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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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英文版中，哈耶克说，他自己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与种种不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理论间的分歧，要小于他的理论与其它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间的分歧。在正文中他对这句话评论说，“在目前？穴解释商业周期的？雪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打通将货币性解释理论与非货币性解释理论分割开的那道鸿沟”⑥，随后他在脚注中解释说：“自本书德文版发表以来，我已经不大相信，货币性解释与非货币性解释之间的分歧，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分歧最严重的。在我看来，在用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中，那些认为货币价值变动这一表面现象乃是引发商业波动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家，与重视货币因素所导致之生产结构的真正变化的理论家（比如哈耶克自己），两者之间的分歧，也比后一群理论家与斯皮特霍夫教授、卡塞尔教授这样的所谓非货币理论家间的分歧要大得多。”⑦也就是说，他的立场更接近于斯皮特霍夫、卡塞尔、因而也暗含着接近于马克思等以非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经济学家，而与那些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视为商业周期根源的经济学家分歧更大。⑧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关于前者，哈耶克曾在《纯粹资本理论》中有所论及，他写道：“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穴商业周期？雪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繁荣期快终结的时候，由于流通中的资本出现匮乏，由此而导致利率攀升，从而使人们无法获得固定资本投资以完成大型项目，或者即使建成这些项目，也无利可图。在这里，我们离题一会儿，讨论一下不同学者对于这些现象与信用扩张间的关系的不同认识。这里当然不可能追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通过他对Ｍ．Ｖ．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又透过巴拉诺夫斯基对卡塞尔、斯皮特霍夫等当代学者的重大影响……”⑨
哈耶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讲课档案，有２０页的教案和包括马克思、希尔费尔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内的参考书目。关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他的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写道，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构成了最强有力的影响。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正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他的研究后来又成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尔教授研究的起点。毋庸讳言，本系列演讲中所提出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12｝———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13｝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曾提到过马克思与斯皮特霍夫这一派的思想，他说：“１９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14｝
哈耶克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某种革命性的角色。资产阶级第一次展示了人的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埃及人的金字塔、罗马的水道和哥特式教堂；它所进行的远征，让从前的各民族的迁徙和十字军东征黯然失色。……资产阶级让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全球性的。资产阶级通过迅速地改进生产工具、通过广泛地使用通信工具，使所有国家，哪怕是最不开化的国家，进入文明状态。”｛15｝哈耶克的看法与此并无二致。
哈耶克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是马克思搞错的地方———在于各自对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判断。资本并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相反，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提高；整个世界的物质状况并没有恶化，相反，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冲突中终结，相反，它更加繁荣了，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诚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所说的，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总是具有某种强烈的返祖习性。马克思曾做出一个他肯定会后悔的评论，他断言资本主义最终将让位于“田园诗式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提出的措施中的第９条是，“将农业与制造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在全国人口中实行更平等的分配，逐渐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他将这看做是“实现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革命的手段”，这一手段可以“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国家”。｛16｝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为平均的分配的设想，农业和工业共存的设想（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９年，柬埔寨为了部分地推行这一计划而导致３００万人死亡），只有在相对比较原始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而且，马克思对“自由贸易”———他斥之为“单方面强加的、昧着良心的自由”｛17｝———和他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的激烈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想让人类进步的时钟倒转。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过去、或许也可能在未来，才能找到理想的社会制度。
从很多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其实应该被视为某种保守的、甚至是逆向的思想运动，是从欧洲浪漫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哈耶克对马克思最大的不满，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太激进，而在于他极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手稿中特别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极端保守的特性。哈耶克在１９７６年写的一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中说：“要求实现‘社会正义’，要求按照人们的需要或美德来分配物质财富，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而这属于一种返祖现象。”｛18｝———即回到原始状态。哈耶克争辩说，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由某个天才人物掌握，比如由原始部落的首领或头人所掌握，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述斯密的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又说：“如果我们迷恋过去，屈从于从部落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企图把部落社会的原则———即以为部落首领对社会中各种具体情况都了如指掌———强加于大社会，则我们就必然会返回到部落社会状态。”｛19｝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指出：“因此，卡尔·马克思正确地宣称：资产阶级创造了无产阶级，过去及现在，都是资产阶级给了无产阶级以生命。”｛20｝哈耶克相信，马克思误解了推动生产活动的真正力量，也就难怪根据他的药方进行的革命后来在历史上带来了那样的结果。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2）
