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踪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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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跟我玩游戏。“当然要，”我说。
“对，没错，我这个人不怕罚，好吧，说吧。”她扬了扬下巴，把头歪向一边，好像做好准备接受什么审判似的。我刚要开口，她就改变了主意。“等等，让我猜猜。”她做了个鬼脸，就像是个调皮的学生模仿别人玩深沉，她这样玩了几次后终于说道，“算了，我不玩了。”
“几年前，我为米勒夫妇，也就是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就一次，但时间很长，超过两小时。他俩是一同接受诊疗的，我很快发现米勒太太的个人问题……很严重，我把她介绍给玛丽·布莱克继续进行诊疗，同时结合药物诊疗，这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俩。玛丽接手了这个病例。后来米勒先生曾回来感谢我的帮助，但我从没见过他们的孩子，也记不得是否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黛安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立刻做了丰富而合理的联想。“有可能那就是马洛里听说过汉娜的原因吧，对吗？我打赌这个发了疯的母亲在接受心理诊疗时把马洛里留在了候诊室里。你说是吗？要是汉娜看到马洛里一个人待在候诊室里，一定会跟她聊上几句。你知道她是这种人。她们会成为朋友的。特别是见马洛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的话，可能性就更大了。一定是这样的。”
“对，”我同意。“有可能。”汉娜待人友好就和她的强迫症一样远近闻名。我很容易就能想像出汉娜在候诊室里，蹲在地上，陪一个或孤单或害怕的小女孩聊天，直到她妈妈做完心理诊疗。
嗨，宝贝儿，你叫什么？
我叫马洛里。
我叫汉娜，你在等妈妈？
“拜托，”黛安娜重复道。
黛安娜又开始朝着商场走去。我跟在她后面。“拜托”是黛安娜新学的一个词。我开始希望这词会像微软设计的大多数东西一样，注定会被淘汰。
我说：“我愿意用我的抵押贷款打赌，她的病情并不稳定，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几年前，雷切尔·米勒毁了玛丽·布莱克为治愈她的病所做的每一项尝试。”
黛安娜显得有些不安，她说，“为什么你要说‘失衡’？几乎每个人都是说‘错乱’。”
“有很多人说‘顾客’，但我说‘病人’，你知道为什么吗？‘病人’一词来自拉丁语，它的意思是指‘遭受不幸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更适合。”
她笑了，语调变得有些嘲讽，“我打赌如果有个新顾客走进你办公室，整天听你分析拉丁语，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变成那个‘遭受不幸的人’了。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其他人说的是‘错乱’？”
“对。”
情况也许并非如此。黛安娜爱在这类事上钻牛角尖，而这种事往往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管怎样，我很快就想出了应对的答案。“想一下，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失、衡。你不认为这更符合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吗？”
我用余光察觉到黛安娜对我的回答不屑一顾，就像刚才她对我的取笑一样，取笑我对高中所学的拉丁文只记起了那么一点点。我自我安慰，她对丈夫拉乌尔就政治事件所作的评论同样不当一回事，对我这样也就没什么了。
谢天谢地，她不再钻这个牛角尖了，她说，“可能你不知道，她在拉斯韦加斯。小女孩告诉汉娜说她妈妈在拉斯韦加斯，会定期打电话来。而她爸爸并不知道她们母女间保持的联系也像他们夫妻之间那么频繁。这是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小女孩不知道该怎么办。”
“拉斯韦加斯？”我问，但与其说这是个问题，还不如说这是个“啊哈”式的感叹。我在想，雷切尔·米勒当然在拉斯韦加斯，她那么爱参加婚礼，除了那儿，她还能去哪儿呢？
“你好像并不吃惊嘛，艾伦。她平时赌博吗？这是不是造成她的病症和心情焦虑不安的部分原因？”
“她不赌博，”我说，我不会上她的当。“她老是去参加婚礼，这就是这对夫妇寻求心理诊疗的原因。雷切尔·米勒参加了许许多多的婚礼。她自认为是所有婚礼上的特邀嘉宾。这就是她假想世界的中心所在。我估计她患上了幻觉症，但她在我们那次诊疗过程中并没有承认听到什么声音。而她的丈夫告诉我说她的确听到些什么。”
“妄想精神分裂症？”
“我曾一度这么认为，但你知道吗，诊断标准改变了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该下怎样的结论了。”
“混合思维以及精神紊乱？你是这么想的吗？”黛安娜问。
