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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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J。 Heckman对《钟曲线》的批评对我们讨论早期教育问题特别有启发：第一，《钟曲线》在测量基因和外在环境对智商的影响时有重大的技术失误。比如，《钟曲线》所谓的家庭环境，主要是由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某一年的收入所构成。在计量了这些因素后，《钟曲线》得出的结论说社会经济因素对智商没有重要的影响。但是，James J。 Heckman指出，一个孩子的成长期有十几年。其中一年的父母经济收入并不能说明这十几年的社会经济背景（以我们个人的经验，从孩子出生到她上大学，我们夫妇的收入也许会前后差十几倍）。说外在因素不重要，恐怕是因为没有精确地计量这些外在因素。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智商有巨大的影响。所谓基因在智商中占40％～80％的因素，恐怕夸大了基因的作用。第二，《钟曲线》的智商决定论，所依据的是17岁时的有关测验。这种测验，确实对受试者的未来有非常强的预测力，似乎证明了智商对人的事业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恐怕更说明的是：到了17岁时，一个人的智商、素质已经基本定型了。这时再对他追加教育投资、试图改变他，已经太晚，效益会很低。但是，早期的教育则对孩子影响甚大。孩子越小，教育投资的回报可能越大。James J。 Heckman特别强调14岁以前的教育的重要。这一阶段的智商形成，《钟曲线》没有考虑。而这也许是外在环境（特别是父母教育）对智商影响最大的时期。
这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说的话：到18岁时再上常青藤，怕是太晚了。真要把孩子塑造成常青藤的材料，就必须一岁就上常青藤。钱再也挡不住你的孩子上常青藤
4。6万美元！这是9个月哈佛教育的标价（包括学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美国的常青藤盟校和其他精英私立大学，基本也都是这个价码。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将近5万美元，平均家庭收入在五万五左右。即使你跻身于美国最富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达10万美元以上，每年拿到的薪水扣掉税所剩也就七八万左右，谁能再拿得出四万六送孩子上大学呢？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送孩子进常青藤更是想也别想！
然而，你千万不要被这笔钱给吓住。四万六仅仅是标价，并不是现实。哈佛早在2004年就宣布免去所有家庭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教育费用。收入超出这一标准，学校则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增高相应家庭所缴纳的教育费用，以保证无论贫富上哈佛都是力所能及。不久，哈佛的“免费的标准”又从4万提高到了6万。2007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在奖学金上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些年收入在12到18万美元的家庭，将只需用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哈佛的教育费用，剩下的全由哈佛或其他方面的奖学金埋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庭收入12万，孩子上哈佛就只需要支付一万二；家庭收入18万的，只需要支付一万八。要知道，哈佛2007～2008学年的学费是3 1万多，另有将近一万食宿费用，约4000杂费。支付一万二的家庭，实际上不仅不缴学费，还享受着两千左右的补贴。支付一万八的家庭，也不过是缴4000多块的学费而已。无怪哈佛人士夸口：这样一来，上哈佛的实际费用，和上一所州立大学的费用基本相等。
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终结。仅一个多月后，即2008年1 月14日，哈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耶鲁就提出了更优惠的计划：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家庭，孩子上了耶鲁费用全免；那些年收入在20万以下的家庭，则只需用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支付耶鲁的费用。为此，耶鲁把奖学金的预算一举提高了43％，达到8000万美元之巨。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估计，一流大学的这种奖学金大战，未来只会有增无减；哈佛的榜样，会被各名校效仿。比如像普林斯顿，如果把其拥有的财富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比哈佛耶鲁还富，绝不会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大奖学生而按兵不动。所以美国最好的本科生学院威廉斯的一位前校董预计：用不了多久，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孩子若进了常青藤或其他一流大学，就可能完全免费！
