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 海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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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退职时，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
　　　“妈妈还在。”
　　　“她没说什么？”
　　　　忽然，我一阵心酸。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我气死的，我从不愿提这事，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想说说这事，特想推心置腹和人谈谈。我看看眨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于晶，想描述一下，又觉得难以讲清晰，辞不达意。“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她是为你好，”于晶温和地说，“关心你。”
　　　“都这么说，搞得我都气愤了，难道还有谁比我自己更关心自己？狗看星星一片明！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
　　　“什么事能跟公众一点关系没有呢？”
　　　　我想了想：“譬如，我晚间上床前洗不洗脚，我吃不吃羊肉。再重大一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
　　　“我有点累了，”于晶说，“想走了。”
　　　“再聊会儿。”
　　　“太晚了，改日吧。”
　　　“要我送你吗？”
　　　“你要懒得送就算了，再见。”
　　　“再见。”我兴犹未尽，拍拍于晶肩膀，“咱俩还挺投机。”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于晶正颜说，“我虽有时也冥想，可从没有过什么恣意妄想。”
　　　　她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呆了半晌，走开：“妈的，现在人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那些天，我正好有钱，带着于晶走街串巷吃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开张的各帮菜馆。遇到我那些神头鬼脸的朋友就呼啸成群，做成一处，吃个痛快淋漓，有几次我还喝得哇哇大吐。使我纳闷的是颇能喝几杯的于晶滴酒不沾，只是拼命抽烟。我问她有什么不开心，她说没有。我越逼问她，她越坚持说没有，反而常常酸了脸。
　　　“我不喜欢女孩子总那么心事重重的怪样。”
　　　“我才没心事重重，”她平静地说，“相反，我现在都快成饭桶了。”
　　　“你这是影射我吗？”
　　　　于晶扭过头去。我掏出五角钱，摔了个玻璃酒杯。她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
　　　　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在街头绿地的石凳坐下，四周都是光着小膀子，扑着痱子粉，嫩声嫩气叫笑着的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坐在树荫下聊天。一个眼睛又黑又圆的小姑娘伸手摘花坛里鲜艳的花，我喝住她，小姑娘踉跄退了几步，站住看我们，恍恍惚惚，若有所思，我们笑了。于晶说这女孩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儿，我指远处一个正欺负人、头又扁又圆的男孩说，我小时候很像他。
　　　“我说，”她说，“你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改革家’？”
　　　“差不多，”我说，“印象如何？”
　　　“你们钱哪儿来的？整天胡吃海塞，也没见你们费劲干什么。”
　　　“叫你看见还成。”我说，“你以为我们该是什么样？挽着袖子站在车床旁？在农田里挥汗如雨？”
　　　“可你们玩的也忒邪乎了。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天，没见你有一点正经事。”
　　　“老天，你把我想成什么雄赳赳的样子？跟你在一起，我已经正经多了。”
　　　“已经正经多了！”于晶眼睛差点瞪出来。
　　　“是，快活多了，吃的睡的都香多了。”
　　　　于晶瞅着我愣了半天：“这么回事。”
　　　“哪么回事？”我有点糊涂。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颏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
　　　“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子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爱上谁。重申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
　　　“不知怎么搞的，石岜，”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像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己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去呢。这样吧，以后到我家去。”
　　　“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快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了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了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时间，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在街上商店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凉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
　　　　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到旅店介绍处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静谧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泊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舨在蓝色的海面上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头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锥、帆、蘑菇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的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新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制品堆积如山。晒得黧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掏出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俩吮着冰糕来回达，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队光着脚丫打闹跑过。
　　　　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衩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高大有力的波浪一道道涌上沙滩，戏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
　　　　海水晶莹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跃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游到潜不见底的深海。
　　　　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得进，人借涌势，是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伏彼起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炫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到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
　　　　我缓缓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皇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慢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着，像是另一个快乐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恣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
　　　“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我继续闷头游着，不再理睬他们，汽艇仍跟在我身后。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得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跄跄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乐。我吃了一通冰激凌，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当然，我没再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告，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像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抽，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废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徜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像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像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杈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花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