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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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是用计算器在那里加来加去的，史玉柱就提出要求，应该买一台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是挺昂贵的设备，但是领导也知道计算机能提高效率，既然有人能用得上，就答应了史玉柱的要求。史玉柱因此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PC。
有了计算机之后，史玉柱的生活变了个样子。那时候也没有结婚，就是一个人，别人下班了他就一人在计算机机房里面琢磨、研究。
史玉柱的计算数学功底开始发挥作用。因为数学其实就是大脑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计算机编程不是难在语言，而是难在算法，所以一般计算数学出身的人编软件，要比计算机系编软件的人水平要高。过去应该有20、30个人干的统计的活，史玉柱用计算机，找两个录入员，一两天就干完了。
统计局一般是每年秋天做一次统计，汇总一下，以前都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个工作。被史玉柱这么一弄，一下子很多人就没事儿干了，当然单位也就安排这些人做其他的事儿，史玉柱自己也没事儿干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这么好的统计数据，史玉柱就开始琢磨能分析到什么。
此时史玉柱就自己开始编写分析软件，这个软件设计得可以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把这些人的数据抽出来一汇总，然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出很多的结论，很多以前的统计人员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当时，史玉柱所在的部门的人都是学农业的，没料到数学系的人也能分析出农业上的数据、农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等等，而且一瞬间就可以搞出来。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此时，各地的统计局都纷纷开始使用这套软件。第二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二、三十元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很有成就感。当时是1985年，史玉柱年仅23岁。
2．去深圳读研究生
出类拔萃的工作业绩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史玉柱就开始基于这些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需要哪些数据来进行分析的话，就到现成的数据库里面一检索。
文章发表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是欣赏。
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培养，保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做这位副省长的进修研究生，并且对他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
在“官本位”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时，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谁都会有理由对他的辉煌前景进行美好的想象。未来，在史玉柱面前展现出了一幅极其美好的蓝图。
可对于史玉柱来说，能不能“捞”到一官半职并不重要，他珍惜的是这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史玉柱就这样来到深圳读书了。
此时的深圳，正是全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当时到深圳，需要先到达广州，然后从广州到深圳再坐个大半天的车，路还非常窄，遇到迎面来车，得找一个宽的地方停下来才能过去。
到了深圳大学，一副欣欣向荣的场面，学生的精神面貌跟内省完全不一样。学生和老师的经济头脑都特别活跃。
史玉柱上的专业是软科学，实际上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做为副省长的导师一个学期也就来上几次课，其它时间完全是自己支配。
当时深圳大学里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搞勤工俭学，史玉柱当时一共是师兄弟三个，大家都觉得要面子不愿意去，所以就安排在软科学系里面做助教，就是帮老师们改卷子、改作业，然后一边学习。
那时候学校气氛非常开放，几乎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来讲座。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
这个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当时万润南就谈四通是如何创办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就是一个泥饭碗，但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从那时起，史玉柱开始经历了商业思想上的第一次洗礼，之后便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这时史玉柱也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国外的经济方面的书。当时他就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找不到人赞成，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少限制的。
那时候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风气就是大家都做生意、挣钱。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处这个环境的史玉柱很难“出淤泥而不染”。
毕业前夕，史玉柱也开始做一些小生意了。当时有合肥的朋友寄钱过来托史玉柱在深圳买些录像机，史玉柱一台可以赚一两百元。史玉柱觉得这样的生意还很不错。
3．“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原单位安徽统计局。
毕业回到单位的史玉柱应该本分安稳的踏实工作，从一个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过着旁人羡慕、称赞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如果真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现今活跃于保健领域，乃至网络游戏领域里的奇人史玉柱了。同理，也就不会有几度沉浮、大喜大悲的商界传奇了。但幸好故事有着另一个对于今天的史玉柱和未来的中国保健品、甚至IT市场都相当完美的开局。
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安于现状，更不会甘于现状的。而史玉柱正是一位不安于现状、不甘于现状的勇士。
史玉柱从小性格中的求新求变、坚强、勇敢与不服输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读完研究生，回到单位的史玉柱作出了几乎是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要求辞职，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辞职“下海”创办企业。
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毕业的时候，史玉柱已经就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毕业之后就应该去下海，就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去。
