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6期-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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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正是物质主义日渐向精神与信仰发出挑战的时代，也是人类心灵趋于怀疑与空虚的时代。这可以通过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窥见一斑。埃利亚斯生活的村落艾希贝格，是一个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封闭的自足体。具有新思想的教徒被视为“疯子”和异端而受到惩罚，旧式基督教的一切规范是一个完整的、广受认同的象征体系。但是，其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肮脏、愚昧、残酷、混乱却又是非常罕见的。村民们肆意虐待孩子和牲畜，驱逐自己年迈的父母，甚至烧死活人，哄抢其财产，牧师与村妇通奸等等。人们的信仰在日渐盛行的庸俗实利主义的压榨下，已经极其萎靡和堕落，这也可以用来描述19世纪整个宗教思想的混乱和人类所处的精神困境。
尽管实利主义者和新教主义者在小说中受到了惩罚。如高利贷者梅斯腾托尔斯被烧死，但是“时代变化了”，“八月里顶着强烈的抗议……引进了所谓的‘煤油灯’，”“好多年前那位梅斯腾托尔斯就以它将他的小屋照亮得一片辉煌了。”看来，烧死他的人们已经把他作为了学习的榜样。“睡眠的时间是浪费因而也是罪孽，”“一个人睡觉度过的时间，死后将会加在他在炼狱里遭受磨难的时间上。”生活“丰富了、多彩了和败坏了”，人们开始了一种“过度紧张的忙碌”，“像是要跟着一年的时间赛跑似的。”这样一种新教伦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作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去呈现某种真实，充分利用想象和幻想的自由，把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置于某种神秘的宗教背景之中，赋予他们象征的含义，揭示人类心灵的秘密，从而把寓言小说中的事件提升到了象征的高度，获得一种美学上的超越。同时，也超越了日常经验世界，形成一种兼具宗教神秘感和诗意象征的独特风格。
（张帆：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文学博士，邮政编码：200083）
孤独的守望者
何 宁
对现代城市的描摹一直是当代美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其中纽约是作家们着笔最多的，从菲茨杰拉德笔下纸醉金迷的长岛到索尔·贝娄作品中喧闹的大都市，不同时代的纽约风情都被记录在作品中。纽约在20世纪末叶，业已是最具影响的世界性大都市，所谓“宇宙的中心”，但同时也是罪案频发，人情冷漠的钢筋水泥森林。一方面它给予纽约人和游客永无休止的娱乐与便利，另一方面它也将人性的异化发展到极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精神和体力消耗殆尽，逐渐湮没在这座城市中。当代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1947—）创作的《纽约三部曲》借用侦探小说的形式，以一系列孤独的守望者形象，深刻地描摹出纽约的城市精神，呈现出现代都市人在精神上的绝对虚空，成为20世纪末纽约生活的代言人。
保罗·奥斯特1947年出生于纽约，幼年时生活在祖父母位于中央公园附近的寓所，这段生活经历丰富了他对纽约的感性认识。高中毕业后奥斯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后，他没有完成博士学业便开始浪迹天涯的生活，从油轮上的船员到在法国参与电影制作，尝试了各种不同的职业和人生可能。在法国期间，奥斯特还曾经翻译过不少法国诗歌。回到美国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最初写诗和散文，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创作。奥斯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玻璃之城》（1985），也是《纽约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小说的发表使他获得了当代美国文坛的认同，《玻璃之城》和其后陆续发表的《灵》（1986）、《锁着的房间》（1986）构成《纽约三部曲》，成为20世纪后期美国文坛反映纽约生活和城市精神，以及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后现代小说佳作，而奥斯特本人也成为最受好评的当代美国作家之一，评论界时常将他与霍桑、罗伯－格里耶相比。