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踪影-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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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除了与大学物理系的女上司不可避免的接触外——就是她坚持要鲍勃接受心理诊疗的——他来我这儿接受诊疗几乎就是他全部的人际接触了。当然上网不能包括在内。虽然我估计他更信任我，但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他对学校上司的信任都是相当有限的，对我的就算多也不会多到哪儿去——在
偶尔的休假期间，他都不肯把他桌上的那盆秋海棠交给她照料。
他对我肯定算不上非常信任，因为他不肯采纳我提出要他接受精神药理诊疗的建议。我提过好几次，但都是轻描淡写。我希望适量的抗抑郁药能让他把悲观的情绪发泄出来，但通过药物改变他那种人格紊乱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我得承认——想通过心理诊疗让他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极小。
但这并不是说我会放弃尝试。
鲍勃毕竟还是很信任我的，因为他每星期二下午4：45都会来找我。那是我们关系的根基。两年来，他只缺席过一次，而且四星期前他就已经提前取消了那次诊疗。一星期一次，四十五分钟，我们说好的。鲍勃知道诊疗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是一百次诊疗后，他对诊疗时会发生些什么只有一个最模糊的概念。
我特地把他的诊疗费调整到原来的一半，这样他就不至于因为没钱而不来就诊了。鲍勃总是在每月最后一次诊疗开始前，不等我把账单给他就把钱付了。他每次都把支票封在同样的信封里，同样的折法，封两次，第一次把信封粘好，第二次再用两条斯科奇牌胶纸封好。
鲍勃的字又圆又小，好在还算清晰。第一次我是用放大镜看他支票上的数字的。我不知道大学信贷协会是怎样看清他的支票的，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看清了。
有时，我们的心理诊疗采用非传统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进行的交流在外人看来更像是社交技能培训，而不是心理诊疗。鲍勃对如何进行人际交流一无所知，跟艾斯伯格综合征与自闭症类似，主要特征为非语言交流障碍，语言交流奇特，社交中的自我倾向，对他人情感的认知化处理没有情感性的共鸣等。患者差不多。有时他是出于好意，但却造成无心伤害。有时他显得非常冷酷，而其实，他只是想自我保护。第一年秋天，我曾花了六次诊疗时间教他如何在学校物理系上班时，对走到他办公桌前说“早上好”或“您好”的学生做出不同的反应。
他过去一直这样回答——“有区别吗？”，对他来说，这个回答再好不过了。
说到在为鲍勃做心理诊疗过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随着诊疗次数的增多，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像豪猪一般容易相处的人。用行话来说，就是我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反移情在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中，反移情概念是治疗师自己还没有解决的心理情结，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被激活而将这部分内容投射到治疗过程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对他的困境产生了无限的同情。
我发誓要一直留心这事。
14
鲍勃同米勒一家的关系没有表现得很特殊或很有趣。他没有照看过马洛里，也不是米勒太太的高中同学。他跟他们不是朋友关系，也从没在他们的家庭假日聚会上扮演过圣诞老人。其实，鲍勃之所以跟小女孩失踪一案有关，似乎是因为他跟许多其他收看有线电视新闻的观众一样，看了之后心情沉重，而鲍勃似乎更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担心他再这么下去，就会轮到我因为小女孩的失踪而困扰不已，至少在每星期四十五分钟的咨询时段会这样。
鲍勃因为马洛里的案子而不知所措，我发现这点时，并没有十分激动。他告诉我他已经深陷其中时，我默默恳求：不，请不要这样。从临床诊疗的角度出发，鲍勃已经有太多的困扰。他同时患有那么多病症，没必要再对他说上一大通，让他多一层困扰。从自私一点的角度出发，我已经开始希望——就像大部分博尔德人一样——就让小女孩失踪一案随风而去吧，就当萨姆和他那些志趣相同的同事们说的都是对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失踪案。且不谈从黛安娜那儿听来的最新情况，我们希望马洛里·米勒仅仅是个普通少女，因为促使少女离家出走的众多糟糕的原因之一而自己跑掉了。
