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来党派关系。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这是最必要的一点。
八段讲：这一特殊方式的正确性，可以从过去得些证明。
这一方式，实是一特殊方式，他处所未见。但于中国政党问题则是正确的。此正确性，自然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但从过去看，亦可得些证明。过去的中国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或者再清楚地说，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彼此名为两党的，其分别还不如在时间上前后名为一党的分别之大。——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请问：一个国民党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后的分开，是不是大过北伐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又一个共产党在抗战前和在抗战后的分别，是不是大过抗战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岂但国共两党而已，其他正多类此。辛亥革命，并非一党之力，亦非几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来不同党派，合起干成的。恢复共和亦是各党派一齐来的。
在平时，中国问题仅止于刺激中国人发生救国运动；至于如何救国，则从各自社会背景而异其见解主张，意志趋向不能统一。抑此种不相背反（同欲救国），而又不一致之志趋，最表现散漫微差性。此种在宽泛邈远目的下，为其一种方法手段（如何救国）之志趋，最表现流动不定性。全不似从阶级问题发出的趋向简单明切，一贯不移。历来意志趋向不得统一，多误于此。只在问题逼紧时，可表现一致趋向；问题一松弛，马上又分散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战的机会，组织起来，不让它再分散去。不过要因其不同，而综合之；不要抹杀其不同，而混合之。
这就是所谓从过去可以证明这方式的正确性。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5节 抗战以来自述（16）
1939年春作者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前排右三为作者）。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彼时第二次参政会仍选我为驻会委员，经力辞得脱。又特请示于蒋公，得其嘉勉赞助（予以军委会特派员身份，发给路费一万元，派专车送随员至广安，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等等）。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人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颖州），与之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沈主席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我们一部分同人编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我们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敌人举行他所谓的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攻进来（军事上所谓分进合击），于军方师长叔洪（范）竟以阵亡。从此我们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敌人所谓鲁西扫荡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北省之濮阳。此地为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后面略记。承丁君派人送我们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我们朋友同学从事抗战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我军与敌人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军长怀冰、庞总司令炳勋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我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己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须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须；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6节 抗战以来自述（17）
各战地情形不同
从秋林镇回西安转洛阳，不久即登上巡历战地之长途。每承朋友见问，战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时情形不同之两点，提出来说，倒是使人了解战地情形一好办法。
先说各地不同之一点。例如我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其入境；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县虽经敌人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专员郭君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司令长官宗仁，是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专员之拒绝新四军入境，他说：你们是为抗战而来，此地敌人已退；如或有上级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无，所以拒绝。言之有理，对方亦即不来。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长官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据闻当地失陷之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可惜皖北苏北情形，皆不长久。我离皖北，敌人随即从商邱，下皖北；新四军当然亦即进来，局面大变。我离苏北后，国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坏。凡此又可说明各时情形不同之一点。
苏北与鲁南、与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大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都有的。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此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无，抑以现在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现在缪已变动。于沈仍在鲁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和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将赶到几天前就被敌机炸完。因为敌人一面从四外分进合击（见前），一面从顶上来轰炸。省政府亦只有实行游击，多数人员均行解散。所谓各时情形不同，此又一证明。还有我前叙由鲁南返回鲁西，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亦证明此意。
试再以鲁西与冀南比较。鲁西前以聊城为中心，是范故专员筑先领导的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
![[综漫]让我生,就行！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4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