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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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理财，更要培养领袖的素质
女儿如今才8岁，在学校表现不错，跳芭蕾很有天分，弹钢琴至少算是用功，但目前实在看不出日后能成就什么。不过，如果拿《华尔街日报》等等媒体上讲的成功者的素质对照一下，她似乎什么都有：她非常能够推迟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饮食上都非常注意；她很有未来的规划，连上大学的事情都在考虑，也愿意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她对钱计算得很精细，从来不乱花；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感，到了哪里都高高兴兴，非常自信，也能和人相处得很好。她更懂得友爱，帮助他人的意识和公平的概念非常强。总之，她有多大智商我不敢说，但至少在品性上实在没有什么可挑的。父母看自己的女儿当然不会客观。不过我还是可以大胆地说，至少到现在为止，她已经有了个小小的成功的人生。
教孩子理财，当然是希望她成功。但是，我需要提醒家长：理财并不是要当财迷，不是让孩子只想着自己；而是要通过理财认识世界、培养好的价值观念。毕竟，我们社会的运行要有一个“经济基础”。孩子学理财，也是认识社会的这个“基础”的手段。
我们夫妇一个读历史、一个读文学，都属于那种最不实际的“傻博士”。教育孩子自然也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格调。比如，女儿课外的主要时间，都是用于学习钢琴和芭蕾，全无专门的财经方面的熏陶。但是，因为平时注意上述理财的生活小节，她在财政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这时我们注意的，则是把她对自己的小账户的兴趣引发到对整个社会的兴趣。下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女儿7岁半时，已经能读不少东西。一天上厕所时，她捡起一本《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条游泳裤，悠然自得地漂在游泳池的水面上，显得十分健康。上面的标题是：“这位男士要在过去就已经死了，但现在不同了。”（This man was dead； but not any more。） 女儿马上问：
“爸爸，这是什么意义？怎么他已经死了，现在又不死了？”
我拿过来一看，原来那是一篇讲医疗技术进步的封面故事。我解释说：“这个人有心脏病。要在过去，他就死了。但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他通过复杂的心脏手术，不仅能够活下来，还可以像一般人一样游泳。可见那些医生是多么了不起！”
我本来想这也许是激发她对医学兴趣的机会。没想到她沉吟半晌，突然问：“谁来为这些埋单？”（Who is going to pay for this？）
我一下子笑起来，马上和她解释：“他一定有医疗保险。他的保险公司会给他付。”
“那么你有医疗保险吗？”她马上表现出很关心我。
“爸爸有工作，咱们全家都有医疗保险。”我告诉她。
她穷追不舍：“保险需要多少钱？”
这一问我也傻了。想一下告诉她：“咱们全家一万多吧。不过是爸爸的学校给买的，咱们不用花钱。”
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了。女儿继续问：
“人没有工作，能不能自己买保险呢？”
“当然可以，不过那要贵得多。”
“为什么？”她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解释说：“你看，假如爸爸的学校给所有员工买保险，这些员工既然都在工作，他们大部分当然都是健康的，不用去医院，花不了太多医疗费。看病的人少，保险公司支付的钱就少。所以，这些人的保险就可以比较便宜。但如果你个人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就会想：你为什么来买保险？你为什么没有工作？是不是身体不好？如果你要总去看病，保险公司就赔本了。所以，一个人去买保险，总是很贵。另外，学校给一大群人买，是一笔大买卖，一下子就定下来，很简单方便，管理费用也少。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买，保险公司就会一个人一个人地调查，看看每个人身体如何、大概可能去多少次医院。这样管理费用就高了。”老实说，我这么一个学历史的人，没有接触过这些实际问题，解释起来也很力不从心，只能勉强招架了。
女儿接下来的问题，就让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些感动了：
“如果我不是个学校，但要给许多人一起买保险，那么是否也可以便宜点呢？”
我有些不明白：“你不是学校，不是雇主，怎么会需要给许多人买保险？”
女儿说：“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办？无家可归者怎么办？我能不能给他们都买了保险？能不能便宜点？”
