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人格-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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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人的自由。更进一步说，自由实际上与是否能达到自由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意味着人自己去选择目的。为了消除误会，萨特明确地把他所说的自由定义为“选择的自主”。
“我们不说一个俘虏有随时出狱的自由，这将是荒谬的，我们同样不说他有随时希望被释放的自由，尽人皆知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可以说他随时都有企图越狱的（或企图使自己得到自由）的自由——也就是说，不管他的处境如何，他都能谋划他的越狱和通过一个活动的开始使他本人知道他的谋划的价值。”
（《存在与虚无》第６２０页）
不是说，你必须实现了你的目的你才是自由的，而是说，当你在选定了你的目的，并为你的目的而行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实现了你的自由了，这谋划和行动本身就是你的自由的表现。
三、什么能够限制自由？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人是热爱自由的，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人已经在自由中、并且是绝对自由的这一结论。无论萨特怎样花言巧语，我还是感到我不是绝对自由的，我还是感到处处受到限制。 我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受到我的身体的限制，受到我的过去的限制，受到他人的限制。 正是这些限制使我感到不自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萨特大概也感受到了这种种限制，所以他在说明了任何外在的限制都是自由的表现之后，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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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放心，他还要对这些限制逐一进行考察，他要进一步证明：外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１。我的位置：空间的限制我们所受到的最为直接的限制莫过于空间的限制了，我被局限于我目前的位置上，我凡胎俗骨，血肉之躯，并不能像传说中的神仙真人一样，想到哪里只须意念一动，转瞬即到。中国人说在宇宙中就像猴子在铁笼子中一样，“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所以很不自由，其实根本不需要像乾坤那么大的套子，就是我脚下这块立脚之地，加上这地心吸引力就够让我们不自由了：我被牢牢地吸附于此，脱身不得；我在此就不能在彼，分身无术，何曾有所谓自由呢？而且我之所以能以刚才的方式来到现在这个位置，完全是由我刚才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而刚才那个位置又是由更前一个位置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受到某种空间的必然性的制约，终于推到那个偶然的起点——我的出生地了，但这个地点又完全不是由我选择的。 由于我的父母在生我之前种种情况，我被生在某地了，这可能是我父母的选择，但却与我的自由或自主的选择无关。 我的出生地是强加给我的，我同时被迫接受的还有这出生地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社会经济条件等等，我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就已经被抛在了寒冷的北方，或潮湿的南方，或者更糟的是：抛在了又冷又潮的某个穷乡僻壤。 那么请问萨特：我的这种位置上的处境怎么会成了我的自由的表现？
萨特说，一种空间位置之所以成了我的位置，就是以我为中心来定义的位置，这本身就说明位置不是纯客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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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关系，是各种事物相对于我的空间关系，本身就说明位置是我的自由意识的表现了。 一个无意识的纯粹存在物是不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它毫不受约束，也不否定约束，它就只在那里存在着，位置的概念对它说来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它无所谓位置问题。 而人有位置问题，因为人在此并不仅仅在此，他还要谋划着到彼去，因此位置的概念一开始就有对现有位置的否定的含义，从而具有人的自由的含义。只有当有了我将要到的位置，我目前的位置才有位置的意义，否则它根本就不是一种位置，也不构成对我的限制。 所以萨特说，“位置相对某个人们想达到又尚未存在的某种存在而具有一种意义。 正是这个目的的可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给位置下了定义。 因此正是由非存在和未来的光照下，我的处所才能现实地被理解：此在就是只要走一步就能拿到茶壶，就能够伸出胳膊在墨水瓶里浸湿羽毛尖，……”如果我不选择温暖的地方，寒冷的北方就不会对我构成位置的限制，如果我不向往舒适文明的生活，那又冷又潮的穷乡僻壤对我也不构成限制，这选择，这向往，就是我的自由，这位置的限制就是给了我的这种自由以具体内容的限制，只是由于这种限制，我的自由才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所以，位置的限制不仅不是对我的自由的取消，而且是我的自由的表现。 位置的偶然性和它对人的限制，只有“在我以我的目的造成的自由选择中并通过这种选择才向我揭示出来。”总而言之，是“自由本身创造了我们遭受的障碍”
（《存在与虚无》第６３２页，第６３３页，第６３４页）。
２。我的过去：历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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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过去也在限制着我们：过去的东西就是既成的东西，谁也无法改变它。我五岁生过一次病，２７岁结过一次婚，就算我后来病治好了，离婚了，但都不能改变我生过病、结过婚这一历史事实，我的自由似乎也拿它毫无办法。 而且我们都是从过去走来的，没有那不可更改的过去就没有我们的现在，没有我们的将来。如果没有过去，我们能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 我们的选择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作出，过去是我们自由的基础，历史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么，面对过去，我们还是自由的吗？
萨特思考的结果是，面对过去，我们仍然是自由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过去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我们的过去？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作为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单纯意味着时间上的既往，而同时还意味着它与现在的活的联系，不与现在联系的过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按萨特的说法，它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为使我们‘拥有’一个过去，我们就应该通过我们对将来的谋划本身将它保持为存在：我们不是接受我们的过去；而是我们的偶然性的必然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不选择它。”
（《存在与虚无》第６３８页）
就是说，过去实际上是我们选择的，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的。所谓“选择过去”不是说我们能够改变过去曾经存在的天然事实，而说过去的天然事实的实际意义取决于我现在想要实现的目的，取决于我对将来的自由选择。 我生过病，这是天然的事实，但如果没有我现在的谋划它便毫无意义，它最多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过去。而一旦联系到我现在的选择，比如我想报考飞行员，它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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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我曾经生过的那种病，我可能就因为已经生过病而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不必那么担心了；现在我正在照料生病的母亲，那么我孩童时生病的经历就会使我更加悉心地照料她，如此等等。 可见，“过去”的意义的确是紧密地依赖于我现在的谋划的。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玄奥，萨特说“在我谋划我的目的时，我拯救了过去和我，并且通过行动决定它的意义”