“差不多，是的。”
我们已经走过了四个街区，走到了商业区的最东面。我们站在路口，等着绿灯亮起好穿过第十五大街走到珀尔大街还有阳光的一侧。我说：“你是要继续往前还是调头？”
“无所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走到丹佛。我只想听你多说点有关马洛里母亲以及那些婚礼的事。”
我花了不少时间向她解释米勒太太对婚礼的错觉，黛安娜也提了很多问题，有些与心理有关，更多的则是关于婚礼的筹备，比如衣服啦、礼物啦。
关于心理和婚礼两方面的问题我其实知之甚少。她接连问了几个问题后，我开始转换话题，“我见到米勒夫妇就那么一次。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如何听懂她的故事，怎样为他们安排一次和他们走进这间办公室时所期望的截然不同的诊疗上。”
“还有婚宴？”黛安娜问，她对我不了解实情的借口置若罔闻。
我说是的，雷切尔也去参加婚宴。我还把她在博尔德拉多酒店参加婚宴，后来被警察赶走的事也告诉了黛安娜。
黛安娜还有一大堆问题。我说关于婚礼的事我几乎一无所知，黛安娜便责备我，说我为他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诊疗，肯定还有什么不肯透露。
黛安娜终于问完了关于米勒太太以及她出席婚礼的问题，接着轮到我提问了，在她告诉我汉娜曾为一个有可能是马洛里的小女孩做心理诊疗时，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了。“你觉得马洛里有没有可能自己去拉斯韦加斯找妈妈了呢？就汉娜曾告诉过你的情况来分析，有没有这种可能？会不会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就是这样？”
“有可能。汉娜强调说这个小女孩很想妈妈。她好像说了好几遍，让人不得不觉得奇怪。汉娜着重提到了这对母女的关系以及父女之间的不和。”
“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为什么会在圣诞节那天肚子疼，”我说。“还有她对节日的不安，对母亲的思念。”
“身心失调？”
“为什么不是呢？如果她已经不安到得自己寻求诊疗，她就绝对有可能因此而出现众多症状。”
走了几步后，她又停下来。那时我们已经一路走到了第十八大街，离停车场差不多已有十个街区远的距离了。我也停下来，转过身，面向西。12月底的黄昏，分水岭和公路上只剩一缕斜阳，商业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变得稀少。
“她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艾伦？有没有可能是她把马洛里带走了？”黛安娜问。
“我猜也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但是——”
“警方应该已经查过了，对吧？他们应该已经去拉斯韦加斯找到她母亲，并调查孩子是否在那儿，她母亲是否回过博尔德。”
“对，”我说。我还在想博尔德的警察们到了拉斯韦加斯一定会发现这个母亲有多么失常。
黛安娜随意地拍拍我的肩，把另一袋东西递给我，我像个傻子似的接了过来。
我们开始朝着山的方向往回走。西面的天空比东面要亮得多。她说：“准备好了吗？”
不论这个问题具有多大的跳跃性，我都能明白她的意思，毕竟我们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当然，那么，这个小女孩还对汉娜说了些什么？”
12
太阳在落基山脉后面渐渐落下去后，天变得越来越冷。微风变成了刺骨的寒风。黛安娜也察觉到了，她的两大包东西都在我这儿，她可以戴着手套再把手插入外套口袋中。
我的手套在车里，手已经冻得跟一块生熏肉差不多颜色了。
“小女孩担心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或‘已经怎么怎么’。她给汉娜的感觉就是无论这‘怎么怎么’究竟是什么，她都很反感。孩子觉得她得为这事或别的事做点什么。”
“‘有可能怎么怎么’？这是小女孩的原话吗？”
“我记得是这样，当时的咨询不是很正式——我
没有刻意去记住什么。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那么多事。”
“‘别的事’是什么意思？”
黛安娜耸了耸肩。“我当初应该问一下的。但我没问。她和朋友之间也有点问题，跟一个男孩也有过些摩擦。”
“男朋友？”
“我猜是的。”
“你当时觉得这是常见的青少年问题吗？”
“当时我是这么觉得。”
“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汉娜也不清楚。”
“她是突然来的？”
“就是这事。我也这么问过汉娜，她觉得小女孩好像有什么急事，但她不肯承认。”
“秘密？”
“不知道。”
“假期？”
“汉娜没强调那个部分。不过我想有这可能。”
“警察应该要了解这些情况，”我说，“博尔德最近两宗最大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汉娜的死以及马洛里的失踪。黛安娜说了。“案子。你要说的词是‘案子’，‘重案’也行。”
“不管了。两件事之间潜在的联系——重大联系，警方会想知道的。但现在除了你，没人知道。”我说。
“还有你，”她提醒我。