这一行内人的预言，自然不是想入非非，而有着坚实的财政依据。私立大学的财政基础是其捐助基金。哈佛的捐助资金有349亿美元；2006年的这笔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达到23％，也就是70亿美元左右。哈佛一年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累计为15亿。如果按这个数据算，把哈佛全变成免费、彻底放弃这15亿，哈佛的捐助基金一年还照样涨50多亿！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美国的大学学费以两位数的比率上涨，拿不到奖学金的中高产家庭负担过重，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捐助基金越攒越多，不舍得花就容易激起民愤。2007年9月，共和党参议员Chuck Grassley在国会山主持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强迫大学每年花掉更高比例的捐助基金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法律，私人基金会必须每年花掉其基金的5％才可以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免税待遇；大学则不受此限，乃至一般名校平均每年仅花掉其捐助基金的4％左右，其中2006年哈佛花掉了其捐助基金的4。3％。对于350亿的捐助基金来说，这4。3％和5％的差距，有2 45亿美元之巨。而哈佛的这次新政策，也不过多破费学校2200万，还不到2 45亿的零头。怪不得有分析家说，哈佛此次行善，是钱实在多得没有地方花了，希望以不到十分之一的成本，说服国会不要给自己强加上必须花掉5％的捐助基金的这一2 45亿美元的负担。
其他常青藤盟校和一些捐助基金雄厚的一流大学（总计大约有30所学校左右），和哈佛的境况有程度的区别，却无本质的不同：其每年的运营经费不足其捐助基金的5％，而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又持续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比如在2007年6月截止的年度，美国高校的捐助资金回报率为19。9％，哈佛为23％，耶鲁则高达28％），未来实行免费教育绝非天方夜谭。但是，二三流大学，包括一些质量和声誉都相当好的学校，则叫苦不迭。比如，离哈佛咫尺之近的波士顿大学，一个学生一年的费用是4 8万美元，比哈佛的标价还贵，却给不起哈佛式的奖学金；学生除了靠家长外就是贷款，毕业时平均欠债2 4万美元。甚至哈佛著名的邻居、有一百亿美元捐助基金的MIT，虽然拿得出大量资金支付奖学金，但还是有一半学生需要贷款，他们4年总计的平均债务为1 5万美元。看目前的趋势，MIT有本钱跟着哈佛走，但波士顿大学虽然是一个知名的私立大学，却没有这样的本钱。至于等而下之的私立学校和普通的州立大学就更惨了。一般的私立大学捐助基金微不足道，必须要靠学费来维持。州立大学则要仰仗州政府拨款；而州政府财政一吃紧，就砍教育拨款。结果，这些学校不得不开源节流：一方面提高学费，弥补财政漏洞；一方面雇用临时教师，减少费用，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这样的竞争结果，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学生质量。过去，虽然常青藤吸收了最好的学生，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学生有上常青藤的素质却因为经济上的考虑跑到普通学校读书。毕竟州立学校的价格是常青藤的一半还不到。以我教书的萨福克大学（私立）为例，有位教授当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录取，因为家里没钱，只好上了马萨诸塞大学这么一个普通州立学校。我的一个学生，几年前被斯坦福录取，家里没有钱，我们学校给他全奖，他就决定到我们学校就读。如今哈佛在一流大学里掀起的这场奖学金改革巨浪，则将把上这些昂贵的私立院校的实际费用，降得比一般州立大学的费用还低。这样，像前述我的同事和学生那样的人，如果明年入学，就可以直接到名校享受免费的精英教育，再没有必要屈就于小学校了。而如果你出身于百万富翁的家庭，功课达不到上常青藤的标准，那么花更多的钱能挤进像波士顿这种二流大学就不错了。这样一来，在生源的分布上，就形成了更严格的“赢者通吃”的局面。
可见，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正在出现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好的大学免费，次好的大学便宜，末流大学昂贵。我曾打比方说，这就好像开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小排放车则贵得买不起。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这却是个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在Richard J。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十几年前出版的爆炸性名著《钟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中就有过系统论述。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一个人的能力由其智商基因和环境所决定。当美国式的民主把个人环境变得越来越平等后，基因就对一个人的能力起了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当社会绝对平等后，由智商基因所塑造的能力就几乎主宰了人的命运。美国大学的演进，正是追循着这一无情的原则。
