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下卷-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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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据此，这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恢复集中领
导的部门管理制，并兼顾地区管理的原则。到1980年，由中央直接管理和由
各加盟共和国及地方管理的工业企业产值分别为工业总产值的 54％和46
％。（2）在坚持集中计划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某些自主权。如将国家下达
企业的计划指标由20多项减为9项；企业的利润留成由6％提高到17％；企
业有权自行出售按调拨单销售不出去的产品；企业经理获得确定本企业机构
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权力等。（3）以利润留成设置企业经济刺激基金。刺激基
金包括3项：物质鼓励基金、发展生产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及住宅建设基金。
（4）利用价格、信贷、奖金等经济杠杆刺激企业改善管理。如1967年在零
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全面调整了工业品批发价格；开始发放基本建设长期
贷款，并实行择优贷款原则；把奖金与企业最终效益挂钩等。
这一阶段的改革对于整顿并搞活经济有一定意义，使“八·五”计划比
较顺利地实现，工业年均增长率为8。4％，与前5年相比基本持平。但改革
措施局限性大，而且未完全贯彻执行。
第二阶段：70年代初期到末期。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改组工业管理机构，
成立各种联合公司，开始推行以集约化经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3年3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
若干规定》的决议。此后，联合公司在苏联普遍建立起来。到 1979年，联
合公司达3 947个，参加的企业共有 17 516个，联合公司的产品占工业产
品总销售额的47。 1％，从业人员占工业生产人员总数的48。 4％。
联合公司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适合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它有利于开
展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科技进步并简化管理环节。然而在成立联合公
司的过程中，由于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框架基本未变，行政命令方法导致形式
主义的联合等，影响了联合公司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60—70年代，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都在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苏联却仍拘于把增加传统重工业产
品的产量作为赶超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同时，勃列日涅夫基于奉行霸权主
义的需要，又加紧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因而在这一阶段，尽管苏联还能继
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并在若干重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如钢铁、石油、
煤、水泥、化肥、拖拉机、金属切削机床等占居世界首位，在常规武器、核
武器以及航天技术方面可以同美国抗衡，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明显增强，但
是在轻工产品和新兴产业方面，尤其是微电子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
面，却明显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经济结构也不适应现代化要求，
第三产业比重很小，生活服务很差，而且基本上是封闭性经济。这些情况严
重阻碍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使经济增长率日趋停滞和下降。1971—1975
年，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7。 1％，比前5年下降1。3％，其后5年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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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九·五”、“十·五”计划均未完成。
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内容是，就第一阶段工业管
理体制改革中的若干方面又提出一些新措施。1979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
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
的作用》的决议。决议规定：建立长、中、短期相结合的计划体系，并以5
年累计完成计划情况作为评价企业的依据，使企业的经营活动有较大的余
地；严格控制新上基建项目，将基建投资首先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并
在建筑业中推广施工队包工制；把企业物质鼓励基金的形成指标，由产品销
售额改为定额净产值，由新产品销售额改为优质产品产量增长额；将科技人
员的物质利益与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挂钩等。
这一阶段的改革虽然对促进集约化经营和提高生产效益有一定作用，但
它仍然是在坚持国家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一些修补措施。而
对如何真正调动企业和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并未解决，对利用价值规
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基本上仍取排斥态度。苏联僵化的理论和体制使问
题越积越多，进入80年代经济继续滑坡。1982年，工业总产值仅增2。8％，
又低于70年代后期的增长水平，产品质量长期低下的状况也未得到多大改
善。
农业改革措施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和发展农业方面
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于1969年制定了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其主
要措施是： （1）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提高收购价格。从1965年起，国家
实行“固定收购，超售奖励”的办法。收购计划一定5年不变，超计划交售
加价50％。同时，大范围地提高收购价格。1965—1979年，共提价7次，价
格指数提高60％以上。
（2）对庄员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度。即参照当地国营农场的劳动定
额和工资标准，先由集体农庄每月向庄员支付一定货币报酬，并在产品收获
期发实物报酬，年终最后结算。1980年，庄员的劳动报酬比1965年提高1。3
倍。
（3）支持发展个人副业。如为此发放银行贷款，减少税收，放宽私有牲
畜头数，扩大拥有宅旁园地的居民范围，放松农庄市场价格等。
（4）推行农业集约化方针。其主要措施是，大量增加农业投资，用以解
决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土壤改良等。同时，注意建设农
产品商品基地，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1965—1982年，农业投资总额达4 708亿卢布，比1950—1963年提高7
倍，每年对农业的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左右。
（5）进行农工综合体试验。这是一种跨单位的企业或联合公司，主要经
营建筑、建材生产、农畜产品生产及加工、社会服务业等。它有利于农业资
金、人才和技术的集中使用。
上述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农业发展很快。1966—1970
年的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达4。2％，较1961—1965年提高1。9％。 1976—1980
年间，谷物年均产量达20 500万吨，较1961—1965年增加 57％。 1978年
产量最高时达 23 700万吨。1981年，苏联的小麦、甜菜、土豆、牛奶等产
量已居世界第一位，棉花、肉、蛋的产量居第二位，谷物产量居第三位。但
是，苏联农业落后问题也未根本解决。它的农业底子较薄，自然条件较差，
改革步子不大，国家统得仍然过多，“吃大锅饭”问题仍然存在，加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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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进入70年代，农业增长率也不断滑坡，农业产
