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下卷-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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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长期坚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实现低成
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这是日本战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措施。一般说
来，资本积累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生产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就越大越快。战
后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利用战败的特殊环境，竭尽全力积累和扩大资本，
并有效用之于更新设备、利用新技术和扩大再生产方面。1956、1961、1968
年，日本出现过三次投资（禁止），投资额占国民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24。2％、
35。5％、39。4％。1970年这个数字达到42％，仅设备投资中的私人投资额一
项，1970年即比1947年增长多达150倍。战后西方国家投资增长率以日本
为最高，如果以1955—1960年美国的投资增长率为基数计算，英国的增长率
是102％，法国为111％，联邦德国为152％，意大利为142％，日本却高达
360％。日本的巨额投资一部分来自外援和商业利润，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内部
强化资本积累。这一点是通过包括长期维持低工资水平在内的低成本和提高
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效益来实现的。日本同西方国家相比，虽然已是经济
大国，但工人工资是最低的，整个国家的国民消费水平与国家经济实力相比
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
第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革新和改造，重视和推动
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式和职工文化知识三方面的革新和改造同步进行，是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可靠技术保障。5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规定产业
部门实行特别折旧，促使设备更新速度明显加快，进而带动了新产品、新工
艺和新材料的不断发展。60年代末，日本已淘汰了40％的传统工业产品。经
营管理方式的革新改造，主要体现在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如董事会制度、长
期经营计划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目标管理制度等替代日本传统的家长制管
理制度，并在管理中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加强情报收集和市场预测等，为
经济高效运行提供保障。日本的职工培训、国民基础教育等独具特色，长期
坚持智力高投资，并不断改革教育体制。既保证学校教育正常开展，又大规
模发展职工教育，采取各种措施对在职职工进行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
再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新过时的知识。这方面，日本取得了巨大成
功，也是公认的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确定“贸易立国”思想，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
贸易，加强资本输出，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途径。日本国土狭小，资
源贫乏，工业生产原料基本依赖进口，失去这个条件，日本经济将难以自立。
日本工业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国民消费水平，只有不断扩大出口贸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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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工业生产长期增长。因此，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日
本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发展。1955年，日本出口额为20。11亿美元，进口
额为24。71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不过45亿美元。1960年，进出口总额达84。56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40。55亿美元。1965年，进出口总额达166。21亿美
元，出口额达84。52亿美元，出现了顺差。1970年，进出口总额为381。99
亿美元，贸易顺差4。37亿美元。1951年起，日本私人资本向海外直接投资，
到1969年，对外投资累计达26。83亿美元，加上政府对外贷款等，资本输出
到1970年已累计达67。9亿美元。巨额出口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利润，一部分
被投入生产领域，刺激了经济发展，另一部分作为外汇储备积存起来，使日
本的国际支付能力不断加深，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使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
道路更宽阔，无疑促进了国内生产的不断增长。
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发展 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虽然已不
再高速增长，但经济仍然稳步发展。日本人均收入1972年是1709美元， 1980
年增至7868美元，1988年已高达 1。9万美元。同年美国人均收入为1。8万
美元。50年代初，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110亿美元，1970年为 2 000亿美
元，1979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1987年已发展为2。3万亿美元。在世界总产
值中所占比例，1950年日本仅为1。5％，1975年升到8。3％，1982年已增至
13。6％。日本的黄金储备1986年已达到421亿美元，仅次于联邦德国的516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于1987年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首位，1988年
日本外汇储备发展到834亿美元。据美国《商业周报》1988年7月统计，世
界排名前30位的大公司，日本拥有22家，美国只有5家，而排名首位的日
本电话电报公司，市场价值是2 956亿美元，排名第三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的市场价值仅为674。7亿美元。
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战后至70年代初，一直采取追随美国的外
交政策，在世界事务中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这种软弱的政治地位使日本在
世界性事件冲击下极难适应。例如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与中国
总理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而日本在9月仍鼓吹“两个中国”论。尼克松
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使日本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其反华政策陷入了孤立的绝
境，成了“赶不上公共汽车的亚洲孤儿。”再例如，1973年10月中东战争
爆发后，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和部分禁运，使西方国家面临严
重的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冲击面前，日本被迫采取“新中东政策”，即支
持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日本从这些事件中清醒认识到，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格局中，继续追随美国，甘当“政治侏儒”已万难立
足，因此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1978年，大平正芳组阁，他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和“综合安全保
障战略”； 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多次明确表示，日本不能只满足于
做经济大国，还应谋求政治大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加
强日本的发言权。1983年中曾根内阁的政府预算，在防卫预算费上比上年度
增加 6。5％，是多年来少有的。在政治家的带动下，日本新闻舆论也纷纷就
此大做文章，鼓动日本向政治大国发展，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进行社会心理
准备。1988年元旦，日本《产经新闻》撰文写道：“世界将由某一个国家取
代美国而负起牵引世界经济的责任。在这个新的主角亮相之前，世界经济将
继续发生混乱。”文章认为，这个新主角有可能由日本和联邦德国充当，“但
