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踪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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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傍晚6：30，我与黛安娜一起来到汉娜·格兰特的办公楼后面。五分钟前，我们还在争论，她突然一把把我从办公桌后面拉起来。现在我与她一起来这儿，就说明我输给她了。她把绅宝车瑞典名车。熄了火，还做了番推论。“如果找不到汉娜，早上我们就走不了了。就这么简单。”　
　　她说的没错。　
　　离圣诞节只剩下九个购物日，我和黛安娜·埃斯特维茨计划经落基山脉飞往拉斯韦加斯参加一场周末专题研讨会——黛安娜似乎对眼动脱敏与再加工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用于创伤后早期的心理干预，减轻心理创伤，重建希望和信心。很感兴趣，但我猜那更多是装出来的——汉娜则会好心地在我们离开时，替我们揽下诊所里所有的心理诊疗事务，否则我们是走不了的。　
　　黛安娜把我们在边界航空公司美国国内航线航空公司，基地设在丹佛。订的航班从第二天中午提前到大清早，这样她就能挤出几小时玩骰子了，但计划中这个微小的变动需要汉娜的同意。而汉娜——她有许多典型的强迫症症状，别人不回电她就心情忐忑，像在鞋里踩到一粒硌脚的石子一样——早饭后，黛安娜发给她三条短信，她一条都没回。　
　　“那是她的车？你知道她开什么车吗？”我问道。在这个极小的停车场里，仅有的另一辆车是部银色的大众帕萨特。　
　　“似乎是她的。”黛安娜的语调带着几分嘲讽，我猜她更在意这是辆新车，而不是品牌或型号。黛安娜的绅宝车上罩着一层米灰色的泥灰，与这辆一尘不染的帕萨特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科罗拉多秋末的暴风雪会使所有行驶的车辆溅上一层泥，上周末我们就遇到一次。　
　　我下了车，朝汉娜的车内瞥了一眼。仪表盘上整整齐齐，车厢厢底没有薯片屑，杯托里也没有健怡可乐罐。只有后座一本没拆封的《世界时装之苑》才能说明这车不是刚从车商展示厅里抢劫来的。　
　　杂志的邮寄地址栏上写着“H。格兰特收”，收件人地址是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角落的编码显示预订到明年4月将要结束。“是她的。”我说。　
　　黛安娜也走到帕萨特旁。“汉娜看《世界时装之苑》？”　
　　我的反应跟她略有不同；我在想，汉娜会把杂志落在车里？怎么会这么粗心！我说：“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这表明她正在里面接待病人。她一有空就会给你回电话的。”　
　　“这些我不知道。不过我有种感觉，”她说。“不祥的感觉。”　
　　“对汉娜？”　
　　“一点点，但更多是对拉斯韦加斯。”黛安娜声音低沉。她把双骰子赌博看得很重。“我们进去吧。”她说。　
　　汉娜是个社会医学工作者，她的诊所就在百老汇大街最靠近山脉一侧的一排老房子里，离珀尔商业大街也只有几个街区。原本在这儿一排大大小小的房屋中开店的都是律师和会计师，但十几年来，许多心理诊疗师搬到这儿，逐渐占领了这片城区的大部分地皮，把他们统统赶走，然后开办了许多心理健康诊所。被赶走的专业人士只得搬往新建于停车场上的摩天大楼，虽少了份宜人，但与坎宁大道仅隔几个街区，显然多了份实用。　
　　这是栋平房，后门锁着。我和黛安娜沿着一条石板路走下去，路边一小丛丁香花正赤裸裸地等待着寒冬的到来。我们走到房前，上了几级楼梯，走进一间原本很可能是客厅的候诊室。里面开着灯，房间一头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一头鬈发，浓密得令人吃惊。她坐在绿天鹅绒沙发上一边翻阅《瑜伽杂志》，一边大声嚼着一袋奇多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主要品牌之一，包括天然薯片、虾条、玉米圈、威化和小米饼等。。我注意到她抬头瞄了我们一眼，接着又看了下手表。　
　　我发现她指尖和头发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汉娜的办公室是哪间？”我小声问黛安娜。我从没来过这儿。而汉娜是黛安娜的密友，我相信黛安娜应该知道她的办公室在哪儿。　
　　　
　　“走廊尽头左侧那间，右边是玛丽的。”　
　　“玛丽”是玛丽·布莱克，医学博士，精神病医师。几个星期前，就在感恩节前夜，她没用人工催产素就生下了三胞胎。玛丽做母亲的时间和产假有所延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汉娜将在这儿单独工作一阵子。　
　　黛安娜沿着走廊走向办公室。“看，”她说。　
　　　
　　汉娜办公室的门缝里塞着四张折好的纸条，两张写着“汉娜收”，另外两张分别写着“H。格兰特收”和“H。G。收”。黛安娜拿起了写有“H。格兰特收”的那张，这张纸条看起来是写在了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日历上还印有小布什无意间所说的幽默语句。　
