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侯德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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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大连化学厂后,在总结会上,侯德榜说:“对于现在已为我们所有
的工业,不但要搞,而且还要改进。只有工业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基础。
现在这里的铵厂,图纸残缺,机器破损,水泥建筑都露出了钢筋,但我们一
定要修复它,而且远远超过日本人经营时的最高产量。我一定向永利董事会
建议,向职工同仁反映,相信他们会同意把永利历年来的心得和专利特权,
一点一滴都拿出来,贡献给国家,把我们的国营工业树立起来!”
通过这篇短的发言,可以看出,才回国四五个月的侯德榜,开始从为之
奋斗了几十年的永利圈子中解放出来,开始把永利利益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
考虑了。
1950年党和政府为了使侯德榜的才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重工业部化工局顾问,这是对侯德榜极
大的信任。
7月,侯德榜收到南京铵厂的电报,得知国家已送去永利铵厂急需要的
焦炭。这种雪里送炭的情意,深深触动了这位花甲老人。他手持电文,心潮
澎湃,热泪泉涌,百感交集。旧社会,永利受尽帝国主义技术、经济、市场
上的欺压,国民党政府又屡次要鲸吞永利,范旭东先生就是在他们的欺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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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愤致死的。自从回来以来,侯德榜亲历解放前濒临破产的永利事业,得到
人民政府在原料供给、产品销售、资金周转等方面的照顾和帮助,逐渐恢复
了元气。
这一幕幕的往事,在他脑际复映、萦回。侯德榜深切感到今后永利的事
业,只有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走社会主义的道
路,才是利国、利民,有利于永利的道路。侯德榜这一想法在征得董事会的
同意后,毅然向国家提出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侯德榜杰作之一的“侯氏制碱法”,1943年虽在四川已有小规模的实验
结果,由于当时日寇侵占印度支那各国,入川的海口被堵塞,“侯氏制碱法”
的生产试验和建设工作被迫停止。抗战胜利后,永利职工忙于对沽、宁两厂
的接收和恢复工作,国民党政府则正准备发动内战,根本不关心这项具有世
界水平的科研工作。“侯氏制碱法”就这样在档案柜里沉睡了6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得到政府支持,在大连化学厂建立了“侯氏制碱
法”的生产试验车间,实验进行很顺利。当准备继续深入研究时,主管部门
的苏联专家提出了氯化铵不适于施肥的意见,试验工作被迫陷于停顿。
为了搞清氯化铵肥效和市场问题,侯德榜开始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国
外早已开始用氯化铵作为肥料,使他更奇怪的是:在我国一面说农民不习惯
使用氯化铵,怕将来氯化铵没有销路而取消了“侯氏制碱法”的生产试验,
另一方面则因为农民的需要,而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氯化铵,从而促进了日本
氯化铵生产的发展。这些问题使侯德榜感到迷惑。他深深感到,一些人在思
考某些科学问题或决定某项政策时,往往用一种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主观主义
的思想方法来代替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个别人则是采取
了人云亦云、明哲保身的态度,所以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武断地作出
了错误的决定。
侯德榜认为,如果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问题,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和
科学事业怎么能取得迅速的发展呢?他打算把有关“侯氏制碱法”在技术上
的先进性、在工业上实现的可行性、氯化铵肥效试验和实际使用情况,向党
组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用以澄清对氯化铵的不正确看法,明确要求恢复并加
速日产10吨的“侯氏制碱法”试验,准备在大生产上应用。当时有人劝他要
谨慎,认为这是按照外国专家的意见由主管部门作出的决定,很不容易得到
纠正,弄不好可能会引起想象不到的麻烦。
对此,侯德榜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第一,我是一个科学家。坚持
科学真理,这是科学家的基本信念;第二,我目前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但我正申请入党,我应该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的真理,这是一个党员的基本信念,我写报告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坚持真理。”
侯德榜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经讨论,支持侯德榜把大连的试验搞
下去。侯德榜对试验重新进行布置,并选派人才充实试验研究力量,使试验
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各种试验。为了使“侯氏制碱法”
早日投产,1957年化工部设计院派人负责进行大型“侯氏制碱法”生产车间
的设计工作,并组成工程技术队伍,立即开始工作。
工程正迅速进展的时候,我国遇到了特大自然灾害、外援突然撤消和由
于“大跃进”而引起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不少
基建工程被迫下马。这时,化工部领导告诉侯德榜,国家再困难也要支持把
“侯氏制碱法”大车间搞上去,希望他安心干。年逾花甲的侯德榜听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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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久久不能平静。
1958年底,化工部领导考虑到侯德榜常年操劳,疾病缠身,安排他到青
