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行动－－1949北平纪事 赵立中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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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驻临潼地区原东北军总队的一零五师，亲自率领团长刘桂武、随从副官王围才等以及驻西安办事处留守官兵一百多人编成的连队，至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白凤翔原是土匪出身，外号“白阎王”，抗战开始以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在抗战初期曾立下了不少战功。由于白凤翔和徐宗尧是拜把子兄弟，二人也算是有袍泽之谊。
　　徐宗尧听到白凤翔投敌的消息，心里十分气忿，而且他又想到白凤翔出任日伪“东亚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手下辖有五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如果能把它化为抗日力量，对于在华北、西北地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徐宗尧是了解白凤翔的，由于多年的土匪生涯使他身上沾染了许多相互矛盾的习气，比方他讲忠义，可是对忠义的理解又相当偏狭，白阎王的忠义观中更多的是刘关张“桃园”风格的中国农民式的东西，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此而已，对个人利害之间的情感的重视有时超越了民族大义等等更高层面上的观念。张作霖对他好，所谓“大秤分银两”，老张在世时，对属下的战将是不吝财物的，钱也好物也罢，抢来的东西更是身外物，老张是用钱财卖下属的“忠”，建立在这种“忠”上面的才是义，这也附合中国农民的传统的忠义观，而实际上这种忠义观是颠倒了的，它甚至远不及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岳飞式的忠义观，更不及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的除了“士为知己者死”之外，还包含了诸如对国家民族负责的“贞节”观。
　　白凤翔式的忠义观的狭隘性，可能是造成他失去民族气节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只因为日本人很了解他的个性，用了很对症的
　　处方，使他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可是在徐宗尧看来，白凤翔这个人身上，也绝非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只不过那些更重要的东西被一时蒙蔽了而已。
　　记得郭松龄倒戈反张的时候，白和徐也在郭松龄的队伍之中，郭松龄所率的部队是张作霖的精锐，郭松龄毕竟也跟随老张多年，而且是颇得老张赏识的战将，他的倒戈就不怕手下同属老张培植起来的众多将士们反对吗？郭只是向将领们晓以大义，说明他背叛老张完全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民族大义的，当时，包括白凤翔在内的众多曾蒙受老张厚恩的将领不是也认同了郭的“大义”吗？
　　那么，白凤翔的身体里，显然是存在着“大义”的因子的。
　　另外，白凤翔的忠义观使他叛变了民族，也有更大的可能使他再叛日本人。这中间的条件也许更简单，只须像徐宗尧这样的“盟兄”出面，问题就可以解决。
　　于是，徐宗尧决心暂时隐藏他的第一战区河北游击司令部少将高参身份，只身化装前去策反白凤翔。
　　白凤翔当时驻扎在包头敌占区，而徐宗尧正在河南孟县北头村屯兵，两地相距千里之遥，而且要跨越敌我分界线。
　　徐宗尧拟定了一个临时行动计划，向上级请了假，告别了家人，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折换成两百现洋，带在身上，从河南孟县北头村出发，取道保定、石家庄先潜入老家天津。徐宗尧是天津人，而且他的一妻一妾姐俩也是天津人，加上徐氏家庭，虽不算豪门望族，但人丁兴旺，其叔伯及同辈兄弟多有在天津做事的。
　　徐宗尧来到天津后先到一个本家叔伯兄弟徐宗民家中，当时徐宗民在一个日本人吉野开的铁厂做会计。徐宗民知道宗尧已经在东北军中做了大官，见他突然身着便衣来津，知道必是因公务至此，当时天津日军警备司令部对治安管制极严，经常夜间突然袭击式清查户口，对没有日伪户籍的人，一经发现立即逮捕。徐宗民见了宗尧当时惊得目瞪口呆。
　　“你，你怎么悄悄来到天津？这儿是敌占区，要是发现了你，那咱们可全没命了。”徐宗民害怕地说。
　　徐宗尧毕竟是经过一些大事的人，笑着说：
　　“兄弟，不必害怕，实不瞒你，我如今是国军的少将高参，你如果现在拿我去邀赏，我这颗人头，至少也值一千块光洋。”徐宗民惊魂未定地说：
