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独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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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京城的廿一世纪剧院，广电部1993年电影政府奖的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我因主演《股疯》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是继在上海得到影评人奖后的又一次得奖。
记得当时在上海，赛坐在我身边对我说：这大概是今年能得的最小的一个奖吧。我看他一眼，没吭声。心里却在想，到底也算是《股疯》的出品人，要求这么高，电影才公映就给我施加压力了。现在看来赛还真有点灵感。
不过真正让我们兴奋的还是《股疯》这部影片获得了本届政府奖新设立的“最佳对外合拍片奖”。这真出乎我们的预料。
《股疯》能获政府奖，至少肯定了我们当初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拍摄老百姓关心的事，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电影。
其实客观地讲，一部影片的成功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尽管我是希望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大众也好都不要把电影的功能性看得太重，对它对整个社会影响力不能期望太高。一部电影是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的。否则压力太大，会阻碍电影在艺术上的发展，也会影响它的生存。
可是每部片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传递着不同的信息。《人到中年》的成功是这样，《井》是这样，《股疯》也还是这样。
1982年，正是整个社会从贬低、轻视知识向崇尚、重视知识回归的时候，而《人到中年》不仅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展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也展示了他们在艰难的境遇中依旧克己、奉献、严肃、真诚的生活态度。它把人性的真善美还给了这些普通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曾经被扭曲的形象“正了名，平了反”，还了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所以它轰动了。《人到中年》的成功在于它替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呐喊出了心底的属于他们的声音。
1986年，人们开始向自我回归。他们收回了关注外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井》恰恰在这时出现。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落差与隔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个人与社会、市俗与反市俗之间的冲突，表达了个体对精神桎梏的反叛，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最终的毁灭。所以赢得了大众的共鸣。
《井》的成功在于它毫不回避地坦露了人们欲说还休的隐秘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井》更具世界性，而《人到中年》更具中国性。前者接近人类的审美意识，后者更符合中国的审美。所以《井》能使我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女主角将，也是这个道理。
一到今天，人们对电影功能的要求发生了改变。他们走进影院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放松是休闲，在这一点上《股疯》这种轻喜剧的影片样式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在题材上它又抓了个能牵动人神经的社会热点，而且多少还表达了一点人们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时的困惑。所以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的人认为我身上有种天生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应该去演那种有贵族气的、至少是“精神贵族”一类的角色。我不这么认为。
我从不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分成大人物、小人物，我认为在这个大社会面前，人人都是人小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无奈、一份苦衷。更何况我已走过的这一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的人生岁月，足以让我认识到，社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才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世界构成的坚实基础。范莉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贵族是会没落的。精神贵族在精神失落之后也是会崩溃的。而普通人是长存的。在普通人的坚韧中有一种直面人生的绝不普通的东西。在我为《股疯》的拍摄做前期准备，下生活体验角色的过程中，我就常常感受到这一点并为之感动。
