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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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因为我们把中国的民主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这个阶层的身上。
１９４９年，中共从一个农民的反抗压迫的党变成了在全国执政的党。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中共不仅需要尽可能地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设，同时对自身也要进行专业化、知识化的改造。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甚至将能否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高到政权是否巩固的高度一再向他的共产党同事们提出告诫。
毛泽东的建议无疑受到了中共党内那些农民出身的将领的挑战，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证实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不要知识分子也行。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鲁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很清醒的，但是这种认识存在着重大的隐患，如果把毛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些讲话也参照进来，我们发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大致有下列各点：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重大作用；他们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他们是否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投降从而转变立场；因此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必须保持警惕，特别要保持工人和农民的领导权，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领导。
毛泽东是个英明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宽容精神，但是他毕竟没有完全摆脱开一个凭枪炮夺得了政权的农民领袖的狭隘立场和高傲心理，这是中共未能顺利通过执政关的一个关键原因。毛对知识分子的有关看法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但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敌人”而惨遭折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从此不断恶化，与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偏狭无关。如果说毛泽东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那也只是判断上的一种错误，而错误的原因则是感情、认识与经验的问题，并不是如他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由预谋地设伏，引诱知识分子把脑袋伸出来一刀切掉。这些化石无奈中一种并不高明的掩饰。
从知识分子方面看来，他们对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是很高兴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厌烦、痛恨，而且还主要因为他们盼着有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可以从钱学森先生等一大批海外科技界人士在１９４９年后纷纷返回大陆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热情、希望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这也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不详的种子。
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都倾心结合，并且各自做出了最真诚最有善意的举动，但是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就大打出手，以至感情都受到最严重的伤害，从此再也没有亲近过。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这个依靠农民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发誓要依靠工人建设现代化的党，难道与知识分子真是一对天敌吗？
毛泽东的学生、 中共元老之一的柯庆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番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柯是用男子评论婢女的口气去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共另一些地位较低的将领则只肯用品评妓女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柯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几乎是毛思想的权威解释人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顾问。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轻蔑的态度和敌视，在这个农民成份很重的政党内部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且反映出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执政党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识分子的。
毛泽东在感情上也同样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理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１９５６年初，毛已经指出排斥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他的党在执政以后出现的一种危险的不适应症，而这种病症将严重损害政权的质量。毛甚至还发现他的党同时也在脱离工人和农民，他把它归结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政权变质腐败的前期征兆。毛在这一时期曾多次与人谈起３００年前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近一个多月就迅速垮掉的历史掌故。他认为大顺朝皇帝李自成之所以很快失掉政权，一是功臣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很快变成了新官僚；二是李自成不该杀李岩，是政权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撑。
毛在那时隐隐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打江山可以依靠工人和农民，而坐江山绝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他虽然为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感到苦恼和不快，但还是为此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号召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加紧培养“自己的秀才”，毛在亲笔写下的这个通知中强调“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措施是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工作，设法打通阻隔知识分子与政权的那堵厚墙，从而使执政党不仅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或不与知识分子为敌），而且能够领导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的政党。
公正地说，毛泽东在他的党与社会产生阻隔是，首先是做出自我批评，认定症结的主要责任者和该打板子的是自己一方，并且明确要求中共向适应社会的方向转变，这都是极为难得的。那时，毛甚至有温情主义的倾向。他像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家长，把全中国比作一个可以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家庭内部当然有争论和斗争，但是这种打斗不会出危险伤感情，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嬉戏般的“和风细雨”耍耍脾气而已。
为了创造出这种气氛和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严厉地要求他的党开门整风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评。
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式的浪漫举动，在中共党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人数不多但势力很大的派别，这个派别强烈要求党能做出适时的转变以求得更新。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即刘少奇。因此，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就不是一个温情的幻想也绝不是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个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认真地平稳地温和地建设自己和全民族共同的祖国，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想。