可我没那么走运，从鲍勃第一次说出她的名字——“那个马洛里，你猜她是跑了还是被绑架了？”——我就意识到我们得花上若干个星期二咨询的时间，就有关她的最新消息及她本人的故事喋喋不休。从他仔细翻阅《询问报》和《星报》开始——不是他买的；他从学生会那儿找了些被扔掉的杂志回来——我就开始被迫听他讲关于马洛里的小道消息，而这些消息从稍稍正规一点的消息渠道是得不到的。
这些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鲍勃曾因科比的事困扰不已，后来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事，当然还有斯科特·彼得森的事。这回也差不多。
我很不情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似乎都不能摆脱马洛里·米勒的阴影了。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那周的咨询跟以前的几次一样，鲍勃显得心不在焉，我们常常冷场。令我吃惊的是，结束前他提出一个以前从没提过的要求，问我能否在那星期的后几天再见一次面。
我是否看到了“圣杯”《圣经》故事中耶稣受难前与十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即“最后的晚餐”时用的杯子，后来给了亚利马太人约瑟，现在多指渴望得到但又不易得到的东西。——在对一个人格分裂患者诊疗的过程中出现的转机与希望？几乎不可能，但我仍欣然同意在星期四，也就是那一年的倒数第二天再为他做一次咨询。
15
那天晚上，我帮格雷斯洗澡时，电话响了。劳伦接了电话，她讲了几分钟，然后走进浴室，把一条毛巾和无绳电话一起递给了我。“黛安娜找你，”她说，于是，陪格雷斯在浴缸里玩耍时的快乐心情转为了这通电话带来的不确定的愉悦。
还好，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嗨，”我边打招呼，边走出浴室，穿过卧室，来到窗前，正对着山。月光下，山上还没融化的雪泛着荧光。
“我在想，”黛安娜说。
“嗯。”
“汉娜的事。”
我一点也不吃惊。从汉娜死后我们已经谈了十几次。我们会再谈十几次，然后也许再谈十几次。我的这个朋友喜欢把喜怒哀乐都大声说出来，她还在想着汉娜的死。
“这种事得花时间，黛安娜。一直如此。你知道，尤其是一年之中的这段时间，节假日更不容易忘掉。”
她叹了口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把一通用来安慰人的话咽了回去，又说，“没事，你接着讲。”
“如果她是因为跟马洛里·米勒见过面才死的，那怎么办？如果她就是因为那时见了这个孩子一面才招致杀身之祸，那怎么办？”
“嗯……我在听。”
“别这样，我讨厌这种口气。你觉得我疯了？难道你没这么想过？”
“实话告诉你，我真没这个想法。”其实我想到过——那么一瞬——但我不能这么承认，否则一不留神，又会惹得黛安娜的多疑症发作了，就好比把一条恶犬放进了一个洞穴，而里面住着一条龙。
“汉娜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有这个可能吗？”黛安娜声音低哑，感觉像有什么阴谋。我不明白。
“你在家吗？”我问。
“对。”
“你说话怎么那么小声？”
“我也不知道。不过说这种事时总该小声点的，不是吗？”
“没事，我只是有点奇怪。”
“回答我的问题吧。”她还是说得很小声。“汉娜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
“对啊。”验尸官的结论是死因“不明”。这无法说明汉娜是被谋杀的，也无法说明她不是被谋杀的。我们都知道黛安娜对这件事早有猜测。
她把她的推理全盘托出。“斯洛克姆找不出谁有谋杀汉娜的动机，对吧？”
“对。”我可以欣然赞同黛安娜的观点，斯洛克姆没查出作案动机，而且我还知道他也没能查出凶手的作案手段和时机。案件三要素他一个都没查出来。
“那么，如果动机在于马洛里告诉了汉娜某些事，某些需要保密的事，那会怎样呢？”
我想了想。不可能。时间上不可能。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一星期就死了。
“那她会说什么呢？”
“不知道。我认为你能够……猜得到。这是你的专长，我可不行。”
专长？但愿这词跟“拜托”不同。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发挥我的“专长”要让黛安娜失望了。马洛里可能告诉汉娜什么秘密，我真的一无所知。
劳伦在浴室里大叫：“宝贝儿，帮我去看一下炉子，我在煮东西。”
我嗅了嗅，一股诱人的香辣果子酒的味道，我顺着香味进了厨房。冒着热气的苹果酒里掺着根肉桂枝和一些丁香。黛安娜打来电话时，劳伦正在准备晚餐。我把煤气关掉，但就站在附近，这样香气就能扑到我脸上了。
黛安娜等得不耐烦了。“你还在听吗？”她问。
“我在想事情。”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要不要往果子酒里加点威士忌或者朗姆酒。
“想出来了吗？”