领导和同事们为他惋惜，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不是发了“疯”又究竟是什么？
但史玉柱明白，他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业冲动。
史玉柱通过合肥倒录像机的朋友，认识了一些当地计算机界的人，其中就有个专门倒卖计算机的代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商，史玉柱就找他借了一台IBM的电脑在家里，借了半年，在家里自己编软件。
在原单位统计局里，史玉柱已经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当时四通电脑打字机已经非常流行，买一台四通电脑打字机大概要2万多元，每个单位都得买，但是这个时候，每个政府部门，就是每个局、每个厅、很多处都有一台计算机了，还得买一台打字机，“而电脑放在那儿就觉得是一种浪费，所以我就想编一个软件，让这个软件能拥有四通打印机的功能，直接用电脑打字，这样就会节省成本，此后我就花半年时间编了这样的一套软件。”
半年之后，这套后来被称为“M…6401”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的一窄条要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那个时候，金山的WPS还没有出来。
史玉柱正好赶上了一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电脑技术，特别是在文字处理、桌面印刷排版领域，还处在非常原始落后的状态。而这也可以追溯到今后中国几乎所有电脑公司的发源，从四通、联想、方正、金山到巨人。
而此时的史玉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有戏”。它打破了专用文字处理机甚至超过了通用电脑的价格这一规律。史玉柱决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积累的知识，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
第三章 巨人崛起
第一节 首战告捷（1）
离开了顺风顺水的故土，连史玉柱自己都不知道，在未来的前方，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他。现在的他只知道一点：既然选择了远方，就不能回头，就要义无反顾地坚定地走下去！正是由于这种誓不罢休、敢闯敢拼的精神，史玉柱在破釜沉舟之后，挖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深圳：淘金者的梦想家园
史玉柱一看到自己的软件有市场，立即揣上软盘，南下深圳。
80年代的深圳，开始由一个小渔村在悄然而迅速地蜕变成为现代大都市。那时的深圳不但撤县建市，更为令人振奋的是邓小平的南巡使得改革的春风劲吹深圳。建设中的深圳在不断地升温并沸腾着。
杀出了一条血路的深圳仿佛在一夜之间崛起，被人称作“一夜城”。深圳成了多少掘金者的朝圣之地，虔诚之如伊斯兰教徒对麦加的热爱。而在史玉柱的眼里，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所带给他的更多的并非专业学识的长进，而是一种城市思维，一种深圳思维。
回想当年第一批昼夜排队买股票的深圳淘金者所上演的暴富神话，不得不令所有人动容，也不得不令所有人遗憾得捶胸顿足。深圳是一个遍地黄金之地。对于史玉柱来说，离开深圳，回到安徽，一切按部就班，归于原初状态，也许对于一个没有见过大山外面的世界的青年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史玉柱，这个走进了深圳、目睹了深圳突飞猛进发展的崭新城市来说，那些曾经的仕途许诺似乎都不那么诱人了。
在史玉柱呆过的深圳，那时闻名遐尔的帝王大厦还在襁褓中。一切都是如此的崭新，给人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冲动。而且作为经济特区，政策环境出奇地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能在这里进行拓荒，那么人生的意义将从此丰满许多。这是史玉柱在毕业时的想法。也就是说，当年的史玉柱并没有经过几许挣扎，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点儿都不留恋他老家那份稳定的统计局工作，十分坚定地选择留在了深圳。
2．母校深大：穷小子的栖身之地
白手起家也许在号称已经走进“资本时代”的今天成为了一种海市蜃楼的“幽梦”一帘，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多数创业者都是靠着双手起步，迅速地在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同时完成了最初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史玉柱也不例外。
没有任何背景的他，和许多怀揣理想的青年们一道上路了。
没有靠山，没有资金，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据史玉柱的回忆，当他这次再前往深圳的时候，身上的全部家当就是东挪西借的4000元人民币，而且，史玉柱也已经在1986年结婚成家，爱人也是统计局的，并且还分了房子。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几乎一贫如洗的他打消深圳创业的念头。因为技术就是资本，让他充满信心的是，史玉柱开发的这一套软件——M…6041桌面汉字处理系统。这套软件后来被储存在集成电路板里，插在电脑的扩展槽中使用，被人们称为“汉卡”。
都说良将“不打无准备之仗”，虽说那时史玉柱的胸有成竹并非全无根据，但是创业的艰难仍然显而易见：吃、住、行，单单靠这4000元，在那时已经初显繁荣的深圳，早已是捉襟见肘，更何况产品的开发还需要设备、需要推广渠道，这一切并非只是人力可以解决的，十分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那么史玉柱又是如何用4000元解决这些难题的呢？史玉柱并没有学过财务管理，他至今也未在这方面显现出任何的天赋，他想出来的都是一些现在看来有些“笨笨”的但却又在那时值得一试的办法。
没有钱，仅有的4000元钱又不敢动，住的问题和软件开发所需电脑问题十分现实地摆在了史玉柱的面前。且不说那时的深圳住宿费有多高，电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地域差价的玩意可不是象今天这样随随便便就能“一掷千金”买到的。那个时候的电脑价格和生活水平的比价关系远比现在高得多。这也是为何早年的电脑普及率相当低的缘故，也正如现在的手机在当年仍可称得上是富人们的奢侈品一样。
凭借着在深圳大学三年硕士学习阶段积攒的“江湖经验”，史玉柱不得不再次返回他的母校——深圳大学。租不起房子的他悄悄地“混进”深圳大学学生宿舍栖身。搞开发没有电脑的他采取能“混”就“混”的游击战略，一次次地“混”到学生堆里去，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偷偷地编写程序，借此完善自己的产品。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夹着尾巴的狐狸”时间长了也会“原形毕露”。对于这个穷书生来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史玉柱被实验室的管理员“揪”了出来。这样一来，史玉柱不得不与这些昂贵的计算机说“拜拜”了。
也许一切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由于在深圳大学三年的学习期间所结识的一个朋友留校任教，他通过这个人找到了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不过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因为计算机的使用依然不那么自由，因为史玉柱只有等别人下班了他才能上班，等别人不用计算机的时候他才能接着使用，而且有时他还要等别人玩完电脑游戏，才能用上计算机，才能用一种“久违了的亲切”去触摸属于别人的计算机。那一段时间里，史玉柱的作息表是和别人相反的：“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史玉柱的黎明从黄昏开始，而办公室里那盏不算明亮的日光灯，成为照耀他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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