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一生-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察觉到的、损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时间。
我们的记忆是靠什么？靠事件。我们的生活是拿事件来做标志的。它们仿佛是路标，路标之间却是一片空白……比方说，我自从写柳比歇夫的小说以来，最近这几个月的时光都跑到哪儿去了？伏案写作的时间本身并不多，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我可是干事儿来着，一直忙得很；究竟忙些什么，却记不起来。是瞎忙还是忙的正事——这九十天该怎么总结呢？光这几个月倒也罢了……以往，年轻的时候，每逢过年，我总猛然想起，一年又过去了，我决心要做的，并且也向别人保证了的，又没有做成——一部小说没有写完，诺沃戈罗奇纳没有去成，有些信没有回复，同谁没有见成面，又是什么没有做……拖啊拖，结果是无可再拖了。
如今我尽量不去回顾。随遇而安吧，干了就算了。债务太多了。
当然，我也不愿意承认我是破产了。最好不去想它。最聪明的办法是对自己的生活别去思考。
用柳比歇夫的榜样来责备自己吗？这还得研究研究。这些个统计和总结会把人变得干巴巴的；唯理主义和时刻表会把机体变成机械，幻想丧失殆尽。我们本来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计划压得透不过气了——什么学习计划、广播节目表、科室计划、休假计划、冰球比赛程序表、出版计划。不管什么事，一切都事先计划得好好的。意外的事情凤毛麟角。奇遇是绝无仅有。连偶然性也绝迹了。至于事故，报纸上一星期只登一次，在最后一版。
把自己的生活逐时逐分地事先计划好，安排得象工厂里的流水作业——这值不值得？眼面前放着一台计算机，不停地计算着你的失误以及你对自己的放纵——这未必愉快！
驴皮记是最可怕的一个传说。不，不，人最好别跟时间发生直接的、公务以外的关系；不管你多留神，这个该死的时间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连最著名的哲学家面对着它那黑黝黝的吞噬一切的深渊也会张是失措……
柳比歇夫的方法，推翻它要比理解它容易。何况柳比歇夫并没有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并没有推荐给大家使用——它无非是他个人的工具，方便而不起眼，好比眼镜、用惯了的烟斗、手杖……
说不定这个方法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克制？再不然——谁知道呢——是一场延续多年的论战？……同什么论战呢？同一般的生活论战。同颓唐萎靡的愿望，同周围一般人那种大手大脚、对几分钟满不在乎的愿望论战。
正文 第九章 作者照例要做到自圆其说，并找出一个人人满意的公式
第九章作者照例要做到自圆其说，并找出一个人人满意的公式——
看了他的总结和日记，部分是看了他的信，一个钢铁般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去完成既定的任务。计划生活的骑士、机器人、献身于他的方法的苦行僧。
一九四二年，他儿子符赛沃洛德阵亡的噩耗传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满腔悲痛，却仍是一丝不苟地继续工作。
一九四二年的计划，他是这样规定的：
“……（1）我全年在普尔热瓦尔斯克。
（2）不放职。
（3）在应用昆虫学方面我本人不准备做很多工作，只限于领导以及研究伊塞克…库尔州的动物志……。因此第一类工作总量，计划可达到一九三七年的水平（该年的效率是创纪录的），但，第一，由于战事，无法出书；第二，我在基辅的学术文档肯定已全部被毁；第三，以我的年岁说，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开始完成我一生的主要计划——《理论分类学与自然哲学》。根据以上三个原因，一九四二年的基本工作方面不拟写成什么学术著作，只有三个不长的学术政治性报告要完成。”
计划了，也完成了。一九四二年是效率最高的年度之一。个人的悲剧仿佛没有波及他的工作精力，在日记、总结和计划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到时候了，到不能再拖、必须立即开始的时候了。他似乎计算过，他还剩下多少时间去完成他一生的大业。
私生活和心境不能妨碍工作。心境及其它的喜怒哀乐自有它们的时间，统统放在“家务”栏里。
我这话说得唐突了。虽然第几研究所的遥控实验室主任——一个三十岁的技术科学副博士，他对我说，这并不是唐突，而是强调人所需要的品质。他说，眼泪无助于消弭痛苦，人要控制自己，越快越好；为死者哀恸——这是宗教感情的残余；死者不能复生，哀恸有什么意思？
“殡葬仪式已经过时了，”他说，“您一定会同意，追悼会上那些动感情的讲话只会叫亲属伤心，不会有任何安慰。这办法不合理。现代的人应当是唯理主义者，而我们却对我们的理曾感到难为情，思想滥用感情，叫自己温情一些。”
他建议我通过柳比歇夫创造一个现代科学家的理想典型。计划性达到最大限度，不动不必要的感情，善于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同时当然又要高尚正派……