，。。但只要我们结合具体的事例来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还是很实在的：“谁来决定我十五岁时的神秘危机‘是过去了的’青春期的纯偶然事故，还是相反地是未来转变的第一个征候呢？是我，根据我——在二十岁时，在三十岁时——是否决定改变而定。 转变的谋划一下子就将我未曾重视的一种预感的价值赋予一个少年时的危机。 谁来决定在一次偷窃之后我被囚于监狱里的日子是有收益的还是可悲的呢？
是我，根据我是不再偷窃还是变本加厉地去偷而决定。 谁能决定一次旅行的教育价值？谁能决定一个爱情誓言的可靠性？谁能决定一种过去了的意图的纯洁性呢？等等。 是我根据我用来照亮它们的目的来决定的。“
（同上第６３９页）
去年我已经结婚，我买了房屋和家具，这些事实的确限制了我现在选择的可能性，我不能像一个未婚青年可没有买房的人那样去行动，我的具体选择方案可能会变少了，但却毫不影响我选择的自由性。 而更重要的是：已婚和有房对我的限制，只有在我认为我的婚姻现在仍然是有价值的，我打算承担起我的婚姻责任时才是有效的，所以过去的限制来源于我对未来的打算。 如果我打算从我先前的生活方式中脱身出来，比如说我打算奉行独身主义，我打算出家为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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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去的婚恋，我过去的一切，便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它就像一本陈年流水帐一样成为一种死去的过去。 正是我们的未来，决定了我们的过去是活着还是死去。３。我的世界：社会的限制我的自由使一切具有意义，这仍然像是对一个“孤独的个人”的描述：这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的目的照亮了世界。 问题在于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别人已经先来了，他们已经赋予了这个世界以意义，而我要进入这个世界，这就必须接受这些意义。 坐火车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行车时刻表，过街口必须按红灯停止，绿灯通行的指令行事；在我懂事以前，我已经被动地属于一定的国籍、一定的血统、一定的肤色、身高、体质；而所有这一切意义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给我的，因为我所来到的是一个已经具有意义的世界。 刚才所说的岩石的例子在这里是不顶用的，除非我生活在边远的农村，除非我沉浸于我的孤独，像那种天然的、等着我去赋予意义的岩石我将会绝少碰到，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见到的是街道、房屋、商店、各种汽车、指示牌，听到的是言语、喇叭声和音乐。它们并不是天然的，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义，而我则必须接受它们已有的意义，这房屋是出租的，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或是一座监狱，其意义是非常客观的，不仅不容我去选择，反而要求我去服从、去接受，因为我无法凭我的主观性来否认它们的意义。 在火车时刻表面前，在“禁止通行”
、“闲人免进”和“进口”
、“出口”
这类告示面前，我不仅得承认别人已经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且还得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而不敢有丝毫的自由谋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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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上飞机，坐上火车，或者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一个整齐划一的技术性世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被技术所统治了，就像其他任何人被统治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还有我的自由吗？
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技术的世界，也是一个集体的世界，我不仅被技术定义为乘客、行人、骑自行车的人，而且也被集体定义为个人，我属于人类，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团体，干某种职业，这样一来，就连我自己的意义，也是被别人赋予的了，我的自由在哪里？
我碰巧生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我接受的是中国文化，我按中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我讲汉语，用筷子吃中餐；萨特是法国人，他就按法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他讲法语，用刀叉吃西餐：我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我是中国人，正如萨特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他是法国人一样，我即使跑到法国去，也还是在法国的中国人，正如萨特即使选择到中国来生活，也还是在中国的法国人一样，那么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呢？
如果我这样问萨特，萨特一定会说，我所讨论的自由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给定的处境中的自由。 你说的那些情况，不过都是一些给定的条件罢了，你的自由恰恰就在这些给定条件下的自主选择。 所以这些条件不是对你的自由的限制，而是使你生而具有的自由具体化了。 而且萨特在讨论到社会对自由的限制时，确实就是这样说的。 他先用他特有的哲学带文学的语言对我刚才讲到的情景作了一个概括，先使问题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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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在一个对其他自为而言的世界中涌现。这样的东西就是给定物。因此，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意义对他来说是被异化了。这意思恰恰是说，他面对着不是通过他来到世界。。上的意义。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涌现，这个世界对他表现为在所有意义中已经被注意过、耕犁过、开发过、耙犁过的世界；是其构架本身已经被这些探究定义了的世界，在他用以展开其时间的同一个活动中，他在一个其时间意义已经被别的时间化定义了的世界中自我时间化，这就是同时性的事实。”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对自由作出了限制呢？萨特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这些与对自由的限制是无关的：
“这里问题不在于自由的限制问题，而毋宁说，正是在。
这个世界里，自为应当是自由的，正是在考虑到这些情况时。。 。 。 。——而不是随意地——他应当自我选择。“
（《存在与虚无》第６８６—６６７页）
其实，技术总是为我服务的，当我使技术服务于我的目的的时候，并不存在我被技术定义的问题，而只存在着“一种从其个人目的出发自我定义的具体作为”。萨特说：“一个。。正在换鞋底的鞋匠不感觉自己‘正在实施一种技术’，他把处境把握为要求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这一块牛皮在那里，要一颗钉子，等等。”
（同上）人实际上是把技术化为己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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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技术。 技术所体现的法则不仅不否定他的自由，恰恰相反，就是在他的这个世界中，他的自由才起作用，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中自我选择的。至于别人给我带来的事实上的限制，萨特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