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踪影-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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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稿纸的底部，我又加上一笔为他妻子支付的大致费用。他妻子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州的住处所在城市既是赌城又是旅游胜地，她还有无节制地参加婚礼的怪癖。
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再将个人所得税计算在内，我能够大致地估算出比尔·米勒在税前究竟要赚多少钱才能维持所有的花销。得出的结论是，我估计比尔·米勒每年至少得赚三十万美元。
心理医生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倾听病人谈论他们的个人隐私，比如收入之类。这些年来，听了这么多病人谈到各种职业不等的工资水平，我已经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在博尔德这块地方干哪行过哪样的日子。
作为一家零售连锁药店里的地区经理，比尔·米勒不可能一年赚三十万美元。在我看来，比尔·米勒能赚多少呢？最低八万到十万美元。最高十五万到十八万。最多十八万。
不可能再多了。
这根本不足以让比尔支付两处住所的开销，光是应付雷切尔爱参加婚礼的怪癖，他的手头就已经很拮据了，当然这还不包括付给霍华德牧师的那笔钱。
是家里的钱吗？可能是什么地方的信托基金，或是一位很大方的亲戚刚刚去世所留下的钱，这些都有可能减轻米勒家的经济负担。但比尔并没提到任何有关他靠家里的钱减轻经济负担的事。
我又开始疑惑，比尔·米勒到底是从哪儿得到钱可以负担得起两处住所的开销？这还不包括他支付给卡纳达和霍华德牧师以及提供雷切尔参加各种婚礼所必需的钱。
我不知道。但我开始觉得这个答案一定很重要。
马洛里曾说她的父亲可能怎样怎样。
我把铅笔扔到桌上，然后看着它滚过桌面，落到地板上。
有那么几分难过，但更多的是无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刚刚已经跨过了一条重要的道德底线。与比尔·米勒的会谈不是一次诊疗，我与他见面并非为了他的临床诊断。
不管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我和他见面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
48
星期五上午通常由我一个人来照顾格雷斯，因为那天我休息。那天上午，劳伦要审判一个案子，而韦弗从十点到十二点要上化学课。好在韦弗人很好，她答应在我和比尔·米勒见面时帮忙照看格雷斯，但我必须尽快赶回去照顾女儿，以确保韦弗上课不会迟到。
格雷斯和我通常利用星期五外出和购物，但冬天的早晨太冷，我们有时就把这种“通常”扔到一边，舒舒服服地窝在家里，享受滚烫的苹果酒、温暖的炉火，和听话的小狗待在一起。还有书。
一夜之间，气温跌到了个位数，窝在家里似乎是个绝妙的主意。然而黛安娜、鲍勃、拉乌尔和马洛里让我很不安，无法去享受这份惬意，于是我用棉毯、羊毛毯和填絮纤维毯一层层把女儿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她抱到外面的奥迪车里，把车座加热器的功率调大，开始向西行驶，那时候大概是在9：30左右。格雷斯是个很好的旅行者，虽然天气恶劣，但她状态似乎好极了。
眼前平顶山的崖壁一侧罩上了一层薄雾，就像是哪位设计师觉得这些山麓小丘在那个清晨正需要一层轻纱作装饰。正当我们转弯接近城市北部陡峭的山地时，冰冷的薄雾中有些很小的闪闪发光的结晶体落下来。“快看，格雷斯，在下钻石雨呢。”
格雷斯笑了。每个星期五上午，在她想小睡一下之前，我都会觉得非常快乐。
在接下来一英里左右的旅途中，我一直在向她解释什么叫三胞胎。我曾一度相信她已经弄懂了三胞胎的概念。然而当她开始大声嚷道“三个我，三个我”时，我十分肯定我还要给她看一个实际点的例子才能让她明白这一点。
我事先没有打给玛丽·布莱克说我们会去她那儿，主要是考虑到她可能会让我们别去打扰她，不过这也是因为我几乎能肯定她正待在家里，而且如果事先通知说我会去她家，就给了她整理思路的时间，对我来说并没有这个必要。我之所以会如此肯定玛丽在家，是因为在一月份这种接近零度结冰点的天气里，带一个孩子出门都要花番力气，如果要让玛丽帮三个六星期大的小家伙都穿戴好，然后再拖出家门，实在需要有个好理由。