　　“黛安娜，你干吗？”我脱口而出。“这可能是病人留下的，你不能看。”　
　　黛安娜立刻把我顶了回来。“当然是病人留下的，这就是关键，”她说。她看了那张便条一眼，递给我说，“看，汉娜错过了1点的预约。”接着，她抽出写有“H。G。收”的那张。“看到吗？4：30的也是。如果她的车在这儿的话，怎么会错过所有预约呢？呃？这怎么解释？”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　
　　其余两张是更早的病人留下的。显然，汉娜至少错过了上午9点后所有的预约。　
　　狭窄的走廊里，那个一头罗莎娜·罗莎娜达娜美国电视节目《周末快报》的记者，其发型为蓬松鬈发。式橙发的女人出现在我们身后。虽然踩着又高又粗的鞋跟，但要看到黛安娜的眼睛，她还是得仰着头，保持锐角角度。“你们找汉娜？”她问。“我和她约在每个星期四6：15，她从不迟到。”　
　　这女人口气中不只有些恼怒，还有些别的什么。关心？害怕？我不知道。但她说汉娜从不迟到是没错的。汉娜的强迫症在朋友和同事中是出了名的。她以前从不迟到！　
　　从不。　
　　我开始感到嗓子里有点酸；我也有种不祥的感觉。但与黛安娜不同，我的感觉与骰子绝对无关。我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门。我这样小心谨慎在黛安娜看来显然太怯弱了；她以美国曲棍球联合会级别的力量用屁股把我顶到一边，握住手柄。　
　　门徐徐开了。　


　　　2




　　汉娜那只崭新的高级黑漆皮手提包巧妙地立在房间的地板中央。拱形提手也恰好竖着。只是包被放在了地板上。　
　　它本不该在地板上的。　
　　看到手提包在房间中央，黛安娜的反应显然与我一模一样。但由于她大脑皮层到口腔的距离比我短得多，她先说出了结论：“汉娜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　
　　黛安娜是指包被放在了地板上。不会。　
　　在房间中央。从不。　
　　汉娜肯定有专门摆放手提包的地方。一个专门的地方。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儿。也许是桌子抽屉，或是标有“P”的文件柜里某个更隐蔽的地方。但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她绝不会把包放在房间的地板中央。　
　　办公室其他地方都很整洁——强迫症造成的整洁，只有一个例外：汉娜的外套扔在桌上。我看到外套口袋里露出半截卷皱的救生圈美国纳贝斯克公司出品的一种卷糖品牌。糖纸。　
　　那个与汉娜约在6：15、头发颜色像切达干酪原产于英国切达地区的一种特别种类的奶酪。的女人在我们身后，想尽办法往办公室里张望，但她太矮了，被我们挡住了视线。她拍了拍我的后背，我转过身去。　
　　我说：“您好，我是艾伦·格兰戈里医生，格兰特女士的同事。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您不妨先在候诊室里坐一会儿。”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用了安慰人的口气，好似裹在羊毛里的开水瓶，温暖却不烫手。　
　　但无论是我的话，还是语气都没达到预期效果。“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这女人边抗议，边敲敲手腕上花哨的紫色瑞士斯沃琪手表瑞士名牌手表。表面。我可以听得出她很生气，一想起那袋奇多，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汉娜为她诊疗时努力避免临床回归心理学专用词，指退回到较早的或较不成熟的感情或行为方式。的场面。　
　　“我知道，”我的口气更加平和了。“我知道。但今天情况有点特殊。如果您愿意留下姓名，我保证一旦我们把事情搞清楚，格兰特女士就会打电话给您。我会告诉她您来过。我保证。”　
　　　
　　可她一点儿都不满意。“我就在这儿等着，”她说。“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但愿现在不用收费。”　
　　我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坐回到候诊室的天鹅绒沙发上。她坐下时指尖在深绿色天鹅绒软垫上留下鲜亮的橙色印迹。看她坐定了，我便回去找黛安娜，她正站在汉娜办公室的门口。　
　　我说：“黛安娜，你应该去洗手间看看。可能汉娜滑了一跤或是什么。”　
　　“哦，天哪！”她说。“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她立刻从我身边冲进走廊。　
　　如今我也不确定自己当时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觉得茫然又愚蠢；也许是出于直觉；又也许是以为“奇多”女士可能会回来，想找个地方躲躲。我不知道。　
　　我朝狭窄的走廊另一边跨出半步，转了转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把手。我吃惊地发现门没有锁。我忙松开手，可紧接着门自动打开了，好像这栋老房子朝那个方向倾斜了些似的。　