量经常大幅度波动。1971—197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0。8％，1976—
1980年为1。9％，1982年为1％。而且，在农业人均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方面，也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的苏联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
病逝，终年76岁。11月12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继任党中央总
书纪，兼苏联国防会议主席。1983年6月，安德罗波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
安德罗波夫上台时68岁，带病工作，执政仅14个月。但他在理论上有
新提法，在实践上有新措施。还在勃列日涅夫病重由他主持苏共中央日常工
作期间，1982年4月他就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开始
改为“起点论”。他提出，苏联社会“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
的起点上。这一历史阶段本身也将分为若干发展时期和阶段”。1983年2月，
他撰文重申了这一论点。
他执政期间的主要措施是：（1）整顿劳动纪律，打击违法乱纪行为。1983
年内，仅中央部长和州委第一书记中因严重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而被撤职的
就有70多人。（2）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如进一步减少下达企业的计划指标，
扩大企业自主权；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推行集体承包制等。1983年，
苏联在各方面稍有起色。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契尔
年科继任党中央总书记。4月11日，他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
科强调遵循安德罗波夫时期的理论和政策。但他执政时间更短，仅 13个月即
病逝，终年74岁。
从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两年多时间里，苏联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
人相继病故，这在苏联和全世界都引起注目。
三、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
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戈
尔巴乔夫为新一代的党中央总书记，苏联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4月举行的苏共全会认为，“国家已处在濒临危机的状态”，“必须进
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同时，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
针”。全会增选利加乔夫等三人为政治局委员。会后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7
月葛罗米柯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外交部长，9月雷
日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2月叶利钦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社会改造方面的第一个较大举动，是从4月起在
全国大张旗鼓地、严厉地开展反酗酒斗争，要求将这种丑恶现象从苏联社会
中消除掉。但它操之过急，副作用大，很快作罢。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
报告中提出，苏共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
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提出实现加速战略的“主要手段是科
技进步和对社会生产力进行根本改革”，并要求在15年内使国民收入和工业
总产值翻一番。在政治方面，提出“进一步民主化”并“扩大公开性”。在
对外政策方面，提出要广泛进行国际合作，“来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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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系”，并“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大会通过了《苏共纲领新修订
本》，它在保留原党纲中的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同时，强调“社会主义世界的
多样性”。大会确认了“加速战略”，并将其具体化。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
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退出了政治舞台。
代表大会后，苏联公布了关于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一系列决定，要求改进经营管理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还颁布了《个
体劳动法》及《合资企业法》，从法律上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1987年6月
又公布《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明确要求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从主
要依靠行政方法转向依靠经济方法。随后通过《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
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应转向全面经济核算，实行自负盈亏、
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为此又相继通过有关计划、科技、物资供应、财政、
价格、银行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决定，并要求在两年内全部企业按新原则办事，
向新体制过渡。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通过各种舆论工具、接见各界人士等
方式，呼吁人们“改变旧观念”，积极参加改革。
但是，“加速战略”仓促上马，阻力较大，对长期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
的调整和对农业体制的深入改革未予重视，对企业改革的宏观决策缺乏具体
可行的配套措施，以致各项改革效果不佳。1986—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率
仅为2。8％，尚低于改革之前，财政赤字上升。
政治体制改革和“新思维”外交 在经济改革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苏
联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其重点转向政治改革，政治思
想向民主社会主义倾斜。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同时发行其《改
革与新思维》一书。书中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
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认为“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社会主
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并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
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举行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会议中心
议题是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并把“社会主义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
性”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把一切权力归
还苏维埃，并成立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
会，再由它选举组成最高苏维埃作为人代会的常设机关。这次会议与以往的
党代会不同，各种政治观点和对改革的不同看法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并明显地形成了三大派，即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激进派”，以利加乔夫
为代表坚持党领导的“传统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思维“主流派”。
1989年5月25日—6月9日，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