我说：“要是汉娜在马洛里失踪后才出事，你这样考虑可能还有点道理，但汉娜是先死的，而且是在马洛里失踪前一个多星期就死了。”
“你肯定觉得我疯了。”
她总算不问问题了。“没有，打电话以前，我也没觉得你疯。”
“有意思。”
“从你跟我讲的这些来看，她们俩应该没讲到什么要紧事，没什么事值得杀汉娜灭口。”
“她提到她爸爸‘可能怎么怎么’。记得吗？”
“但问题在于她的意思可能是她爸爸要她学中提琴，或是转学，或是戴矫齿架。谁知道呢？汉娜没说明白啊。”
“我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艾伦。”
那当然，这是我的专长。我说：“抱歉。”
“你不想管这事，是吗？”她问。
黛安娜这么问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她只是太晚才意识到我不想同任何跟博尔德最新的小女孩走失案有关的事扯上关系。
“我是不想，但我会管。”
“是因为格雷斯吗？”
“我想有一点。”
“还有呢？”
“我正关注这件事。我不想八年前的悲剧重演。这种事太恐怖了，我现在是个父亲了，所以……”我本想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竭尽全力，但那样的话，黛安娜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其实我想与马洛里·米勒这件事彻底划清界线。
她口气软了下来。“好好想想吧。也许你能想到什么。至少把这事放在心上，好吗？”
“好吧，”我说。“我会考虑的。”
格雷斯吃得一脸果酱，劳伦裹着法兰绒睡衣，纤细的脚上穿着一双乌格牌羊皮棉拖鞋。我捧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果子酒暖手。我们三个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一起读着关于女孩、鲜花、小狗还有小伙伴的睡前故事。
格雷斯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咯咯地笑。
劳伦一天忙下来声音有些沙哑，听上去却平静而舒缓，我抱着格雷斯，比平时抱得更紧了。
格雷斯去睡觉了，劳伦悠闲地沉浸在台球游戏中——要是我们有些桌子、椅子，而不是这张锦标赛规格的台球桌——这间房本该是用作餐厅的。然后我走下楼，到地下室开始做室内山地车运动。我很快热完身，可能太快了点，因为不一会儿我就达到了想要的速度。
我在想，要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到我的诊所来要求接受心理咨询，我会怎么办？
马洛里很可能对汉娜说过这事“很重要”或类似的什么话。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心理医生，没有谁会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说明这事有可能跟虐待儿童有关。而且一个孩子要报告这类事，那么成人，特别是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就有责任仔细倾听。
我还在想，大约十年前汉娜应该在候诊室里遇到过一个小女孩，现在看着眼前这个站在她办公室里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她会想起她吗？马洛里的话有没有让她想到些什么呢？
还记得我吗？我是马洛里。
我尽量设身处地地去考虑问题。我会在十年后记起这个孩子吗？或者更进一步，我还会认出这个孩子吗？
我想不会。米勒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而且孩子长得快，有时才几年，我朋友的孩子就会长得变了个人似的，让你认不出来。阿德里安娜的儿子乔纳斯去年一年就完全变了个样。萨姆的儿子西蒙甚至在几星期内，就从一个小毛孩长成大孩子了。
即便汉娜没有忘记那个小女孩，这段记忆对她也没什么帮助。她不可能知道玛丽·布莱克给雷切尔·米勒做诊疗的事。
可是为什么马洛里提到她父亲时那么含糊其词？
最让我困扰的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坚持要做心理咨询，却又对她家里的事闪烁其词？
我做了几个有关诊疗的较有把握的假设。
汉娜可能直截了当地问马洛里家里有没有人吸毒特别是酗酒。但她没跟黛安娜提到过这些，显然那就是说，如果她问了这个问题，马洛里的回答令她很满意。
如果马洛里说出她母亲有精神病史，我猜汉娜会直接或间接设计一些测试，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遗传了她母亲的精神病。如果是这样，那马洛里通过测试了吗？
我不知道。可能吧。未知数太多了。
劳伦在台球桌上传来忽重忽轻的撞击声，我听了会儿那声音，又把注意力重新放到自行车上。我提醒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无端的猜测。
马洛里说过她爸爸“将会怎样怎样”。
那他到底会怎样呢？
这跟马洛里对假期产生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