　　“你，你横竖不是上敌占区来送死的吧？”
　　徐宗尧说：
　　“当然不是，如今国难当头，好男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算不枉来人世，岂能白白送死。”
　　“那你此次来津又为什么？”宗民问。
　　“只因离家太久，想念家乡和老兄弟呀。”徐宗尧轻松地说。
　　“嘿呀，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好好抗你的日，日本人打跑了，咱家乡父老自然可以安居乐业，没事跑这儿瞎看个什么。”宗民说。
　　听话音，徐宗尧得知这位眼下在日本人铁厂干事的本家兄弟还没有丧失中国人的良心，于是他又说：
　　“抗日自然是要抗的，不过抗日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这次来津也是为了执行一项抗日的任务，不过我没有伪区良民证和户籍，行动不方便，所以来找你想个办法呀。”
　　徐宗民一听连连摆手说：
　　“不行不行，我一家老小在日本人刺刀下天天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一没钱财，二没势力，我能有什么办法帮你。”徐宗尧听了，当时从提包中取出一封光洋，沉甸甸地放在徐宗民面前说：
　　“兄弟当然知道我是当了大官的，钱嘛，虽然不多，但总够你我兄弟用的，没别的，这点小意思，算是我的见面礼，请兄弟收下。”宗民一见了钱，话音多少有点变。
　　“你在我这留住个三五日还可以，不过住长了怕是不行。”
　　“你们那位日本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徐宗尧问。
　　“你说吉野？他这个人就知道做买卖赚钱，不大欺负中国人，不过这人胆子也小得很，听他老婆说，他有个兄弟在日本皇军中当什么少佐，突然在湖北失踪了，天津驻防军司令部特高课的来找过他，怀疑他兄弟参加了反战同盟，叫他一有他兄弟的消息马上通知特高课。那几天他给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宗民说。
　　“那么后来呢？”
　　“后来他又托人使钱，买通了一个驻军司令部的高级官员，那官员向他保证说，无论出了什么事保证不会连累到他，他这才又踏实下来。”宗民说。
　　“这么说，他们日本人也吃贿赂？”
　　“吃，怎么不吃？跟中国人一样。”
　　“那么，我想见见这位吉野先生。”
　　“那可不行，他认得你是谁？我可以保证不出卖你，不管怎么说，咱俩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来，他一个日本人有什么把握不出卖你？”宗民说。
　　“我有办法让他不但不会出卖我，还得让他帮我。”徐宗尧说。
　　“你有什么办法？”
　　“我先问你这个吉野名字叫什么？”
　　“叫吉野太郎。”
　　“他有几个兄弟？”
　　“好像就有一个，而且断了联系，因为前不久他有个姐姐和姐夫从日本来，听他们说话，好像他家只有姐弟三人。”“那就太好了。”徐宗尧兴奋地说。
　　“怎么呢？”
　　“一般日本人的名字，老大叫太郎的，其他孩子就依次排下去，老二就叫二郎，这样，他弟弟的名字我就知道了，他正好有这么一个弱点可以利用。”
　　“你是想反过来用他弟弟的事威胁他？这太危险了，因为他弟弟究竟叫什么，你也不敢肯定嘛，万一出了漏洞，岂不是弄巧成拙？”宗民说。
　　“风险自然有一点，不过问题不大。”徐宗尧说“，另外，你放心，这事不用通过你去办，我直接去找吉野。”
　　“可是你一个中国人去找他，他不认得你，能相信你吗？”“这，我自有办法。”
　　“另外，他可能会叫我当翻译，他的中文不行，写字还凑合，跟他对讲，他听不懂，一叫我当翻译，不又得把我扯上了。”“扯上也不怕，我就装作跟你素不相识的怕什么？再说，我要找他，他决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更不会让你当翻译，这你放心好啦。”
　　就这样，徐宗尧在天津宗民家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他叫徐宗民尽量了解一下吉野的家庭情况，然后告诉他，他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在一天下午直接到吉野的铁厂找吉野来了。
　　吉野见来了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找他，表情有些痴木。
　　“先生是为了生意上的事吗？”吉野问道。
　　“不，我有个日本朋友也姓吉野，叫吉野二郎，不知道吉野先生认识不认识？”徐宗尧说。
　　徐宗尧完全是仗着胆子讲，如果吉野这时表示不认识什么吉野二郎，那就说明，吉野那位失踪的兄弟不叫这个名字，那徐宗尧就赶快找个辙溜之大吉，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吉野一听他这么说，马上显出紧张的表情，接着他用日语叽哩嘎啦地说了一句话。
　　徐宗尧摇头，表示听不懂他的话。
　　吉野显得有点着急，一个劲抓耳挠腮，一会儿，他神秘地对徐宗尧摆手，示意徐跟他走。
