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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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③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无尽无头，剑桥却是快要被毁灭的世界上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是适合进行学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作派，受到伦敦经济学院懒散的、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迷人的优美景色，而根本不管———尽管我们都看到了———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④伊安·吉尔伯特曾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在剑桥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让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⑤。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们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领导经济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对他有点害怕。据我所知，他总是穿著短统靴，大步从大伙儿中间走过”。⑥哈耶克在剑桥教过的一位学生埃利克·罗斯回忆说：“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得懂他说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ｔｈｅ Ｐｅｔｅｒ－Ｏｕｔｅｒ）。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经济学院左倾得厉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这影响了课程的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分专业的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了高级经济学理论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人数也不断减少，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可怜的几个外国留学生。
方法论（科学或哲学方法）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问题之一。哈耶克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源于参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从那时起，他开始深入地思考，在没有发号施令者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会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提出来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核心论点：它没有政府的具体指挥，但比起政府掌握和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来说，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生产效率却更高。
哈耶克方法论的根本是个人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解个体的人的行为，才能够理解人的集体的行为。在一篇为《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做准备的一篇文章———后来扩充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要发展，都是在持续运用主观主义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⑧。根据行为效用最大化假设，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体行为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传递的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如何在个人中间传递。光知道个人是自利的还不够。重要的是弄清他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个人只能根据他们所能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透过法律所确立之竞争性市场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等等———传递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所研究的中心问题。
哈耶克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思想中强调了复杂性的概念。由于社会生活极为复杂，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只可能进行“模式预测”（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他写过一篇《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本来准备收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这篇文章论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错误“信念，就是在谈到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时，人们普遍地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或‘共和国时期’（１６４９年至１６６０年间，克伦威尔父子曾建立英伦三岛共和政体）之类的说法，用以描述明确给定的对象，在这里，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被当做一个独特的个体，就如同于我们描述生物样本或星体时这种自然界的单位一样”⑨。他的这一评论的意思是说，社会事件要比物理学要复杂得多。
哈耶克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事实是“合成的”⑩。这并不是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这样的事实，与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界的样本有质的区别，而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量的区别，不能看成一回事。因为在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有多得多的因素，只有可能做出模式预测，同样，由于社会领域的复杂性，我们只能预测大致的方向和框架的规则。几十年后，他在《复杂现象理论》（１９６１）一文的《社会结构的诸理论》一节中写道：“在这里，每个事件经常依赖那么多具体环境，因而我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它们；因而，预测并控制这些事件的理想，肯定是我们所无法达到的。”｛11｝归根到底，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并没有区别，区别仅在于其构成，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此，就不要企图从一个点上集中组织管理社会。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1）
《通往奴役之路》（１９４４）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通往奴役之路》是，并且看样子将继续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
哈耶克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写道，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差一点两度生活在同样的时期———至少是两度看到了同样的观念的演变过程”①。年轻的时候，他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奥地利，在那个时候，人们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对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都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就是受当时这些举措的刺激，米塞斯愤而发起了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如今，哈耶克担心，英国也可能会滑向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不过，要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赞成这些观念的书。哈耶克则认为，一本书是否获得公众的认可，与该书的重要性是有关系的，能证明哈耶克这种想法的一件事是，在《自由宪章》出版前，他曾认为这本书应该获得公众认可。从根本上看，哈耶克相信观念的力量。因而，一本书的读者的范围是与其影响有关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所有著作中惟一一本对于塑造当时的公共舆论发挥了影响的著作，这种影响或许不是立刻就能看出来，而是相当深远的，并且也非常宽广。这本书是站在旷野上的大声疾呼：全权社会主义如果实现了将会带来政治、道德和经济上奴役。这在现在只是常识而已，但在他提出这种观念的时候，却根本无人知晓。
然而，《通往奴役之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结论，也来自于其内在的价值。可以认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的深化。它不仅仅是从经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更侧重于从政权和社会类型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点。在１９４１年的一篇评论，即他在社会主义计算论战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指挥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关乎经济效率，也关系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能保留多少这样重大的问题。”②
《通往奴役之路》不仅仅是写给一般经济学家的，而是写给更广泛的读者的，写给广泛的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看的。他下笔的时候，不知道它会扩散到多大范围，但最后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和作者有可能在全球知名。他对社会主义曾经有过很多更高的期望。但期望总是与人们合理地期待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是让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们能读懂，并且影响他们，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很有可能会实现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而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中，哈耶克就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事实：我们可能有重复德国命运的危险”③。在当时那一代的大多数人看来，甚至在后来的一代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怎么能认为２０世纪４０代年初的英国有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的危险呢？而他的看法是，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及其后，这种措施获得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将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其结果就跟德国和苏联一样。
《通往奴役之路》中，凯恩斯只被提到了两次———一次是在注释中，一次则在正文中，哈耶克提到，凯恩斯本人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攻击的目标不是凯恩斯。他在该书１９７６年版的前言中专门做了澄清，“这几十年间，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东西可能被人误解。当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毫不含糊地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及使之得以实现、并成为必不可少的中央经济计划”④。这本书所驳斥的也不是威廉·贝弗里奇或他于１９４２年发表的《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报告》。《通往奴役之路》即没有提贝弗里奇，也没有提贝弗里奇报告。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０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它来得恰到好处。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它都拨动了人们心里的那根弦：传统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不是战后英国的发展方向？
英国自由主义领导人威廉·哈尔科特爵士曾在１８８４年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哈耶克则写道，“如果说今天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时髦了，这可能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实已然太明显了。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不会有谁竟然质疑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其特殊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考虑，而努力地引导其发展的方向。”⑤人们、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这样。
这本书写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３年间，“主要写于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⑥。关于书名，哈耶克曾说：“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之路，我本来想直接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换成了现在的‘ｓｅｒｆｄｏｍ’，纯粹是为了发音的原因。”⑦导言和前两三章，也特别讲究文字风格，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反复进行修改”。“整本书花了他好几年时间”。他觉得，开头那几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⑧。
哈耶克几次引用卡尔·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作为他所反对的哲学的典型，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探讨一下曼海姆的这本书，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时代趋势。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纳粹崛起、掌权之后被迫流亡到英国。曼海姆相信，“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阶段，这种那种形式的计划，乃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就是把历史地形成的社会重新构造为人类由某一中心位置越来越完美地调控的整体。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资本的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未来有可能发展到这种局面：通过合适的税收和强制性慈善，可能剥夺有些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本的权利，将通过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挥资本的配置……将取消资本家控制资本的一些职能。”⑨在弗里德曼弄清货币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哈耶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繁荣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大萧条并不是资本家的错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人们却相信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哈耶克也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Ｃ．Ｈ． 沃丁顿的著作，这位作者所向往的是这样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也就是说，各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⑩。
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论敌们的社会主义情结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过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势力。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今天看来也有点过于遥远，但人们应该记住，跟他同时代的他的论敌们的那些看法，离我们当前的讨论同样地遥远———尽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他的论述没有价值了。哈耶克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做出了误判，他过于悲观了，高估了西方国家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