岛休养。可他为了把一生制碱的心得留给后世,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巨著《制
碱工学》,于国庆10周年前夕在北京出版。这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把将近2万元的稿酬全部交了党费。
1961年4月,一座年产8万吨的“侯氏制碱法”生产车间投入试生产。
在3年试生产期间,侯德榜先后十几次赴大连现场指导工作。每次去大连总
是先用极少的时间听取工作汇报,随后就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再召集有
关人员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定出近期工作的目标,下次去就按这些要
求检查工作进度与效果,一丝不苟。
通过3年的试生产,“侯氏制碱法”大生产车间已达到设备运转正常,
生产操作稳定的要求,两种产品均达到日产240吨的水平。1964年2月,国
家科委主持鉴定,认为“侯氏制碱法”工艺合理,原料利用充分,节省能耗,
可推广使用。这项发明从产生到鉴定,历时21年,虽然慢了些,73岁的侯
德榜总算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看到了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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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鞠躬尽瘁
1956年,侯德榜出任化工部副部长。身任领导职务后,他仍不忘科学研
究,每年大半时间四处奔波,做现场调查。在掌握科学知识方面,他追踪化
工科学的前沿。年逾古稀时,他还在像学生似的广寻新知。化工界许多高级
工程技术人员是他的学生,他们做学术报告时,侯老常是讲坛下的一位热心
听众。他不顾年高体弱,顽强地跋涉在原子能、自动化、控制论和空气动力
学等广阔领域中,还撰写过一本原子能的科普读物。他学习这些知识的目的
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用现代化的知识武装国内的化学工业。
为了科学事业,他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可是他所从事的事业的进展并不
都是顺心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华大地上席卷而来。侯德
榜置身在这场“革命”中,感到茫然失措。随着“革命”的深入,侯德榜的
专用汽车被“革”掉,办公室被占用,他的工作权利也被剥夺了。为此他苦
闷、伤心,他对人说:“最痛心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但当他冷静下来的
时候,还是伏在书桌上看呀,写呀,算呀,似乎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侯德榜带着疑惑的目光审视着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回顾了自己为国家
为民族拼死苦斗的一生。1957年他当选为全国科协副主席时讲的话“以有生
余年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还牢记在心上,他正要倾注自己的全部热
情和知识向世界科学技术高峰挺进,但却遭到了意外的浩劫,对此他不能理
解。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总理的干预下,侯德榜的处境才得到
些许改善。他在没有工作可做的极大苦闷中,与胡先庚同志一同编写科普读
物《酸和碱》。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关心这本书的出版情况。
1973年11月,侯德榜已重病缠身,自知恐不久于人世。他用病得颤抖
的手给周总理写信:“……德榜年迈,体弱多病,恐亦不久于人世。一生蒙
党和国家栽培,至今无以为报,拟于百岁之后,将家中所存国内较少有的参
考书籍贡献给国家。请总理指定届时移存北京图书馆或中国科学院图书
馆……”这是侯德榜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块攀登科技高峰的基石,一块烛照
千古的伟大爱国者的丰碑。
1973年严冬,侯德榜接到一本关于磷肥生产的书稿,这是江西磷肥厂一
位素不相识的技术员寄来请他校审的。当时他视力已减退,手不能执笔,又
无助手。但他还是说:“我国的磷肥生产应当有一本书作指导,如果有人帮
助就好了。”他勉强看完这本书,感到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他坚持写完修
改意见,甚至连封面设计都想好了。有人看他这样抱病拼命工作,劝他别干
了。他毫不在意地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
在他病重住院时,他还带着这本书的稿子和修改计划。
还是1973年,大洋彼岸的美国机械工程学会荣幸的通知侯德榜,授予他
美国机械工程学会50年荣誉会员的光荣称号,赞扬他50年来所做出的贡献,
并寄来了荣誉会员纪念章。侯德榜又一次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1973年,这位身处逆境、病魔缠身的83岁老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侯
德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对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
国,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他的一言一行,不由使我们想起陈毅同
志在《题西山红叶》中的诗句“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侯德榜一生为国家做出那么多的贡献,真是鞠躬尽瘁。可是,在他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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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他却对一位老朋友说:“我没有能力来帮助修改《磷肥生产》这本书,
心里不得劲,可我久久不能安宁的是搞了一辈子碱,没有把碱搞上去,现在
每年还要从外国进口纯碱,我有愧于国家。特别是我没有为家乡福建人民办
一个碱厂,现在那里吃碱、用碱都很困难,我对不起福建的父老兄弟……”
1974年8月26日,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一代化工巨人——侯德榜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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