　　徐宗尧跟吉野来到工厂后面的一幢房子，看布置，这里肯定是
　　吉野的家了。里面出来一个穿和服的妇女，样子挺和善的，见了徐宗尧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温顺地走到一边去泡茶。
　　吉野用日语和那妇女（想必是吉野的夫人）说了几句话，妇女也用一种非常惊诧的目光看徐宗尧。
　　茶端上来，妇女用汉语说：
　　“先生请用茶的。”
　　“我的，吉野二郎的朋友的大大的。”徐宗尧说。
　　吉野点头，表示明白了这句话。
　　“你的是二郎的兄长的，他的对我讲过的。”徐宗尧又说。
　　吉野点着头，又说了一句日语，见徐宗尧还是摇头，他就找来一张纸，在上面写道：
　　“你的什么的干活？什么地方的来的？”
　　徐宗尧很沉静地说：
　　“我的中国军人，河北游击司令部的参谋的干活。”吉野显然听懂了这句话，脸上越发惊诧不已。
　　徐宗尧也把纸拿过来，在上面写道：
　　“吉野二郎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跟我们合作共同反对日军占领中国的。”
　　吉野看了，点了点头，样子仍十分紧张地看着徐宗尧，他大概不明白这位中国军人来天津找他干什么？
　　“吉野二郎介绍我来找你的，你的大大的好人。”徐宗尧说。
　　“我的弟弟还活着？”吉野用汉语说。
　　大概这时候他才回过点味来。
　　“活着，大大地活着，他很好。”徐宗尧说。
　　吉野示意徐宗尧请茶，然后又对妇女说了几句日语。妇女扭扭地走了出去。
　　“你的要尽快离开，我的特高课的麻烦的有。”吉野说。
　　“我的不怕的，中国人不怕的。”徐宗尧说。
　　不知怎么的，他和吉野对话的过程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他现在是只身深入敌占区，而吉野身为日本侨民在中国的日占区本来应当具有一种优越的地位，可是眼下吉野反而显得胆小如鼠，这使徐宗尧感到畅快，感到自豪，日本曾有人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徐宗尧在战场上也和日本兵多次刀戈相见，日本兵作战有股顽强劲，可是中国士兵在对日作战中其勇敢精神一点也不在日军之下。战争嘛总是互有胜负的，而日军取胜往往是由于武器较中国军队精良，徐宗尧也打过败仗，但他从来没有服气过日军。现在面对吉野，看到他那种害怕的样子，徐宗尧觉得说日本人的人种一定比中国人优越这纯粹是一种疯言浪语。
　　徐宗尧大摇大摆地坐在吉野的内室，看着吉野坐立不安的样子。
　　一会儿，妇女用一个托盘端来一些汪伪的货币。
　　吉野说：
　　“请先生收下，带给我的兄弟。”
　　徐宗尧笑着摆手说：
　　“这在我们那里是毫无用处的，再说，你兄弟二郎也用不着这些。”
　　吉野愣愣地看着徐宗尧。
　　徐宗尧只好又在纸上写道：
　　“钱的不用的，我们的大大的有，你必须帮助我的。”吉野看明白了。
　　“你的需要什么？”他问道。
　　徐宗尧在纸上写道：
　　“我的要购买药品，需要良民证和户籍。”
　　吉野看了纸条一个劲摇头。
　　徐宗尧说：
　　“我的要住在你家，这里安全的，等待你给我办好良民证和户
　　籍，钱的我大大的有。”
　　吉野这个人胆子小又好面子，听徐宗尧这么说，他愣了半天，说：
　　“很危险的。”
　　“没关系，你是日本人，这是在你们的地盘，我不怕的。”徐宗尧说。
　　吉野又和妇女嘀嘀咕咕了一阵子，说：
　　“先生请用饭吧。”
　　吃过饭，吉野带了一个人来见徐宗尧，徐宗尧一看，心里好乐。
　　吉野带来的这个人正是徐宗民。
　　有了翻译语言沟通就不大困难了，最后说定了几件事，一是徐宗尧化名王柄辉以河北工匠的身份在吉野的铁厂受雇；二是吉野尽可能通过上层关系为徐办理户籍和良民证；三是徐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四是吉野请求徐不得向日本军方说出他兄弟二郎的情况。
　　这样，二人达成协议。
　　当时，天津属于远离日本和中方交战的大后方，社会相对稳定，市场也较为繁荣，从北方各省来天津做生意求职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不少是从游击区或国统区来的人，要求办理在天津长住户籍和良民证的人也不少，负责这些事务的是汪伪政权天津办事机构，吉野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请求为自己雇员办理身份证明应当说并不困难，可是，当时汪伪政权先天不足，办事人员多属碌碌之辈，贪赃枉法成风办事效率极低，此事一拖就拖了两个多月。
　　徐宗尧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天津，直到九月下旬才把户籍和身份证办好。
　　这时候他才有条件去包头见白凤翔，实施他的策反计划。
　　徐宗尧先到北平，换了一身行头，以天津商人的身份乘京包火车途经张家口来到包头，找了一个旅馆住下。
　　他想先从侧面搞清白风翔的情况，再前去拜访。当时，正是日寇收缩正面战场，而集中兵力向后方游击区扫荡的时候，白部的大部分官兵受命在绥远、晋察一带配合日寇扫荡。徐宗尧以为自己来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