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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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劝陈寅恪北返的行动达
到高峰；他的出现，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全国学界最高层的领导，第一次正式表达对陈寅恪的
尊敬和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肯定。
这位带有私谊色彩兼学生身份现身的“使者”，身怀两封沉甸甸的信件，兴冲冲地踏上
了南下的旅途。他就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钱（加竹头）。他是怀着志在必得的
心情上路的。
二
汪钱也许没有想到，他身上的两封信，他要完成的“使命”，使他此行爱徒探视恩师的
温馨色彩荡然无存。而正是这种色彩，历史才会挑中这位无论从辈分、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
恪作正式对话的其时才 37 岁的后学充当“使者”。汪钱更没有想到，一别四五年，自己已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恩师也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汪钱不会迟于 11 月 21 日抵达广州。还像五年前师生亲若无间一样，汪钱一抵中山大学
便直接住进恩师家中。但很显然，谈话谈“崩”之后汪钱便搬到学校招待所去住了。
今日我们要感激汪钱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相当珍贵的原始记录。这份一万字以上的报告，
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与汪钱多次交谈时的真实思想和喜怒哀乐的情感发泄，令人闻其声而想
见其人，陈寅恪的神态跃然纸上。
这份报告显然是汪钱即将结束广州之行时写下的一份汇报。其记忆力惊人，忠实地录下
了陈寅恪的心声。
11 月 21 日晚，汪钱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 日晨” 陈寅恪即作答复，
“22 ，
由唐员（加竹字头）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员（加竹字头）将此两个条件
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钱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 1953 年 11
月 22 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汪钱没有叙述自己的心态，但汪钱说到了冼玉清与
黄萱。这两位与陈寅恪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女性，在这个早晨目睹了这一幕，参与了这一场谈
话。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
“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
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
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钱用忠实的笔调客观地记录下每个人的原话，今人仍能感觉出陈寅恪话语中含着一股
怒气。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陈寅恪当然明白他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
这将是一个令人永不能释怀的人生场面。陈寅恪为何毫不掩饰地提出两条足以惊世骇俗
的条件？
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怕是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可惜，至今还不知这两封
信的内容。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陈寅恪的“气”，相当部分是冲着郭沫若而来。
其次，正像人们后来流传的那样，汪钱怕要负一定的责任。汪钱显然用了“党员的口
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这位内心不乏善良、正直的学人，在北平和平解放
、
后的初期工作中，曾以无限的热情主持编辑《北大周刊》，为赶时间常常编稿至通宵，创下
这样的“记录”：在全校师生代表大会上担任记录员，三天共写下十多万字，随后又花了几
个通宵整理誊清。对新时代的顺应，令汪钱从思想到语言都有了深刻的巨变。这种变化显然
与他甫下舟车即入住恩师家的“旧我情结”格格不入。陈寅恪难以接受四年前的学生，四年
后会用这样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对自己说话。于汪钱来说，这也许不是他的错。他也许直
到最后也不明白，恩师为何如此反感！而他所说的，不过是在政治学习会上人人都能说上一
通的道理。
这次会面后，陈、汪两师徒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于陈寅恪，此事给他的伤害无法估计；
于汪钱，亦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最具悲剧意味的是，从始到终，汪钱一直挚爱着自己的老师。
1953 年 12 月他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对讲台下的学生，他总不自觉
地流露出对陈寅恪的敬意以及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肯定。这些，陈寅恪都不会知道了。在
1953 年岭南这个初冬季节里，陈寅恪在火气正盛时说出了这样的气话，
“你不是我的学生！”
不过，历史从来不认为个人行为能解释历史的全部原因。
陈寅恪是有感而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著作的号召。
1951 年 5 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
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与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
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对绝大
多数的人民进行政治启蒙的教育。
50 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
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是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
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这一深刻背景，应是陈寅恪提出两条先决条件的最好注脚。“为学术争自由”，63 岁的
陈寅恪说出这句话时，在那一刻拥有中国传统历史学家某种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至此，这
位老人并没有超然避世得以证明。
尤其值得探寻的是，陈寅恪为何在第二个条件中提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郭沫若等人的
信中是否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历史作合理推测，总使人难以舍弃这样的背景：一年多以前，陈寅恪的挚友朱师辙喜获毛
的问候信，朱师辙视此为晚年最大的荣幸事。能“上达天听”，被“礼遇尊敬”，是 50 年代
一批历经数朝的“名士”所感受到的——种罕有的“隆恩”
。陈寅恪的确有所“恃”
，他不一
定戴德感恩，不一定以此为荣，但他透彻明白他在共产党心目中的分量。从性格而言，在常
人看来迹近幼稚天真的两个条件，恰恰正是陈寅恪自傲、倔强气质最鲜明的体现。六年后，
陈寅恪再次提出了意思相似的条件。很明显，两个条件的提出，绝不是陈寅恪一时的气话！
四
命运注定努力不辱使命的汪钱，只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
12 月 1 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筏作了一次正式长谈。这个上午的长谈，表明陈寅恪向北
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在 63 岁这一年已
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长谈也意味着汪钱的岭南之行要结束了，他
应尽快北归复命。这天上午，陈寅恪口述了一篇长文，其结构之紧凑，语气之从容不迫，决
非即兴之作，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汪钱轻车熟道地将这篇陈寅恪的自述记录下来，也记录
下一段不应被淹没的历史。这篇自述，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⑵。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
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⑶。在当时，清华校长
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
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
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
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
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
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
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
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
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
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
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
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
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
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
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⑷。但我认为不能先
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
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
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
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
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
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
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
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
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
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
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⑸。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
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⑹，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
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⑺，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⑻。我的
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⑴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
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
伯达担任主任。同年１０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并在中国科学院
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
（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１１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
史系副教授的汪签［〃钱〃代〃佥〃］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陈与汪对话的最终结果，便是１
２月１日由汪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将此文公诸于世。
⑵王国维纪念碑：《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
集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
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
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
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
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
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与天壤而同久〃《陈寅
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误作〃与天壤而日久〃。
⑶立碑时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八年已巳（一九二九）
，先生四
十岁。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偏，乞先生为《王观堂先生纪念
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此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
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字样。
⑷资本论原文：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