这样的论断，当然过分绝对，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美国从来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环境；智商基因也远不是决定能力的唯一内在素质。但是，作为一个分析现实的理论框架，这一论断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洞见。毕竟，美国社会给人提供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平等。现在和未来教育环境的差别也不可能随着贫富差别的扩大而无限扩大。比如，一个优秀的贫民子弟，在没有学上的年代固然很难和一个平庸的富家子弟竞争；但是，一旦他拥有了基本的受教育条件，那个富家子弟不管请多少家庭教师、上多好的贵族学校，也很难弥补自己在智商方面的弱势。应该说，一旦社会给所有成员提供了基本的教育条件，由基因所塑造的智商，就给个人在竞争中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
《钟曲线》的出发点，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人口的智商结构分布大致是固定的。100分是人口的平均智商水平，超过的属于高智商，低于的则属于低智商。中等智商的人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如果把智商从高到低制成一个横坐标轴，并以100作为中点，再把人口数字由低而高做成纵坐标轴，那么从横坐标的中点往两头推，随着智商的提高或降低，具有相应智商的人口就逐渐缩小。用坐标图表来表示，就呈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钟曲线”。
照这个道理推论，当高等教育不普及、人口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进大学时， 大学生自然是人口中具有顶尖智商水平的群体。一旦高等教育普及、几乎谁想进大学都可以进时，智商中等甚至偏低的人都成了大学生，大学也就不那么精英了。以中国近30年的历史看，我在1979年参加高考时，北京的大学录取率是二十七分之一；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则肯定更低。如今全国的大学录取率，则达到56％上下。也就是说，智商处于平均水平上下的大致也可以进大学。这也难怪，20多年前虽然大学刚刚恢复、学术条件极差，但那时候的大学生素质要高得多，成才率也高得多。如今的大学生生活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教育资源之充足早已超出前一代的想象，但素质却比较差。比如，现在虽然有许多大学生失业、有许多“海龟”变“海带”，但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悬着几十万年薪，却很难找到能够胜任中高层职位的白领。这两代人的差距，绝不能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来解释。要知道，在30前的大学里，连一本五六十年代翻译的苏联的社会科学著作都被奉为至宝，甚至无法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相比之下，现在的大学生条件优越得多。所以，这两代最根本的差距，恐怕还在于他们的智商水平：一是二十几里挑一，一是人口的平均线。这种解释，也很合乎美国的“智商决定论者”的论断。他们中有人曾经大放厥词：哈佛的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佛怎么选学生。你把哈佛选出来的学生送到一个野鸡大学读4年，日后主宰美国的照样还是这些人！
不过，同样坚持“智商决定论”的《钟曲线》，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分析：从1900～1990年间，美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增加了5倍，高等教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进程。然而，如果以智商来界定的话，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不是高智商群体越来越被稀释，而是高智商群体更集中、学生更精英，其中常青藤的精英化尤为严重。数据分析表明：在1900年，只有2％左右的23岁的青年有大学文凭。即使这些人的智商都达到115以上（这几乎肯定不可能，因为许多人上大学仅仅是因为家里有钱），当时的社会中每8位拥有这种智商的青年，仅有一位进了大学。这种局面维持20年左右，然后大学迅速朝着把高智商群体一网打尽的方向发展：在智商最高的四分之一适龄青年中，1925 年有七分之一进了大学；1950年，则有七分之二，比例翻了一倍；到了60年代，则变为七分之四，再翻一倍。这种高智商人口向大学汇集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大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造成了大学不断精英化的趋向。
在一流大学中，这一趋势则更厉害。不妨以哈佛为例。在1952年，哈佛从3个申请人中录取两个。如果你爸爸是哈佛出身，那么你申请就有90％被录取机会，是名副其实的“十拿九稳”。那年哈佛新生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即学术能力测验）语文部分的中等成绩是583分。这种成绩若放在今天连申请个二流大学都无保证。但是，仅8年后，即1960年，哈佛的录取比例从三分之二降到了不及三分之一；新生SAT的语文成绩为678分，数学为695分，都比1952年增加了将近100分，两者相加到达了1373分（SAT的难度长年稳定，可以做跨越几十年的比较）。但这种成绩拿到今天则别想进哈佛。现在哈佛的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