“……顺便说说，我可以奉告足下，这是理智的结果。意志和理智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如今，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理智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成就。唯理主义者老是挨骂。说实在的，为什么要骂？如果一切都出之于理智，这又有什么不好？理智同道德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真正的理智历来反对卑鄙和任何下贱的行为。聪明人懂得，归根到底，道德要比不道德有利。”
他的既天真又聪明的议论，流露出苦闷，流露出一种愿望，想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榜样。他需要一个巴扎洛夫，需要一个合乎理性的理想人物，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依靠合理安排、合理计划的生活；他的英勇的、道德高尚的行为是出之于理智而不是出之于感情。
如今，这个理想人物终于出现了：有这么一个人，才不出众，结果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成为一位大科学家、一个出色的人；这都是他自己一手造就，是他自己促成了自己的进步……在这方面，柳比歇夫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可以说，他是依靠他那最最合理的方法一手造就了自己；他创造了他的方法，他通过他的方法证明，如果把一切才能集中用到一个目标上，可以取得多么多的成就。只要连续多年有系统地、深思熟虑地采用他的方祛，可以超过天才。他的方法似乎使才能提高了。他的方法是远射程的枪炮，是把所有光线集中到一点的凸透镜，是加强器。它是理智的凯歌。
柳比歇夫按照他那尽善尽美的几何学来安排他的生活，不景一年两年的事了。他的漫长的一生，没有重大的偏差，确认了他的方法的胜利。他在他自己身上做了实验，得到成功。他的一生，是按照理智的法则安排的楷模。他学会了保持稳定的工作精力；他生前最后二十年，做的工作一点不比他青年时代少。他的方法有益于他的身心……不必去介意那些说什么机械性的责难。对理智也好，对心灵也好，机械性并不可怕。精神要去害怕科学和唯理主义，那多害臊！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该让机械性同精神发生冲突，而该让奴性的精神同崇高的精神交战。从知识和思维活动中得到丰富的精神，会摆脱机械性的控制奴役……
由此可见，我满可以向所有那些具有钢铁意志的技术专家，向我的在研究所和设计院工作的朋友们，向一切年轻的副博士和前程似锦的博士们，向一切憧憬着成就以及倾心于科学超人的人，介绍这位了不起的、并非虚构的英雄；他有名有姓有出处，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人物，取得了最大的有效系数。他所有的数据都一清二楚，创记录的指标项项俱在。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润时又是人为的产物，是自我创造的结果，令人五体投地。
我的那位朋友其实并不在乎这一切翔实可靠到什么程度，他不大关心我的主人公是否与真实的柳比歇夫一致。与原型有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主要的是要通过这个例子来强调主题思想，所谓完全为主题思想服务，就象果戈理那样……
他这一切，倒是想得相当巧妙，也有说服力，甚至叫我动了心。但活生生的柳比歇夫不让我这样做。我认识的那个柳比歇夫，见过面，谈过话，根据日记的记载，谈过“一小时三十五分”和“一小时五十分”，另外还谈过几次——是这个柳比歇夫不让我这样做……
正文 第十章 本章由柳比歇夫亲自定名为《论因子总量》，兼论由此得出的结论
第十章本章由柳比歇夫亲自定名为《论因子总量》，兼论由此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一切经过稍有出入。或者说，我列举的事实都是绝对确凿的，但除了这些事实还有其它的事实。它们破坏了画面，有损于结构的严整，有没有必要去考虑它们呢？文学和艺术不得不挑选事实，有的剔除，有的保留。画家画人的肖像，或画正面或画侧面。人的一半总是隐藏在画面的后边。
书页也是一种平面。我力争做到的，并不是立体，而只是立体感。互相矛盾的事实有损于形象的完美。它们会把铸件成品炸成小碎片；颜料脱离了画，在画布上乱晃荡。
我要是不认识柳比歇夫，一切都会好办些……
儿子的死，他伤心了好多年。他那个时朝所有的信札，连篇累牍都在回忆他的儿子，丧子之痛溢于言表，那是一种男子汉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在水面上滑行的人紧紧抓住汽艇的线索，一松手，一失去速度，他就会沉到水底。有些时候。他是如此地烦恼苦闷，以致只能机械地记日记，机械地做昆虫标本，机械地填写标签。科学失去了意义。他捱受着寂寞孤独的煎熬，没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见解；他知道他将证明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时间，需要抓零零一个人跋涉，横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够了。
他能够叫时间服从他，但不能左右环境。他无非是个凡人，激情、爱、挫折都能叫他分心，连幸福也会影响他的专心致志。
第二次结婚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宁静安谧。婚后不久，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老师：