W是我在股票交易所下生活时结识的一个拥有上千万身家的女大户。她和她丈夫原来都是病退的知青。回沪后即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她父母家。哥嫂因此常给他们冷脸看，儿子在学校也因此遭人欺负。无奈中他们炒起了股票，没想到居然发了。可是当我问她，有了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直率地说：“我想让我的儿子像你一样读完大学。”
我听后真是肃然起敬。
我觉得她活得仍然很本色。她首先考虑的不是置洋房买轿车，而是以每小十元的报酬，为儿子请回各个学科的家庭教师，为的是孩子将来不要再蒙受人格上的污辱。就这一条，我就认定满嘴粗话的她是值得我尊重的，因为她有一个无论贫困还是金钱都不能使之扭曲的灵魂。
还有那些我在65路国上跟班作业时认识的女售票员们，她们从事的是一种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却很少有人把她们真正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她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待遇又很低。我跟车才几天，两条腿上就被跳蚤咬得满是红点，几个月都没褪尽。而她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大家都是一样活一生，可我真心觉得她们比一般人活得艰辛。
由于行车时间长，饿肚子、憋尿都是常事，肾炎和胃病就因此成了她们的职业病，好多人都有。如果交通都塞，车子晚点，她们还要受一些莫名其妙的闲气。可她们却很达观很认命。总是说：我不干，谁来干？总要有人干的。
这种中国劳动妇女的淳朴善良，在知识妇女身上就不那么明显。起码换到了我就根本做不到。她们是使社会盍政党的主力军，却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看起来貌似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不平凡的贡献。我当时就想，我们如果不去写她们的戏、拍她们的故事、演她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写的拍的演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要求她们去看并且喜欢呢？
其实她们最希望看到的不就是生活在她们周围的、和她们一样普通的小人物的生活么？！至少我认识这就是卓别林的影片能成功，能拥有大量观众并得到他们喜爱的原因所在。
我想是到了我们的编导和演员给自己确立一个新的创作命题的时候了。那就是，中国人想知道什么。努力去寻找和熟悉普通人的生活和语言，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升华成一个艺术主题，再在一个半小时内重新反馈给观众。这可能是我们所要做的。
演了一部《股疯》，想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一大堆评价。尤其对我该不该演这样一部戏一个人物争议较多，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可就我而言，我最满意的，是我在这部戏里演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一个富有进攻性，不服输，有浓重的投机心理，而又幽默、精明、狡猾、但绝对不坏的女人。一个小女人。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
这个形象远远背离了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习惯于制造的完全奉献自己的“好女人”，但我深信，这个形象是有生命力的。
昨天香港方面有朋友来。带来《地久天长》的编剧陈方的信。她知道我这两天要到北京来领奖，所以特地托他们带来一批剪报和《公共电视》月刊，都是有关《地久天长》的报道。还有一盒《地久天长》在中视播映后，在台北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而且在观众的一再的要求下，又于上月20日开始重播了。
《地久天长》在台获得好评，我早有所闻。归亚蕾就曾带信给我，说《大公报》上曾有消息，说因为《地久天长》的播出，在中视中“开创了一条九点新黄金时段，令其他两台同时段节目倍感压力”。而且播出不过一周，就成为“公共电视中收视率排名第三的节目”。
重播倒还是第一次听闻。据防方说，这在台湾是很难得的，至少近几年内是不同有听说过有电视连续剧重播的。
陈方信里还提到，香港的三家电视台，无线、亚视、九仓有线台都在争购这部连续剧的播映权，可能想在暑假期间播出。
都是些好消息。赛说，1994年是我的吉年。但愿。
十三 自恋
6月6日 星期一
为了霞飞要新做一批灯箱广告，便去王开照相馆拍一组新照片。
角度变了又变，神态也换了又换，可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摄影镜头。摄影师说，来几张不看镜头的行不行。我说不行，一定要看着，看着镜头就是看着我自己，这才拍得好。不信你试，效果肯定不好。
试了几张，果真如此，他只好放弃。事后他开玩笑般地对我说：“潘虹，你真是个自恋狂。”我无声地笑了一下。他的说法或许夸张了点，却不无道理。
我一向以为人要自己喜欢自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也只要自己喜欢自己就足够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从没对自己有过埋怨，始终非常满意自己喜欢自己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一生一定是非常丰满而幸福的。