　　只往里看了一眼，我就知道汉娜死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活人的肤色不可能是那种暗灰色，而且活人不可能也不会摆出那种姿势。汉娜仰卧在一张方形皮软凳上，头距离敞开的门只有一码。双腿随意叉开，上身与下身成四十五度角。双腿下方的印度手纺毯上有一摊篮球大小的深色印渍。我内脏的反应告诉我：是血。但我的鼻子告诉我：是尿。　
　　　
　　汉娜的右手臂弯曲着，右手拇指被丝绸衬衫靠近腋下的那块布勾着，就好像死亡时在考虑要搭车去哪儿一样。　
　　奇怪的是，汉娜衬衫的左半片前襟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露出了几英寸灰白的腹部。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把衬衫塞在胸罩下面呢？我摸不着头脑。　
　　汉娜的嘴张开着，一如她的双眼。她漂亮的深色头发披散开来，有八九英寸，正好从脑后一直垂到已脱漆的地板上。　
　　我单腿曲膝，伸出三根手指，用指尖碰了碰汉娜颈部平展的肌肤。我避免直视她深棕色的眼睛，但她的双眼就像一潭深水把我吸引过去。我的指尖移来移去，可怎么也找不到颈动脉。不过这已不重要了；指尖感觉到的冰冷已经告诉我不可能找到了。　
　　汉娜死去已有一段时间。我想起塞在她办公室门缝里的那四张便条，看来那天早晨的某个时候她就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了。这很容易计算。我的表显示现在是傍晚6：45，汉娜错过的第一个预约大概是十小时前，即上午9点。我早期曾做过不长时间的验尸官调查员，懂得了一些小知识，尸体在室温下会以大约每小时一度的速度降温。我估计刚才指尖感觉到的温度比我的体温足足低了十度。　
　　但我知道也可能略高或略低。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有限的。我把死亡时间的可能性放宽到前一天晚上，试图回想从一个人死去到尸体发出恶臭大约得过多久。但想不起来。　
　　我有意识地轻轻吸气，就好像从没呼吸过这间房间里的空气似的。空气很不新鲜，还有股酸味，惟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便是那股尿味。　
　　我知道验尸官推算死亡时间会计算飞行昆虫及其卵和蛆的生命周期，但我立即决定把那些昆虫学方面的计算留给他们去做。　
　　　
　　我也足够清醒，知道自己一直在胡思乱想，这样就不用强迫自己去面对事实：我竟然独自和一位朋友的尸体待在她的办公室里。　
　　身后传来冲马桶的声音，紧接着是水流声、开门声和走廊里熟悉的脚步声。黛安娜显然忘了这儿不止我们两个人，她大叫道，“汉娜不在那儿，可我憋不住了。”　
　　我退出房间，看见黛安娜正从洗手间走回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的表情让她警惕起来，并迅速变为震惊。我挡在玛丽·布莱克办公室门前，一把抱住黛安娜，不让她进去。我贴着她的头发，低声说，“你的朋友死了。我非常，非常难过。”　
　　黛安娜听到了我的话，喉咙里发出悲恸又令人心酸的声音。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现实，以及最初难以置信的悲伤，都融合为长久而忧伤的哀号。　
　　我抬起头，发现那位“奇多”女士正站在走廊另一端，眼泪从她脸上滑下。从脸颊上鲜亮的橙色痕迹，看得出她曾经想拭去悲伤。　
　　但是没有成功。　


　　　3




　　黛安娜和我都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了。　
　　我费尽全力才把黛安娜从她朋友那僵硬的身体旁拉开——我还是无法称其为尸体——又　
　　使出浑身解数才说服了黛安娜和“奇多”女士到屋子外面等警察来。　
　　汉娜的死令我震惊，但与黛安娜或是汉娜的病人相比，我失去的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不久就可以振作起来。　
　　但黛安娜现在就需要振作。　
　　我用手机拨打了911，与黛安娜一起无助地站在屋前的走道上，她说，“我不想留下汉娜一个人。她不应该一个人待着。让我进去陪陪她。求你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紧紧抱着她的肩膀，低声回应了她的请求，但现在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我紧紧抱住黛安娜，再次强调：她不应该回屋去。　
　　如果汉娜是在家里病死的，我会领着黛安娜到她朋友的床边，绝对不会阻止她。但现在很明显，汉娜很奇怪地死在了同事的办公室里。以前当验尸官调查员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我，在一切水落石出以前，事故现场应当维持原样。　
　　三件事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　
　　汉娜死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她自己的办公室。　
　　汉娜的手提包在自己的办公室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