之后，奥斯特出版的小说还包括《月宫》（1989）、《巨灵》（1992）等。1999年，他发表《提姆巴克夫》，以狗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获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2004年，奥斯特再次以纽约都市为背景，以作家生活为线索，采用夹注、拼图等技法创作了小说《神喻夜》，作品迷离的风格、新颖的叙述再次博得公众的认可，这也足以证明，时至今日，奥斯特依然是对纽约和都市人把握最敏锐透彻的当代美国作家。
《纽约三部曲》奠定了保罗·奥斯特在当代美国文坛的地位，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其中《玻璃之城》已经进入不少大学教授美国文学的指定教材书目。《纽约三部曲》都以带有侦探色彩的情节为主线，篇幅也不长，最长的《玻璃之城》不过200页，而最短的《灵》只有不到100页。小说的风格都显得简洁而玄幻，将纽约城市的独特魅力和后现代人的心灵困境渲染得恰到好处。正如吕克·尚代指出的，保罗·奥斯特的纽约是“一个存在纽约内部的世界，一股流动在纽约街头、办公楼和公寓里以及公园中的激流”。三部小说几乎都以主人公寻人或跟踪为线索，但在具体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建构上又各有千秋。不过，无论是《玻璃之城》中的昆汀，《灵》中的蓝，还是《锁着的房间》中无名的叙述者，他们或者是出于好奇，又或者是因为生计而陷入永远凝视他人生活的绝境，只能一直生活在孤独的守望之中。
《玻璃之城》中的昆汀原本是侦探小说作家，因为意外事故而失去妻儿，孤身一人在纽约过着悠闲的生活，然而一通打错的电话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由于好奇，昆汀冒名侦探保罗·奥斯特接受了彼得·斯缇尔曼的聘请，为他监视彼得即将出狱的父亲。彼得从小被父亲关在一间黑屋子里，与人世隔绝，成为父亲疯狂念头的牺牲品，所幸房屋失火，年幼的彼得才得以走出黑屋，而他的父亲也被送进监狱。如今彼得的父亲就要出狱，他与妻子都很害怕是否还会受到伤害，因此打算雇用侦探，随时了解父亲的行踪，以防万一。彼得的特殊经历，尤其是其父亲老斯缇尔曼以自己孩子为实验品，试图创造所谓神迹的行动引起了昆汀的兴趣，他欣然接受聘请，开始了自己一直在写作、却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的侦探生涯。小说叙述至此，几乎全部是传统侦探小说的情节，无论是怪异的彼得·斯缇尔曼，还是他那美貌的妻子，以及具有科学狂人色彩的老斯缇尔曼和因为好奇而卷入其中的昆汀，也都是一般侦探小说中时常出现的人物。但是，在小说的第五章中，昆汀买下一本红色笔记本，开始记录自己对案件涉及的众人的思考，这本由此贯穿全书的红色笔记本成为《玻璃之城》中的核心隐喻，甚至也是保罗·奥斯特本人创作生涯的重要标识，而整个作品的风格也愈加扑朔迷离起来。昆汀在红色笔记本上写下的第一篇笔记中，就提到爱伦·坡小说中的侦探杜平，并用杜平的理论来分析老斯缇尔曼，这既是保罗·奥斯特在向坡致敬，也意味着小说将要突破传统的侦探小说架构，走向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实验中。昆汀从纽约的中央车站开始跟踪老斯缇尔曼，日夜守侯，每天跟着他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逡巡，试图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推测出他是否要对彼得不利。然而，虽然昆汀朝夕监守，在红色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老斯缇尔曼的所有行动以及自己的分析，但还是不得要领，对于后者的生活毫无头绪。终于一日，昆汀失去了老斯缇尔曼的行踪，而再寻彼得夫妇也不见。当他试图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中时，昆汀发现自己原来的寓所和身份都已在他对老斯缇尔曼的追踪中失去，唯一拥有的就是那本红色笔记本。
