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作者:桑逢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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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当国内许多青年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处在国外的郭沫若却苦于知识的桎梏而欲求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爱人”的怀里。
安娜平常虽是阻挡他，不要他转学，不要他回国，但她看到郭沫若就像成为了狂人一样，呆在家里几个月不进学校，也就决心让丈夫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这样也好，”她对郭沫若说：“你的天性如此，谁也不可强求的。”
安娜的脸上滚动着几滴水珠，不知是雨滴还是眼泪。郭沫若和她吻别后，独自一个人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时，他回头望了一下那座临海的小房子——那里犹自亮着灯光，安娜仍伫立在门首向他眺望
她的心一直紧紧跟随着他，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在为他送行。
郭沫若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和夜雨一样淋淋漓漓地洒落着。他的心中这时涌起了万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
“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这样思量着，他冒着夜雨大步朝前走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黝黝的松原之中了，而声声海涛仿佛在身后催促着他快快赶路，又仿佛在呼唤着他早早归来……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四）福哉圣母
（四）福哉圣母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之间。1921年7月，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撰写和组织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诗集。
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佛儿。
毕业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来尊崇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他可怜孩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不少，残月和彩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什么呢？”
“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郭沫若给他们讲了中国民间的“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和儿和博儿听后一齐叱咤起来—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吧！吓哟，吓哟……”
黄浦江水在夜里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安娜从未见过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日本的河流都是短短的，窄窄的。望着夜色笼罩的江面，她问身边的丈夫：“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郭沫若告诉她说。“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安娜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郭沫若望着黄浦江水，十分深情地说。是的，从这儿乘船可以一直上溯到嘉定。他是多么怀恋故乡的山水啊！他是多么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啊！然而他不能回去，因为……
故乡的家中有原配的妻子张琼华，他怎能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去呢？
江水幽幽，勾起了郭沫若心中一段不能忘却的伤心的往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鱼：如果是一条鱼，也可以从这里向上游到大渡河的呀！……
正当郭沫若心中隐隐作痛之际，安娜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到了东京，还梦见了宇多姑娘……”
作为一个日本女子，她同样怀恋着自己的故土。
月光照在黄浦江的水面上亮晶晶的。月是故乡明。
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安娜苦干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去。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郭沫若说：“我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
乍暖还寒的时候。上海汇山码头。
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轮船“长崎丸”，横泊在昏水茫茫的黄浦江边。从巨大的烟囱里冒出了黑沉沉的青烟。东方的天上呈现出金黄色的曙光。码头上此时十分悄静。郭沫若把安娜和儿子们送上了船。和儿、博儿都是生长在海国的儿童，一见到轮船就快乐极了，争着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嘴里还一边欢叫着——
“我们又要回到海边上去啦！”
“去拣金蚌壳儿！……”
郭沫若心中辗转反复着，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上岸去呢？还是留在船上和妻儿们同行。安娜见他迟疑着不肯上岸，便猜中了他的心事，于是再次安慰他道：“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不要顾虑。停了几个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转换心机也好。”
安娜的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辉。她的这一番话突如其来，好像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的时候，安娜就是这样一种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郭沫若在心中早就谱写了下来，如今重又响彻了郭沫若的心野。他在心中狂叫起来：
“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贝亚特，但丁的好友，在《神曲》中引导但丁进入天国）！你是我的Beatn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福哉圣母！福哉圣母！永远的女性哟！……
安娜走后将近三个礼拜了，还不曾有什么消息。郭沫若焦急地盼呀盼，起初他写信去恳求，后来渐渐生怒，又后来渐渐怀疑，以为是生出什么意外了，于是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亲自把妻儿送回日本去。在这种摇曳不定的思绪之下，今天早晨突然接到了安娜的一封长信，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了。家书抵万金，更何况又是久盼方至！他一面读着，一面潸潸地感谢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泪如贯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和纸上旧有的泪痕融合为一体。
旧痕染处添新痕，夫泪妻泪合一流。
此时响起叩门声。郭沫若赶紧拭干了眼泪，把两位客人请进屋里就座。原来他们是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来的。其中较年长的一位把两封书信交给了郭沫若，说：“我们是奉了会长的命令来的，命令我们来迎接郭先生，这是会长的信，这是令兄先生的信……”另一位解开衣裳，从最里一层的衬衫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张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双手捧着笑嘻嘻地说道：“我是揣在怀包里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
郭沫若收下了书信。两年前，长兄郭橙坞就为他谋得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主任的职务，月薪四百，但郭沫若一直未肯赴任。前不久橙坞兄又有一封快信寄来，嘱咐他道：
“须知现在世局，谋事艰难，谋长远之事尤难，红会局面较大，比之官家较为可靠，幸勿付之等闲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挡，早日首途来渝，一图良晤，至盼至嘱。”
然而郭沫若对此事却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不大愿意做医生，他尤其不愿意回重庆。因为重庆和家乡乐山离得近了，如果他回到那里去，再要不回家就太不近情理了，即使他硬着心肠不回家，家里的人，父母也好，琼华也好，他们也会自己来找他的，而他又不能拒之门外，那样的话，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父母是绝对不能和他一致的，张琼华也许会因此而自杀，安娜和孩子们也不能不无端受屈受苦。每当想到这些无法解脱的矛盾时，郭沫若总是心乱如麻，终夜不能成寐。
这些苦衷他自然不便向外人明讲。所以他对两位客人表示了一番感谢之后，明确告诉他们他不能回去，也说了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比如自己患有耳疾（重听）不宜做医生之类。“因此嘛，这张汇票在下是不能接受的，请二位一道带回四川去好了。”
两位客人听后不禁面有难色。年长的一位说道：“我们受了会长的命令交给先生，交给了先生我们便算是尽了职分，否则我们将来会讨会长的怪。会长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郭沫若推辞说：“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另一位接茬说道：“中国医生还有三十几个呢。”
郭沫若笑了一笑：“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年长的那位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诉起苦来：“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