让我吃惊的是，她一下子竟触及到了美国政治中关于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辩论的核心问题。于是我又和她讲目前美国大选中的医疗改革问题，因为其中的重要议题就是政府如何代表社会来和保险公司集体地讨价还价、降低成本。由此我也介绍给她一些社会公平、政府职责的概念，话题从经济又转到了政治。
我并不指望不到8岁的小女一下子能明白医疗保险、医疗改革等等复杂的问题。其实，孩子的注意力能集中的时间很短。即使这么讨论一下，她几天后就可能忘了。不过，日常帮助她理财，促进她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理解，这样她就会逐渐向这个方向思考，对社会的理解也慢慢会成熟、复杂起来。我想她7岁半时能问这样的问题，是和她5岁开始经营自己的零花钱、开立自己的银行户头是分不开的。以后她理解社会、学习经济学等等科目，也会快一些。我拿她这个故事和朋友开玩笑说：小女经济头脑有些发达得过分，以后最好的职业大概是经济学教授（只是希望她不要变成中国那种“主流经济学家”）；第二好的职业则是到华尔街上搞金融；最糟糕的职业，大概就是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了（当然保不齐她会成为民主党。她固然像共和党那样讲求财政纪律，但也像民主党那样老惦念着给穷人买保险呢）。不过无论如何，我大概不用操心她是个不会经营自己生活的人。
女儿最让我骄傲的地方，是她不管对钱财如何有兴趣，最后总能超越自己，想到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是界定成功的更高面向。我在大学里教历史，许多学生来自商学院，一心想做生意，对历史烦得不行，觉得和他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我常常这样对他们讲：“如果你一生只关心你的下一张工资单，你这一辈子就很可能在为自己下一张工资单的忧虑中度过。你很难成功。如果你的兴趣和关注的问题超出了自己的这些直接的利益和经验，多想想别人、多想想世界，你就可能成为你们这一代中的领袖。显而易见：人们不可能选择一个只关心自己工资单的人当领袖。你必须通过关心别人、给别人谋福利，进而获得别人的认同和拥戴，成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也获得个人的成功。”这也是我教育女儿的哲学。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看，一个只想自己的人，有点成功也非常有限。要从小培养孩子的领袖眼光，让她思考怎么帮助别人、怎么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她未来才能占据领袖的位置，才能很快学会怎么经营一个社会、怎么经营一个巨大的组织结构。
第三， “忆苦思甜”
如今的中年人，小时候大概都受过“忆苦思甜”的教育。学校把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请来，给大家讲他们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挨地主欺负的悲惨日子，并且边讲边哭。后来农村来的表兄告诉我，这些来讲的人多半是骗子。他们知道有这种政治需要，就按照这种需要编一段，声情并茂，而且哭得越是泣不成声，请的单位越多。讲一次，至少饭就有的吃了，比要饭强。
不过，这类“忆苦思甜”的教育中有一点还是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忆苦饭，是糠做成的，还有些野菜，实在很难咽下去。当时老师说，旧社会的饭比这个还难吃多了呢。可现在回想一下，那些糠，在今天这种富强粉成为普通面粉的时代，恐怕还是健康食品呢。多吃一些有助于大肠蠕动、防癌、防便秘，好处不少。其实，一个富家子弟，生活在大房子、豪华车等等之中，精神上吃糠咽菜还是非常有必要也有好处的。
读过《阿Q正传》的人都记得阿Q的一句名言：“老子家以前比你阔多了！”正统的解释，认为这是“精神胜利法”，是昏了头地吹牛。仔细一想，说不定这话还是真的。在一个“富不过三代”的国度，富家子弟沦落到阿Q这步田地不是很正常吗？事实上，那种越是念念不忘“老子家很富”的人，沦落得越快。
美国的富人很理解这一点，生怕孩子从小就有“老子家很富”的概念。像《华尔街日报》这种富人报纸就常常有讨论：要不要向孩子隐瞒家里的财富？孩子发现了家里的财富怎么办？年薪、股票都可以藏起来，但是房子怎么藏？豪华车怎么藏？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怎么藏？孩子稍微机灵点，上中学的时候就会知道家里的钱自己一辈子也花不完。那么孩子还凭什么用功呢？