和昆汀具有同样遭遇的还有《灵》中的蓝。与《玻璃之城》不同，《灵》中的人物都以颜色为名，整个故事犹如一幅变幻莫测、色彩沉郁的后现代绘画。侦探蓝接受当事人白先生的要求，全天候监视作家黑先生。在监视的过程中，蓝发现黑先生的生活乏善可陈，除了写作之外，几乎没有社交生活，蓝似乎就是唯一关注他生活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蓝侦探的生活也起了变化，因为合约规定他不可以和家人联系，所以当他再次在街头遇见妻子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渐渐地，蓝与黑的生活联结在一起，蓝不仅是唯一关注黑的人，而且他也仅仅生存在这一关注之中，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在孤寂和愤懑中，蓝开始对黑与白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通过跟踪和试探，他发现黑与白原来根本就是一个人。蓝上门与黑对质不果，在狂怒中将其痛打一顿离去。在彻夜通读黑的小说手稿后，蓝离开曾日夜监视黑的房间，故事也就此戛然而止。小说的主线以蓝、白、黑的纠葛展开，这三种颜色便构成了《灵》这幅画的底色，配合叙述者不断强调事件发生在三十年前，整体的叙事风格宛如格调深沉的绘画。在蓝、白、黑之外，蓝以前的合作伙伴棕，蓝以前的当事人灰等也都为这幅画增添了色彩。不过从颜色的角度来看，唯一的暖色是棕，而他业已退休离开纽约，再也不理这里的是非冷暖，因此在整个关于纽约的叙事中，出现的都是冷色调，这也正是奥斯特的寓意所在，他以冷峻的色调勾勒出纽约的城市生活对人性的异化，描绘出现代人在都市中迷失自我的痛苦历程。黑因为在城市生活中失去了个体的自我，而不得已通过寻求蓝的帮助来确立自己在都市中的存在价值。蓝的监视是其生活价值的唯一证明与体现。然而，大都市不仅吞噬了黑的自我，也让蓝的自我在监视黑的过程中逐渐消失，蓝变成仅仅存在于对黑的监视之中的个体。蓝与黑的监视与被监视是他们彼此生活中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如果借用拉康关于意象、象征和真实三重世界的理念，那么黑、蓝、白恰好意味着这三种不同的世界秩序。在故事的开始，黑生活在意象的世界中，他接受白的要求监视黑，全然不知道白就是黑，黑就是白；当他开始监视黑之后，逐渐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进入了黑的生活世界，并逐渐意识到黑与白的关系，便进入了原本就对一切了然的黑所代表的象征世界中；然而，即使意识到真实的存在，蓝也没有办法进入白的世界，因为白与真实一样，虽然存在，却无从把握，只是喻示着象征秩序的存在，就如同白喻示着黑的存在一样。同时，在人物与情节结构中，从开始蓝对所接手的事件的无知，以及黑对整个事件的操控，到蓝逐渐发现真相，而黑还茫然无知，直至最后的摊牌，与爱伦·坡的《失窃的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是奥斯特对坡的致敬，也是他对侦探小说经典的结构与重建。
与昆汀和蓝不同，《锁着的房间》中的“我”之所以陷入守望的深渊既不是因为偶然的好奇，也不因为工作所致，他对范肖的凝视与守望从他们的童年时代就开始了。两家人比邻而居，天分过人的范肖从小便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子，入读哈佛后不久，竟然选择辍学，以在远洋海轮上打工谋生，在外漂泊经年，曾在法国流浪、写作、打零工，过着不羁的生活，而“我”则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对于“我”而言，范肖的存在一度是生活的亮点和障碍，他既吸引着“我”，同时也是“我”生活中的阴影，因为他似乎总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尽管叙述中没有提到，但字里行间的一切已经说明“我”总是被动地为生活所选择，而不是选择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与范肖如同他们两人曾经掷过的那个硬币，表现出人类生活面临自由选择的两面性。小说的开始，“我”忽然收到范肖妻子苏菲的来信，信中说范肖失踪多日，遍寻未得，只留下大量的手稿，而按照范肖以前告诉妻子的，必须由“我”来处理这些手稿。昆汀是因为一通电话，蓝是因为客户的来访，而“我”则是因为一封信，而进入了他人的世界。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这个世界对“我”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我”与范肖一起成长，几乎是彼此最亲近的朋友；陌生是因为范肖后来的生活行踪不定，两人失去联系，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两人亲近的日子里，范肖也从来没有对“我”敞开过心扉。经“我”的编辑出版，范肖的作品一举成名，而我也与苏菲坠入爱河，共结连理。不过，如同昆汀和蓝一样，一旦进入他人设定的世界，“我”对于自己的生活就失去了把握。就在“我”似乎赢得美满生活的时候，竟然发现范肖根本没有失踪，而是隐姓埋名地生活着。在找出范肖的冲动下，“我”不仅答应出版社为范肖作传记，而且开始了对范肖生活的全面介入。在追寻范肖的过程中，“我”不仅与苏菲感情日渐淡漠，而且还做出了不少疯狂的举动，如与范肖的母亲发生亲密关系，在巴黎酒醉斗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