目前在世界上靠得住的只有日本。日本有责任应该主动地为世界经济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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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长而发挥最大的力量。”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是渐进的，但目标明确，部署全面，不断前进。
首先，在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基轴的日美关系中，日本要求增强自主性，谋求
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在日美首脑会谈后的新闻公报
中首次宣布，日美关系是同盟关系，两国将分担适当的责任。其次，在国家
安全保障方面，日本为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逐步有限度的加强防卫力量，
并试图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军费预算限制。
1985年，日本防务费用达0。997％，而且突破1％的趋向已十分明确。
日本以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条件，来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特别注重
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再次，日本不放过任何机会，如1990年8月至1991
年1月海湾危机期间，海部首相提出《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企图向海外
派遣自卫队。虽然因各方面反对而被国会作废弃案处理，但这表明了日本抓
紧行动，推行其政治大国的目标的实现。最后，日本一直不懈努力，谋求扩
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从70年代起，日本实际上已争取到不少与西方大
国平起平坐的权利，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出席者。但日本认为，联合国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否决权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产物，对
日本已不再公平。为此谋求日本成为联合国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日本的社会问题与人民运动 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和
文化传统受到诸多因素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环境污染即公害问题从50年代便不断发生。如1953—1959年日本熊本
县水俣市海岸居民四肢麻痹、语言迟钝、耳聋、神经异常等现象突然增多，
并因此而导致死亡。经调查，是肥料工厂排入海中的废水含有汞，致使海鱼
中毒，人食鱼后被传染中毒而造成公害，被称为“水俣病”。70年代，日本
公害事件频仍，以至酿成东京杉并区立正高中学生光化学烟污染中毒事件。
1973年，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疼病、阿贺野川水俣病“四大公害”案
在法院胜诉。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防止公害对策，然而企业界为
利润而推卸责任，因而公害问题并没有因公害法颁布而获得解决。
“老年人自杀、中年人‘蒸发’、青年人犯罪”，这是日本当代社会问
题的形象概括。50年代中期以后，青年自立后脱离家庭，不愿赡养老人，社
会又采取低福利政策，致使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压力急剧增加和恶化，自杀
率上升。离家出走的中年人比青年人更多。这是因为快节奏工作的压力下，
中年人常用突然离家出走方式逃避生活负担，犹如水遇热蒸发一样消失。1963
—1969年间，职员阶层“蒸发”率增长了近100％。青少年的犯罪比例，超
过成人犯罪，引起社会担忧。
《旧金山和约》把冲绳从日本分离出去，处于美军占领之下，但冲绳人
民奋起反抗，于1951年兴起归还冲绳运动。当年8月的签名者即达19万余
人。1968年12月，152个冲绳团体组成“保卫生存县民共斗会议”，把1969
年4月28日定为“冲绳日”，每年是日全国集会游行抗议。在此日益高涨的
民众压力下，1969年11月21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
联合声明，定于1972年归还冲绳。1972年5月15日，冲绳正式回归日本。
这是战后日本人民较早取得胜利的人民运动。
同年9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促进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也取得了历史
性胜利。这场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1949年至60年代初的民间交流、
友好往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各界友好人士为争取日中友好、加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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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交流、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
第一个战后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在京签署。其次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恢复日中
邦交运动。1964年，佐藤荣作执政后，日本政府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遭到国民普遍反对。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意见，并不顾政府阻挠，前
来中国访问，谋求新的交流与发展。1970—1971年，公明党发起组织“日中
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其他一些组织如“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促
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纷纷成立。1972年4月，社会党、公明党、民
社党、工会、友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促进恢复日中邦
交联络会议”，使日本恢复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达到（禁止）。日中建交后，日
中人民友好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目标是尽快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4
年12月，日本各界代表在东京集会，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友好条约；1975年3
月，日本30多个组织的代表在东京开会，宣布成立“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
友好条约东京实行委员会”。此后，群众签名运动和新的组织不断开展和建
立，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实际行动。1978年8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京举行
签字仪式，标志着日中人民友好运动的圆满胜利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日关系正常化 战后中日关系受国际大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中美关系
的制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非正常状态中。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日
本政府追随美国外交政策，对新中国采取顽固的敌对政策造成的。1952年4
月28日，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和约”，并于同年8月建立了“外交
关系”。195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在对新中国的态度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外交
政策，长期坚持鼓吹“两个中国”的论调，使中日两国的对立无法得到缓解。
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在日本国内也不得人心，并对两国经济贸易发
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从50年代初开始，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就冲破重重阻挠，
积极开拓对华贸易渠道，促进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发展两国人民间的
友好关系。1952年春天，日本众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等人绕道莫斯科
来华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战后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中日民间经济、
科技、文化等往来交流活动日渐活跃。1954年10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
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日。双方在侨民返国、日方送还
中国“战争劳工”死难者遗骸等方面积极配合，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1957
年2月，岸信介上台，加强了阻挠中日民间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