欲，事情也许就好办了。她对她十三岁的女儿说：海伦你知道什么吗？你将有一个小妹妹可以和你玩了。她的口气好像在说我将有一个真娃娃而不是一个假娃娃玩了。十三岁的女孩子还被告知：以后你不需要睡小床而可以和大人一样睡大床了。仿佛这是姐姐的特权。她以平常心来缓解许多危机，以为就这样过去了，她就这样不被追究地过去了，我们也跟着她这样过去。一旦被问及，她就露出反诘的委屈，好像她也是受害者。
大卫来到我面前，故意显出特别的和善，半弯腰指指我正在看着生理课本上的人体骨架：他是谁？
他的名字叫大卫。我没好气地说。
我妈妈立刻严声制止：海伦。
大卫笑着袒护：海伦很有幽默感。
我妈妈端了一盘炸春卷过来，大卫事先摆出来的双手顺势接过，而且抓起一个趁热吃，吃得满手油乎乎的，就用舌头去舔手指。妈妈把一半的脸给我，另一半的脸给他，半作恼半作嗔道：那也不能乱开玩笑。口吻已经有笑意了。妈妈很骄傲大卫的好脾气。这个笑容使她那双三十年代流行的温良而细长的凤眼高挑，让我们分不出她是看我还是看大卫。这就是大卫和许多西方人心目中东方女人神秘的亚洲眼。我甚至怀疑继父就是为了看到这么个笑脸，从而对我越发的容忍。
这时我妈妈又出现一阵的恶心，有点刚说她胖她就喘的矫情。大卫第一次没有指责我，他知道我对妈妈的恶心呕吐没有责任，紧张地问：亲爱的，你没事吧。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
这次换成我指责他了，我指着妈妈的肚子对他说：难道你做的还不够多吗？
第四章 她又不是你和我爸爸生的（2）
妈妈微笑：我没事，我很好。她丈夫扶着她坐好。我来我来，大卫殷勤道，对待功臣的样子。大卫走到哪里，妈妈的目光就跟随到哪里。由于对厨房的陌生，大卫多出了不少无功往返的步伐，这几步让她的目光跟随得更紧了，眼神非常的纵爱——就像看待想替父母分担家务非常懂事的孩子不小心闯的祸。
她丈夫上完最后一道菜时，捏捏她的手，相当恩爱的样子。他们用目光做爱。我拿白眼球看他们，心里想：到房间去吧。我妈妈和她丈夫越过我，热情地交谈着什么，我听不太懂。我妈妈就这样将我抛弃了。
好不容易他们又注意到我，考虑到我最近所受到的一连串打击：从商店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家庭，再加上今天所受的摧残，决定以一些轻松的话题取代饭桌上对我常规性的训导。大卫故作轻松地问我学校的情况。我假装听不懂，妈妈连忙翻译：大卫问你今天学校的情况。我轻轻吐出一个词“ｎｏｔｈｉｎｇ？没什么 ”，他们把它解释为我英语不好，而不是我不愿交流。
他说了一段家庭笑话，在最容易赢得笑声与共鸣的时候，他有意识地多留出时间，让译文早些进入。他要确定他的听众完全跟上来了后才继续说话。这是他课堂的延续——这是十八岁那年我选了他的美国文学时总结出来的。妈妈早我一步听懂，也早我一步进入笑声。提早一步的笑声让他信心满满地迎接下一拨笑声从我这里传出。妈妈翻译结束的同时，他只是看到一个有些木讷的小姑娘板着脸，正经八百。他想这个孩子的童年结束在哪里？我没有去过迪斯尼乐园，没有和白雪公主合过影，没有这些的童年能叫童年吗？我的忧郁、古怪、不合群，以及我的瘦弱多病都是没有童年的验证。
他和我妈妈对视了一下，妈妈很无趣地问我：你不觉得好笑吗？我就努力动了动嘴角，非常勉强，像在打发什么人赏他个脸似的。没有跟他说相声的兴趣。其实到了我耳里的家常轻松话题，完全成了干巴巴的大会发言，经过翻译，语义与心情上都大大打了折扣。
他看了我一眼，感到强烈的无趣。演讲者说到关键处，用尽全身力量一鼓作气甩出“包袱”，为的就是全场哄堂大笑。这么一个惯于掌握会场气氛的老将，偏偏在小小的饭厅里、小小的观众面前慌了手脚。他从他眼前的小观众的眼里看不到理解，更听不到会意的笑声。他终于明白：情感早已经在翻译中蜕了皮。他的学术论文也许可能这样翻译，饭桌上的关于人情世故的家常事哪里经得起这种考验。越是家常的，越是脆弱，越是经不起考验。
我把嘴巴塞得满满的，这样我就不用说话，也不用笑了。
妈妈还是照例在饭桌上讲着“海外华人家庭故事”：一个台湾商人把他的儿子放在美国读书。有一次他来看儿子，发现儿子功课太差，就动手打了几下。后来警察来了，原来这个孩子打电话给警察了。害得台湾商人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