１９５６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作了三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从而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个党的决心。这三件事是：１．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甚至公开地提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２．明确提出曾指导党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毛思想不再继续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３．宣布基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
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常常会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困惑难解。这个党作出的一些决定有时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有时又极其明智准确令人由衷地赞叹钦佩。毫无疑问，１９５６年中共完全独立地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它的历史上的一次最英明的判断和选择。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它能暂时地抛开陈腐的阶级斗争教条，把党的工作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说明了这个党具有务实作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更重要的事，它居然能够在维护了领袖权威的情况下，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弃就图新，并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在全世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只有中共尝试了自我更新的自体反馈调适，这是罕见的一个例证。当然，如果中国从那时起能够平稳地走上中共为它选定的道路，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那条八大路线，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也许已经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了。
２２年以后，邓小平在中共１１届３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的改革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１９５６年路线的重提而已。而在反对个人迷信和加强集体领导以及实现党内民主决策等问题上，２２年前的认识甚至是更自觉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在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议之后立即就偏移了自己的脚步并从此历经坎坷，开始了一连串极其荒唐的错误行动，直至发动文化革命把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劫难之中？现在，人们找出了多方面的原因来解释这次背离或叛变，但这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哪一个原因首先发生了作用，它作为诱发点终于引出了更多的原因发生作用，并终于在合力的推动下使中共从正确滑向荒谬。
找出首先起作用的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国家政治运作总是以极短的周期重复相类似的动作。为了避免重返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是应该知道更准确的情况吗？
１９５６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是艰难的。美国人不仅组织了一个敌视中国的国际同盟，而且实际上已经沿中国东南海岸布置起了一条军事封锁线。蒋介石在台湾似乎也待得不耐烦了，拼命鼓噪要向大陆反攻，“解放人民”。这些情况当然会引起中共的紧张和警惕，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共的决策，特别是对其国内路线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之前，中国的百万军队曾前出到朝鲜半岛，为支持北朝鲜的军事扩张而与美军和联合国军大打出手。这场双方死伤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当时并没有完全结束，而这并不妨碍中共在１９５６年作出那个正确判断。所以说，国际原因如果起作用的话，那也只是被中共当做进行国内镇压的一个借口而不会是初始原因。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时期也是事端频频。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事件”一直被宣传为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党内复辟势力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恶性证据。中共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同苏联一样强硬，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先后与苏联党的首领进行交涉，催促苏联派出坦克部队进行坚决镇压以保全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找到两个证据证明中共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中共召开八大期间，毛泽东搞了一次政治意图明显的恶作剧，他决定同时会见对波兹南事件持完全相反的苏共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会见一开始，毛偏袒波兰人的倾向就极为明显，他一而再地赞扬波兰党的反叛领导人哥穆尔卡，并鼓动在场的波共书记奥哈布当着苏联的面宣讲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在奥哈布讲过之后，毛笑容满面地表了两个态：中波两国过去是友好伙伴关系，现在依然是友好伙伴关系；如果哥穆尔卡在中国党内，我们不会开除它的党籍，允许他直抒己见。在场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当时显得非常难堪。盛怒之下，他把波兰（奥哈布）和中国（毛泽东）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说他们是苏联的敌人。他说：“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种宣传的人。”
毛泽东则笑嘻嘻地望着他那位苏联同志发怒。 事实上， 毛不仅喜欢听“这种（反苏）宣传”，而且对波兰人满怀同情和尊敬。
布达佩斯事件爆发时，毛泽东的态度明显暧昧，他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决定支持苏联的强硬立场的。而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毛从匈牙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以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刘对毛的结论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反驳说，只有尽快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好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复辟事件，既是对中共的政策有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刘少奇的意见也没有被毛泽东批驳，这就证明即使中共的政策会因此而转变，但转变的方向也不能肯定就一定是从八大立场的后退，更没有道理由此而决定把矛头对准本国的知识阶层。（但是必须承认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在他的余生的２０年里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件，并且形成了类似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心理。“裴多菲俱乐部”、“纳吉”等字眼一再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因而就一再地把这些异端当成帽子甩给他周围的人。这场恶梦一直做到他临终前。１９７６年，他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扮演纳吉的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毛泽东的温情主义幻想开始破灭，那么他在当时以及以后的２０年利始终认为“大家庭”的主要反叛者是他的党内伙伴而并非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轻蔑的，因而他并不把他们当成主要危险，所以匈牙利事件不会诱发他发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中共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原有的各种派别的势力发生了重大调整。那些农民出身识字不多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的将领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并进一步获得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对越来越受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些将领在进如城市担负起管理城市的职责时由于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又使他们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并因此而极端重视个人威信和职位权威，而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骄傲风格又恰恰对这些束手无策的将领的尊严构成威胁。双方的矛盾如果还没有表面化那么也十分尖锐。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在极恨时曾粗野地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毛泽东的基本立场当然是偏袒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农民同事，因为战争的残酷充分地证实了这些人的忠诚。毛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威胁说，知识分子干部是否有前途，决定于这种服从的恭顺程度。但是，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