“……纯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乐，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连我的学术兴趣也陡然低落了。亲爱的朋友，别责怪我；过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宽宥，这次仍请您原谅吧。这并不是对科学的背叛，而是一个软弱的人度过了严峻的生活，如今来到了草木繁茂的绿洲，流连忘返……”
坦白，即使是对朋友坦自，也需要精神上的力量。人总不能每天做忏悔。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仅仅是在他的日记中做记录，然后算出他较弱到什么程度，算出他为幸福付出的代价。在自己的面前做到这样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意志来自何处？他从哪儿汲取力量在一条孤独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身上那种在风雨飘摇之中屹立不动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这历来都很奇怪——堂吉诃德们、圣徒们、苦行僧们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人没有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动机突然变成了革命者，非要走上斗争的艰苦的道路？有客观情况的作用，有环境的影响，可是也有并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础，有某种注定了的东西，即古时候称之为命运的那个东西。
我摘引一段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给伊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的信（一九五四年）：
“简短地回顾过去，
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
（论因子总量）
“……我出于老年人的唠叨，想向您说明我从我祖先父母遗传来的因子总量。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当时受过相当‘专门’的教育；他们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农奴，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买卖做得很顺手（看样子，他们是交田租的农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说，我的染色体中有乐观因子，更确切地说，是乐天因子（这词出自拉丁文gilarus——快乐的意思）。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于霍乱。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在八九岁上，几天内接连死了母亲、父亲和两个姑母，都是得霍乱死的。但乐天因子的作用太强了，亲人落葬时他竟哭不出来；为了装样子，挤出几摘眼泪，只好用洋葱。后来，他不管说起什么往事，甚至是那些伤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这个人心狠，也不是对人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这个人最好了，无非是乐天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垂头丧气，不管环境多恶劣，他所有的熟人对他的乐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我同我的先人相比，我这个后代当然是退化得相当多了。但就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个乐观的人。
“我身上另一种因子，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以叫做争论因子或饶舌因子：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母亲娘家姓鲍尔土什金。明摄着，我的祖先得到这个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极爱抬杠；他每次坐火车，总要特地找那些爱争论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称他的心。
“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因子（这个词出自希腊文nomados——游牧的意思），甚至是冒险因子，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汉……
“……为了证实这个流派因子，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父阿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