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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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也受到门格尔《主要参照经济学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１８８３）一书？鄢的巨大影响，这本书的思想形成于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与经济学中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展开的“方法论大论战”中。半个世纪后，哈耶克评论说，“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探讨》一书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讨论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性质时不经意中透露出来的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15｝。他后来又说：“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人在社会中‘常常会实现一些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目的’，这句话说明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在斯密之后一百年，卡尔·门格尔又提出了这一问题，斯密之后，没有任何学者像他那样试图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想弄清楚‘那些服务于公众的福利、对于公众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在不存在创造这种制度的公众意志的情况下形成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意义重大、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16｝
自生秩序问题是哈耶克所探讨的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一种和平的、有效率的社会如何能在无人发号施令的条件下形成？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正当的法律创造出———本身也是———人类繁荣昌盛的社会结构或框架。
门格尔在《探讨》中说，“有些人把一切制度归功于积极的公共意志之活动，这是错误的，”“制度乃是于不经意间形成的”。他强调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中的有机体的每个部分，相对于整体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呈现出实在令人赞叹的功能，然而，这种功能并不是人们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变化过程的产物。同样，在大量社会制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整体发挥着非常显著的功能。而更深入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一目的的某种意图、也即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产物。它们也是作为‘自然’的结果而出现的。我们只需要想想语言、市场的起源、共同体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就能明白这一点。”｛17｝
正当的法律并没有设计人们之间互相交往的细节，而仅仅创造其边界。政府不应当对经济发号施令，而只应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个人能够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因此，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
哈耶克只见过门格尔一面，时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当时门格尔已８０高龄，在维也纳大学的唱诵赞美诗行列中大步走过。哈耶克后来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有一件事很搞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介绍门格尔生平的文章，里面只有一句话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写成的，然而，恰恰是这句话出错了。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极为敬畏的人物，我就把他形容成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物，后来所有人都告诉我，其实他也就是中等身材。”｛18｝门格尔去世后，人们出售他的藏书，哈耶克被邀请去充当顾问，于是，他得以看到这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全部藏书。而在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去世后，他也详查过庞巴威克的书房。
奥地利学派历史上的三位主要人物除了门格尔之外，另两位是庞巴威克（他于１９１４年去世）和维塞尔，他们都跟门格尔一起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塞尔是庞巴威克的妻弟，两人一辈子都是好朋友。庞巴威克强调资本和利息，强调生产的“迂回”（ｒｏｕｎｄａｂｏｕｔ）形态的重要性，这也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来源。庞巴威克成为奥地利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几十年间，也是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种名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政务活动。庞巴威克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活动是他最早起而公开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德语世界相当盛行，后来又在英语国家大行其道。
比起门格尔和庞巴威克来，维塞尔具有明显的组合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色彩，更倾向于政府干预。哈耶克回忆说，他还是本科生时，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存在着两个传统———即庞巴威克的传统和维塞尔的传统。维塞尔多少沾染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19｝。哈耶克在评论他与米塞斯后期的关系时说，米塞斯“代表的就是庞巴威克的传统”，“我从他的学说中可能受益最大，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支流接受的训练，他逐渐地将我从这个传统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20｝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史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是庞巴威克的弟子，他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张灵敏的试纸，可以检验一个论点本身就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还是仍然需要大量论证予以支撑。门格尔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他们需要商品。这一简单的事实，及其形成的人的需求定律，足以解释有关现代交换经济中一切复杂现象之基本事实。人的需求是经济机体的驱动力”｛21｝。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归根到底，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要求、需求和欲望，还有最高生活水平，而这需要最科学的知识。
熊彼特又说，门格尔认为，“所有具体的经济事件，都可以在价格形成的框架中予以透彻理解。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经济体系不过是一个价格决定体系而已。他的基本目标就是发现价格形成的规律”｛22｝。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前言的最后一段说，他试图“在统一的观点下，建立一种囊括一切价格现象的价格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很多其它经济过程的重要洞见”｛23｝。米塞斯在反驳传统社会主义的时候，又探讨了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作用。哈耶克又比门格尔的其它思想后裔更深入地探讨了价格在自生秩序中的作用，尽管哈耶克的思想自成体系。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３章 维也纳大学（3）
在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段时间的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时，哈耶克说：“该系一度死气沉沉，系里已经没人了。维塞尔出任最后一届奥地利政府部长；庞巴威克刚刚去世；我进该系的时候，除了一位名叫卡尔·格龙贝尔格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外，没有任何老师。”后来，维塞尔回来了。哈耶克形容维塞尔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师，是个非常杰出的人，我对他极为敬重。我觉得，我平生头一次迷上了一位老师，这是只有小孩才会有的感情。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物，他比我们大两代，是祖父型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我觉得，他经常就像一位神灵，从他的学生头顶上飘过，当他对某个学生产生兴趣时，他就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正是经过他的引导，我才得以踏入经济学门槛”｛24｝。哈耶克的外祖父认识维塞尔。