玛丽的丈夫戈登是一个麻醉师，他俩与他们的三胞胎一起住在宽敞的现代化农场里，位于一块远离富特希尔斯公路的飞地属于某行政区管辖但与本行政区主体不相毗连的土地。上，就在勒弗特汉德大峡谷峡谷口的正南面。这栋房子并不适合有三个婴儿的家庭，它远离市区，几乎完全位于山区，给孩子的就医、入学和踢足球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当我看见房前竖着一块标有“出售”字样的牌子时，我一点儿都不惊讶。孩子可以改变很多事，确实是这样。
而三胞胎可以改变一切。
下车之前我想看一下语音信箱里有没有拉乌尔的留言，但由于山体的阻挡，我的手机接收不到信号。也许这是三胞胎父母决定搬得离市区近一点的又一原因。
气象工作人员预测的奇努克风还没有袭来，我松了口气。奇努克风是一种十分猛烈的下坡冬季风，是加利福尼亚传说中的魔鬼圣塔安娜风风速度快且较干燥，是加利福尼亚历史上大范围森林火灾的主要帮凶。的兄弟。奇努克刚从大陆分水岭蜿蜒穿过蒙大拿西部山区，是一条区分北美洲大平原与太平洋海岸区的自然地形线。的顶峰吹下来时是温暖的，但穿过峡谷时，受到挤压，开始加速，最终以每小时50到100英里的速度从丘陵地带向科罗拉多弗兰特岭周围的区域呼啸而去。
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不要站在大象呼吸的地方。同样，在博尔德县，当奇努克袭来时，勒弗特汉德大峡谷峡谷口也不适合停留。
我摁了摁门铃，玛丽过了一会儿才来开门，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她在家。
“艾伦，你怎么来了？”
她似乎很惊讶。这点很明显。惊喜？那不大可能是真的。玛丽两手各抱着一个胖嘟嘟的儿子，而这个刚诞生不久的三人合唱组里的另一个成员则在里屋的某间房中大哭大闹。玛丽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哭声。
“嗨，玛丽，这是格雷斯。格雷斯，这是玛丽·布莱克医生。”
“你好。”格雷斯向她打招呼。
“孩子很可爱，玛丽。”我说。
玛丽叹了口气，挤出一丝微笑。“是啊。谢谢你提醒我。进来吧。”她很郁闷地说道，领着我们来到客厅，这儿已经按需要改造成了保育室。那些成年人的家具——有很多皮革的、石料的，还有玻璃材质的——都已经被移到了这个狭长的房间的尽头，剩下的绝大部分空间都堆满了婴儿用品，包括三只从仓储商店买来的好奇牌巨型玩具箱和两张相同的换尿布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尿布桶的特殊气味。
“稍微等一下，我去把孩子交给保姆。格雷斯，你想和我一起过去看看小宝宝吗？”
格雷斯兴奋极了。她看着我，希望得到允许——我点点头——随后她便牵着玛丽的手，跟着走进里屋去了。
“有时候，我想肯定再也没人愿意上这儿来了。”玛丽回到客厅时对我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她摇摇头，但我觉得她的表情在说她知道。难道是我误解了？玛丽看起来很憔悴，头发乱糟糟的，脸上也很久没有化过妆了，身上的那件羊毛衫也被乳汁弄脏了，那些乳汁本应该是被婴儿喝下去的，也可能是它自己流出来的。是睡觉时留下的吗？我猜不是最近留下的。
“三胞胎的确很难带，我完全能够理解。”
“难带？一只小狗也很难养，艾伦。一个孩子能改变一切。这一点你知道的。三个？你简直无法想像这会怎样。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了。我对圣诞节的概念都模糊了。”
“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再次问她。
“一点都不知道。”
她回答得很谨慎，还有点儿戒备心。“不管你信不信，我来是希望你能和我一起会诊一个病例。”
她的眼神仿佛在说“你肯定在开玩笑”。“我真的……不在工作，假期还得延长。原计划休息六个月，但现在看来还不够。我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我建议你还是和别人去谈吧。”
现在我能肯定：她的确很谨慎。同时，我也开始第三次怀疑她是否早就预料到我会来找她，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
玛丽和我只是同事，算不上是朋友。在汉娜的葬礼上我们已经互相安慰过对方，所以我觉得不必在一些社交细节上浪费更多时间。尽管她没有明确同意会诊，但她也没有明确拒绝啊。于是我问她，“玛丽，你知道汉娜去世不久之前曾为马洛里·米勒做过预诊吗？”
看到她眼睛一亮，我立刻明白了玛丽还不知道。她回答说“不知道”，不过这完全是多余的。“你确定吗？”她又问了一句。
“预诊结束后，她就与黛安娜谈起了这件事。当时，黛安娜还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但事后她把所有线索串在一起，发现就是马洛里。”