我一直觉得我最新近的人就是我自己。倒不是我在提防什么，排斥什么，而是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体验了各种世态人情，也让我深知世界原本的冷酷。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两个真正关怀你、理解你的人，就很不易了。如果你还奢望再更多一些，那只会更多一份得不到的痛苦。
人要对得起自己。这个对得起，一是不能夸待自己，二是要对自己负责。我喜欢在照片里看着我自己，它们是面面镜子，映照出我的自卑、自负或者自信。在它们面前我可以从容地审视自己。照片的这种自我提醒、自我暗示的作用是极为强大的，远超过别人的一封情书、一张贺卡、一句问候，更能给我一种面对生活的力量。
在孤独的日子里，在没有人呵护没有人关怀的时刻，我可以依旧从容。我对自己说，没关系，屋里的照片全在呵护我，全在在意我，全在祝福我，这就让我有足够的理由觉得幸福了。
有些朋友来作客，奇怪我为什么从不把那些在国内国外发奖会上的照片或者那些与声名赫赫的人物的合影摆在屋里，让人人都能看见？摆着的都是我单个的，孤零零冷幽幽地看着世界。照片在我的视线里，我也在它们的视线里。
不选择那些看起来非常辉煌的时刻，是因为我确信，那样的东西放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辉煌的瞬间在我的生命中存在过，然后就让它这样过去吧。因为只有我才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过怎样的代价，我是用无数个孤独无数个寂寞才换得了这一瞬的热闹，而这热闹是不足以让我去面对明天的。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佛的真谛在于一个空字。既然已经知道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那么我们又何必再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之外刻意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附加值呢？
我选择摆放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认为值得去记忆的某个时刻，它们是我成长的见证。有的照片并非是我最美的瞬间，但它一定有最可被解释的内容。它背后渗透出来的东西也许是属于很凄美、很失落、很糟糕的一个时期，但它会提醒我，在感情上这么艰难的时刻我走过来了，在事业上如此低潮的时刻我走过来了，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我一样走到了今天。
这种力量是别的东西无法替代的。我确信有选择它们的理由。我选择这张童年的照片。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我曾经拥有过的一段无邪的时光，更重要的是这张照片摄于父亲自杀不久，可我的脸上居然没有任何一点阴影。
我喜欢它，我觉得它体现了我的一种顽强的个性。
而这张在戛纳一个电影宫里拍的照片，则孕含着我的梦想，也表达着我的自信。在这个电影宫里，只要有一位女演员得到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金棕榈奖，墙上就会有一幅她的照片，同时也永远有一块空白是留给下一届最佳女演员的。于是我就站到了这块空白前，让相机把我和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定格在同一个空间。我们的脚下是同一条地平线。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现在摆出来的照片中只有一张是留着长发的。那是我做女孩子时拍的。那时刚从戏剧学院毕业二三年，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又不断编织着梦想的年龄。大家都想成为一个明星，都想拥有一个白马王子，我也不例外。
尽管我在该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年轻过，从我毕业后演的第一个角色，《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开始，就开始演妇女，演那种有家庭、有孩子、有丈夫，很早很早就把所有的挫折都受够了的女人。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依然有几分羞涩，有几分腼腆，但又有几分明星了。会化那样的妆，穿那样的衣服，微笑里带一点那样刻意的感觉，包装自己。
回头去想，这种感觉也好也不好，可我确确实实是从那样的时候走过来的，时至今日，多少还带点那时的印记。我留着它，就是想提醒自己，我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年代。
摆出来的照片都是走两极的，要么是未婚时的，要么是独身后的。没有一张是在和米家山共同生活时期拍的。尽管他是个很不错的摄影者，能拍很不错的照片，也确实给我拍了一些很不错的照片，但我还是把它们都收了起来。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时，我一定是已经老了。老到什么都抓不住了，只好抓一点回忆了。而现在我还不老，还不想整天面对回忆。我并不想逞强说我现在有多么多么的坚强。我自己知道。我依然有我作为女人的软弱，我依然有我的期待，否则我就不会着意地挑出这样一张照片放在我的客厅里。
这是我在新加坡度假时拍的。我穿戴整齐地坐在酒店里。并不是那天我的笑容多么甜美，也不是我的装扮有多么的雍容华贵，更不是酒店的大堂装潢得如何别致，而是因为我的身后有了一个他。一个陌生的侍应者。
拍的时候并没意识到他在那里，洗出来才发现他，背着手，站在我的身后。他的目光留意着我，没有在意自己已成为了我的背景。
我一看就喜欢了这张照片。我喜欢这种感觉，在我不经意的时候，会有一个男人默默地站在那儿，在我的背后，于是我心里就育种模糊的温暖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