哈耶克花在《法、立法与自由》上的时间比别的著作都要长，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动笔到１９７８年全部完成，前后共花了１６年时间，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在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９年进行的。尽管该书最后成型后他不是完全满意，在前言中，在随后几年的其它场合中，他都曾责备自己在写这部书的时候精力不断衰竭，不过，《法、立法与自由》的贡献是非常深远的。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强调说：“使中央政府在处理与其它国家的问题时处于强势的想法，已经导致在其它方面也授予中央政府过多权力，而这些权力如果由地区或地方政府行使，会更有效率。政府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的主要根源，通常都是战争的威胁。”｛21｝在这里，他也澄清了他自己的看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之间的区别：“‘社会达尔文主义’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制度或惯例的选择，强调的是天赋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文化传递的技能的选择。”｛22｝
导致生物进化的三大因素是：个体的差异，环境的选择压力，随机的遗传突变。当然，人们一般强调的都是前两者。个体间如果没有差异，就不能出现进化。只有存在差异，才能出现遗传的或社会的进化。如果一种生物种群或一个社会内部的个体都是静态的、完全相同的，那么，该物种或社会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
导致生物或社会进化的除了多样性之外，还有环境因素。只要某一物种的成员或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或不同共同体的成员间有所不同，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的环境就会造成其不同的属性。环境的差异和个体的差异所塑造的种群属性的差异，就会推动生物进化或社会演进。
在整个２０世纪，毫无疑问，备战是影响政府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环境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导致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权力大幅度增加，冷战也同样如此。在战争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弥漫在整个社会，政府的活动，还有这些范式或世界观，就不再仅限于单纯的军事领域，而扩张到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
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继续评论说：“现在，当我们相信，至少在西欧和北美，已经排除了盟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依靠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进行防御之时，我们应该逐渐明白，我们可以减少中央集权的程度，毋须赋予民族政府如此众多的重任，假如我们仅仅为了使政府面对外敌时比较强大的话。”｛23｝
哈耶克相信，进化的观念首先出现在社会领域，然后才被运用于生物学中。他在《致命的自负》中说：“达尔文在构思自己的理论的时候，正在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24｝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引用Ｃ．Ｓ．皮尔斯的话说，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不过是将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观扩展运用于动物和植物生命领域中”，哈耶克自己也说，如果某位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家还需要达尔文来教给他进化的观念，那他就不够称职”｛25｝。
社会演进是哈耶克思想中的核心命题。社会演进的观念与自生秩序理论紧密相连。没有有形的发号施令者，生物也实现了进化，同样，社会内部的演进或社会的演进，也不需要这么一个发号施令者。但哈耶克认为，在社会演进中，选择主要不是透过个体的生理选择，而是透过文化传递的特性、制度和惯例而进行的。获得成功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会被人普遍效仿，这些惯例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哈耶克说：“总是极少数人的新观念塑造着社会发展的过程……那些具有较好观念的人将决定发展的进程，因为人们会效仿他们。”｛26｝
市场就是一个演进机制。取得经济成功的社会会繁荣兴旺，而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社会就萧条衰落。生物自然选择的淘汰过程被打乱后，物种就无法存活；同样，如果市场的筛选功能被打乱，经济就会停止发展。
作为整体的社会，也存在演进的问题。在晚年的社会演进理论中，哈耶克考察了竞争性市场的演进功能和过程，并将其用于解释共同体及其规则、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的变迁。随着时间推移，比较成功的法律和习俗———因而也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会逐渐扩散取得主导地位。那些物质和技术最发达、最先进的社会，就是最成功的社会。
哈耶克之所以为自由辩护，主要就是因为，自由能让社会内部的某些人或世界上某个社会实现成功发展。“不幸的是，为了中央政府在承担起抵御外敌的任务时比较强大而采取的种种措施。”｛27｝导致了政府的集权，从而妨碍了社会在很多方面可能实现的更为可取的发展。
哈耶克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他曾在１９４９年写道：“我们必须再一次将建设自由社会的努力视为一场知识上的冒险，一场需要勇气的事业。我们所缺乏的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一份行动纲领，它既不是单纯地维护现状，也不是某种淡化了的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激进纲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学到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他们成为乌托邦分子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使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因此而就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而这种舆论在使那些目前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变成现实。”｛28｝
哈耶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初期写作《法、立法与自由》和《致命的自负》之前所提出的可能的乌托邦，是有别于自由至上主义的、具有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现在小得多。应该尽可能地让竞争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不仅经济活动，即便是政府服务，都应该按竞争原则组织管理。法律、习俗、伦理规范将为社会提供一个突出强调私有产权、契约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