“主要是你。如果你不告诉警方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她向前跳了一步。为什么？谁知道？“我打赌那个笨蛋斯洛克姆想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有情况不告诉他，他可能又会把我铐起来，让我蹲监狱。”
我觉得不仅斯洛克姆侦探想知道，黛安娜·索耶②③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凯蒂·库里克②、杰拉尔都·里韦拉，还有奥普拉③也都一样，更别提《询问报》、《太阳报》、《星报》等报纸了。
当然还有比尔·米勒。
我觉得黛安娜仍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怀有敌意，这是她继续哀悼汉娜的方式之一，虽然可以理解，然而那时把这个事实告诉她肯定不妥。跟她相处了那么多年，我学会了对她察言观色。
“拉乌尔要我起诉斯洛克姆。我跟你说过吗？”
“为什么？”
“他不管。他管他叫‘那个小法西斯’。‘我们起诉那个小法西斯吧，宝贝，’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有时真像个典型的美国人，虽然我这么说，他听到会不高兴。”
我说：“拉乌尔太闲了。他应该开家新公司，或者找些别的什么做做。”黛安娜的丈夫是个著名企业家，他不是在别人刚起步的技术公司里帮忙，就是在忙着筹备资金设备，成立一家自己的新公司。
当我们从第十五大街走回商业大街的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时，黛安娜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汉娜留下了什么纸条吗？”
“她在遗嘱里说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要我帮她处理关闭诊所的具体事务。但我没找到任何有关那次诊疗的字条。什么都没有。”
很少有心理诊疗师足够有远见，会在遗嘱里立下关于死亡的条款，但汉娜做到了。我说：“她知道保尔·温曼的事吧？”
“对，她知道。”保尔是黛安娜的朋友，是个心理学家。几年前，他在布雷肯里奇滑雪时撞在树上送了命。他的猝死让别人很难处理他手头的案子和病历，这件事让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们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考虑如果自己突然死了，手头的案子该怎么办。
“警方有她的工作安排吗？”我问。
“汉娜只写首字母，跟我们一样。他们得把她的工作安排和收费记录或是诊疗文件相对照，才能搞清楚她都看了些什么人。库兹正帮我应付警察，不让他们看到保密的资料。”
“汉娜的记录中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吗？”
“没有。帮她关闭诊所，剩下的只要按程序办就行了。我去看过她的几个病人，收了诊疗费，回答了一些有关汉娜的死的问题。我决定接手几个案子。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打算去看一下汉娜出事当天也在场的那个女病人？”
“那个发型很怪的女人？”那位“奇多”女士。“你要帮她做诊疗？”
“对，她问题很多。想到这点，我为她做诊疗应该不会太让你吃惊吧。她变得有点像南希·德鲁南希·德鲁侦探丛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劲地想自己的心理诊疗师究竟怎么了。”
“发生这事后，你去看她不觉得有点怪吗？”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无法确定。心理学家是不能为之前已有关系的人做诊疗的。比方说，我不能为格雷斯的学前家庭教师做诊疗。但我不知道如果双方同时出现在某处可能是谋杀现场的地方是否算得上“之前有关系”。以前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都没提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想把黛安娜逼疯，所以我不再犹豫，我说，“没有，我觉得其他的没问题。”
“好，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汉娜的其他几个病人介绍给了市里的心理诊疗师。你别难过，我没有无视你的才华——他们都只要女分析师，宝贝儿。但大部分病人都想暂时停止诊疗。最难办的是告诉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她死了，又是怎么死的。”
“想像得到，”我们又向前走了两步。“你会跟她谈谈吗？”
“跟谁？”
“马洛里。”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她会打电话来，而且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噢，我的天。”
“嗯？”
“有可能。我接到过两次很难应付的电话……一个女的……很年轻——我猜是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她要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