当你看到美国的富人愁眉苦脸地为这些事情发愁时，还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即反阿Q之道而行之，反复对孩子讲：我们家以前比现在可穷多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专栏作家Jonathan Clements就在《华尔街日报》上现身说法，说他的孩子生活在富人区的大房子里，对财富习以为常。他就不停地对孩子讲他们夫妻早年挣扎奋斗的故事：住在布鲁克林的一套破旧的公寓中，与老鼠、蟑螂为伴，开的破车在交通信号灯前停太久就会熄火，领孩子去玩具博物馆玩，但从来买不起任何玩具，等等。这就是孩子们的妈妈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时的条件。他对孩子讲这些，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外公和外公的4位兄弟姐妹，在1940年代每个人都继承了数百万家资，但全都很快在炫耀性消费中挥霍干净。所以，他从小就教育孩子鄙视豪宅、高级轿车、名牌时装式的生活方式，告诉他们这种日子除了导致了日后的许多财政压力外，并不能带来幸福。同时，他给每个孩子都开了养老金账户，目前价值已经达到每个账户3 7万美元。如果按8％的增长率算的话，在60年后每1美元就涨到了100，3 7万就涨到了370万。也就是说，几百万的家资可以轻而易举地挥霍一空；但适当地节省，一点小钱也能够使你成为百万富翁。
我们的孩子是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下长大的。她5岁以后我才找到教职。在此之前，我们夫妻二人是穷得丁当响的博士生，而且生存环境比一般的穷人也许还更极端一些。要知道，生活在法定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70％至少拥有一辆车。我们则在孩子6岁前没有车。冬天在冰天雪地的新英格兰到超市购物，要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放在婴儿车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在有工作的第一年，我们也没有舍得买车。孩子如今还记得：她和妈妈穿越厚厚的积雪走到学校（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雪，大起来可以到1英尺以上，快能埋到成人的大腿），对她这么小小的个头儿来说如同翻山越岭；本来10分钟的路，要挣扎快半个小时。两年后她告诉我们：那时她进了校门后，几乎连走到教室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孩子的这些活生生的记忆，使我们对她的教育变得容易了许多。我们家买东西几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则：非减价不买。女儿6岁那年，家兄访美顺道来看我们，私下塞给我们几百欧元，说是让我们代他给第一次见面的侄女买点东西。那天我们一起逛购物中心，说是要给女儿买双凉鞋。女儿自己发现一双，喜欢得不得了，也就十几块。她试穿上给我们看，一脸的期待和兴奋。我马上平心静气地说：“还是不要了吧？第一，这双好像并不那么合适；第二，也没有降价呀。”女儿愣了一下，马上说了声“OK”，迅速把鞋放回原处。倒是站在一旁的家兄吃惊不小：“怎么说不买就OK了？真没有见过这么好说话的孩子！”大概在国内，一般孩子在这种情景下总要闹一通。女儿则几乎从来没有为了物质而和父母有过争执。
不过，我找到工作后，家境渐渐改善，消费行为也略有变化。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孩子过生日。穷的时候，买一块蛋糕、几支蜡烛，一家三口唱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就完了。但一般的美国孩子，都有较大的生日派对，要请20个小朋友左右。这是孩子重要的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在学校多交朋友。女儿8岁的生日时，我们花了200多美元包了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冰球场（两个小时），请了30多个孩子。6月份天气很热，孩子能滑冰，当然是够“酷”的。而30多个孩子，按习惯每个人带一份礼物；这样礼品就堆成了山，让女儿看得眼花缭乱。女儿从小穿旧衣服、玩二手玩具，如果一天突然得到这么多东西，很快也就习惯了奢侈。于是我们和她商量：玩具要一天才打开一个，而且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比如练钢琴等等）挣来。有些玩具，我们应该重新包装送人。因为她去别的孩子的生日派对也要带礼物，礼物要花不少钱；而她留着这么多礼物自己都玩不过来，为什么不节省一些呢？
只要我们耐心地讲，女儿总是认真地听，而且都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能够轻易说服她，主要有两个法宝：一是继续“忆苦思甜”，告诉她爸爸妈妈小时候很少有玩具，只能拿着树枝等等来玩；一是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送她上芭蕾或者钢琴课。我们的核心理论其实还是告诉她万事有一个限度，让她知道这点钱能买礼物就不能干别的了，让她自己来选择；同时，也开始教育她在自己拥有了许多以后，要想想匮乏的人。那次生日后，她自己也说礼物实在太多了，超出了她的需要。她妈妈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孩子得到生日礼物，自己完全用不了，就决定把生日礼物全部捐给贫穷的孩子。女儿听了很有兴趣，表示下个生日她也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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