玛丽满脑子都是宝宝，还有宝宝的事，她似乎正很努力地转变思路来权衡我这条消息的轻重。“这和她出的事有什么联系吗？”她问。
“没有直接联系。”
她换了个问法。“和汉娜出的事有关吗？”
“黛安娜正是怀疑这一点。上周末她去拉斯韦加斯找雷切尔·米勒谈有关马洛里的事。黛安娜觉得雷切尔可能会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我顿了顿。“你知道雷切尔住在拉斯韦加斯吗？”
“当然。为什么黛安娜不直接找比尔谈谈？”
不是“马洛里的父亲”，也不是“比尔·米勒”，而是“比尔”。“这么说吧，因为汉娜告诉了黛安娜有关马洛里诊疗的事，而这么做是不允许的。”
这话引起了她的注意。“我不清楚你想说什么，艾伦。”
我不想向玛丽透露更多的情况。“星期一晚上黛安娜在一家赌场里失踪了。从那时到现在，还没人有她消息。”
“什么？”
“她和两个男人一起走出赌场，然后她就……失
踪了。”
“黛安娜去拉斯韦加斯就因为她和汉娜谈了谈马洛里惟一的一次预诊？”
“那次预诊后的两星期内，汉娜死了，马洛里又失踪了。黛安娜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找出事情的真相。你知道她的个性。”
“天哪，”玛丽转过头去，仿佛已没有勇气直视我。“你认为我会知道些什么……相关的事？”
“玛丽，你知道什么？”
她走到一边，开始叠一堆刚刚洗熨好的睡衣和几件小得难以想象的T恤。“但愿这事不复杂，艾伦。但愿不复杂。”她又重新望着我。“你知道我们的规矩。黛安娜找到雷切尔了吗？有时，我很想知道雷切尔的情况。她对诊疗一直都很抵触。”
“是的，黛安娜找到她了。在拉斯韦加斯的一家婚礼教堂，这一点儿都不意外。至于她有没有和雷切尔说上话，我还不知道。”
三胞胎很安静。格雷斯正在唱歌给他们听，是拉菲的《躺在海湾边》。我不清楚她是从我还是从她母亲身上遗传了歌唱天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隐性基因。
“你想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玛丽问道。这个问题毫无挑衅的意味，她似乎真的很好奇。
“我想知道比尔·米勒要干什么。他的女儿告诉汉娜说她的父亲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无论怎样，我担心黛安娜已经被牵连进去了。”
“警察呢？”
“拉斯韦加斯的警察？毫无用处。”
“可能会怎样？”她的呼吸变得急促。“你是指什么，比尔可能会怎样？”
“我不清楚。比尔似乎有办法得到本不属于他的钱。他为了资助住在拉斯韦加斯的雷切尔花了一大笔钱，我想知道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听了我的话，她往后退了几步。“艾伦，我——”
“难道是哪个亲戚留给他们很多钱？”
“没有。我不该和你谈这些的。”
她是对的；她不该和我谈这些。
但这是她的问题，而且我现在不想给她时间仔细思考。“关于一个叫卡纳达的男人，你知道些什么？”
“噢，天哪，”她说。“你知道卡纳达？你是怎么知道卡纳达的？”
“拉乌尔正在拉斯韦加斯找黛安娜。他找到了卡纳达。”
我并不打算告诉玛丽我正在为比尔·米勒做诊疗。让我很感兴趣的是玛丽也知道卡纳达。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无法判断。
那卡纳达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同样不知道。
“你知道他的什么事吗？”我又问玛丽。
“比尔有一次问我是否该信任卡纳达和他的动机，让我给他些建议。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什么时候？”
“几年前。雷切尔搬走不久。”
“你告诉他什么？”
“我告诉他，仅凭他对卡纳达的背景的了解，是很难去预知……这个人是否可靠，是否值得信任把雷切尔的安全健康都交付给他。我告诉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无论在哪方面，我都可以提出反对的理由。”
“背景？你指什么？”
“卡纳达跟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长大。他还很小，大约才十一岁的时候，他母亲在酒吧和一个男人混在了一起，于是抛弃了他，跟那个男的私奔了。他一直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下。”
“有道理。”不过在我的事上，事后的认识总是很有道理。先见之明固然更有价值，只是这种情况太少了。“你们最后争论出的结果怎样？”
“艾伦，求你了。”
“玛丽，你要帮我找到黛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