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幕僚-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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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的。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其实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给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辞来，就从宽处理。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是倾向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大家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可能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现实，可行。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研究这些资料时谁都会这样感叹。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石原到参谋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一）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对象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这位米内光政后来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战败后是仅有的一位安心在家，不必担心美军宪兵去请他喝茶的开战前后的首相，因为他真的为避免战争尽力了。说起这位米内大将也是一个怪人，日本军人都是剃个锃亮的秃子，这位则是一直是三七开的小分头，加上一个高个，特潇洒。哪位什么时候要是看到一张长发飘飘的日本海军军官照片，不用问就是米内光政了。哪个国家都一样，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土头土脑，要酷的多了。当时东京的欢乐街最受小姐们欢迎的就是米内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据说米内死后，他儿子米内刚政最头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门来要钱，说是他的娘，爹死了不养娘还行？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在，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名其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就只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二）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方面军。）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