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当时他对心理学的兴致极高。他所感兴趣的心理学是哲学心理学，这在他那里，主要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对物质世界的理解的性质。在这一领域，他受到了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很大影响，马赫在１９１６年去世之前，曾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若干年，在哈耶克读书期间，他的哲学思想主宰着整个维也纳的学术研究界。
大学二年级时，哈耶克投入到心理学和经济学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对半开，在放假期间，他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的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到了本科三年级和研究生阶段，他完全转向了经济学。
自本科三年级攻读第二学位后，哈耶克开始与维塞尔有了密切的交往。哈耶克的第一学士学位是法律，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他拿到了这个学位。他在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如果你觉得我的正式专业是法律，那么，连我自己有时都会惊叹，在这三年中，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啊。在法律专业的门门考试中，我的成绩都很优异，然而，我的时间一半花在了经济学上，一半花在了心理学上。我听的都是法律之外的课，每天晚上也都跑去跳舞。”｛25｝名义上，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学习法律却是他的“副业”｛26｝。在这方面，对他发挥重要影响的是三个学期的法律史课。
他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上各种各样的课，其中也包括解剖。“因为我弟弟就在解剖学系，所以我偶尔可以混入课堂，甚至还进过解剖室。”｛27｝
２０世纪最初十年和２０年代上半叶，日耳曼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同于当时美国或其它地方。“授课几乎完全只限于正式的讲座。除了三项主要考试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测验，这三项考试也基本上是在学习结束时进行的。因此，教授也就检查一下你是否缺勤，除了这种完全流于形式的要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你。我们确实完全自由自在，只要应付了口头考试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整个学习期间，我们都没有书面作业，更没有必须要完成的书面作业。法律专业有一些实践考试，我们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这也不是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法律系，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在学校露面，而是去找私人教师，这些私人教师会辅导他们应付毕业考试。”｛28｝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对学术感兴趣。大部分学生想的只是混过考试即可。这一小群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当然不会只专攻一门学科。我宁愿去听生物学讲座、艺术史讲座、哲学讲座……我到处乱转。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那么，你就会老是碰到熟人。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乱跑”｛29｝。
在当时的日耳曼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中学的严格要求与大学的自由放任之间，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不得不“学会自己探索自己的路子，具有学术兴趣的人都学会了自己进行研究，而不指望能得到老师的多少指导和鼓励”｛30｝。哈耶克获得了第一个学位，他的大学教育是充实而短暂的。
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那些拔尖的学生在自己所修的专业领域中，也基本上是应付考试而已。那些自愿跑去参加本专业之外的其它学科的研讨课的学生，大部分的兴趣不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有更广泛的兴趣。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细分专业的好处，而你和当时最聪明的学生那样认真地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做法又有何好处呢？
答：我们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有益。我觉得，我们更有可能提出问题，也时刻准备提出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可能确实不如现在的学生扎实。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某门学科。我觉得，如果就我们对自己所学专业进行能力测试，我们可能确实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训练有素。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保有一颗开放的心灵；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兴致盎然。我们确实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我们知道如何去掌握某门学科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即使是那些在本专业具有很高声望的人士，也不知道如果让他们去学习一门新专业，该如何下手。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根本不成问题。我们本来就在不断地学习新专业。我们相信，如果你想搞一门专业，你就得掌握如何学习有关知识的技巧。｛31｝
哈耶克晚年评论说，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没有哪个地方能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半叶那样激动人心”｛32｝。而使维也纳在思想学术方面举足轻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犹太人社会，他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学问的知识群体，共有２０万人之多，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只残存８０００人。２０世纪初期，维也纳的人口约为２００万。
哈耶克最初与犹太人的交往是泛泛而交。进大学之前，他没有交到一位犹太人朋友。上大学后，在当时的奥地利天主教文化圈中，他属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队伍，开始与犹太人往来。他与很多犹太学生、教师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学术关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除了正规的大学教员外，那里还实行“私人讲师”（Ｄｏｚｅｎｔｅｎ）制度。私人讲师都获得了教大学学生的资格，不过大学却并不向其付薪，而是由学生向其支付非常微薄的报酬。很多私人讲师是犹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授课的大部分教师绝对是一流的。”哈耶克回忆说，“每个讲师，差不多每一位，都才华出众，”或者已经作出了学术贡献。“他们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则就根本没有学生上他们的课。”｛33｝
哈耶克回忆说，在维也纳独一无二的学术圈中，活跃着三种社交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学者群体，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以及纯粹的犹太人群体。哈耶克与后一个群体没有来往，也没有结交弗洛伊德。哈耶克活跃在纯粹的天主教群体和混合群体中。
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时，哈耶克是这样说的，他“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努力———因为如果光顾记笔记，就没法去理解了。我从倾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获是，这些思想改变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对我听到的东西或读到的东西，我没法完整地复述，而是改变了我自己的思想”｛34｝。他说，在有的情况下，按照这种方法，“会出现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无法复述别人的思想，因为我阅读的时候已经将其融合进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没法在读过一本书后，讲清楚作者的论证。我也许可以说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些什么，但对有些论证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完全视而不见”｛35｝。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出众创造性的学者。他一般不会吸收其它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