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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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
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
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
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
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
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
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
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
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
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
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中国作家与精神气候
　　　　　　　　　　　　　　　　　　　　林贤治
　　　　　　　　　　　　　　　　（1948…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谢泳编《思想的
　　　　　　　　　　　　　　　　　时代》，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有删节。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作过这样的
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失去
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
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　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来自延安
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
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
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
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
惟有彻底“投降”“把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
　　　　　　　　，　　　　　　　　　　　　　　　　　，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
理论上是荒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国民
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
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
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
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
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
大部分是自卑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
　　　　　　　　　　　　　　　　　　　　　　　　　　　　　　　　　。
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场上放歌《时
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在“空气坏的洞中”给朋友写信，
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
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
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伴们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
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
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
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
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作家所不敢想像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府包了下来，
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除了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
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
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便于管理的地方。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
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证之国外，则基本
仿效苏联的人事管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
政教合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指
出：“此种与国家一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俸
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
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　20　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
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
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
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
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应的；在新
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
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
唐诗云：“欲采蓣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意，改作“不采颠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
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即便自愿“不采藏花”，自由亦非易得。
　　　　　　　　　　　　　　　　　　　　　　　　　　　　　　　“组织”不是永远敞
开大门的。于是，脱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
初，胡风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工
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惟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1951　年　1
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
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1953　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
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没有写。用他的话来说：
“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
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云：“到京八年，历史所
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胡风的朋友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
作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
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
膊上阵的许褚的。他曾经说过：
　　　　　　　　　　　　　“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
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境遇的不同，最重要的正如胡风所说：
“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问
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从
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恿，愈见“反革命”
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
据点，扩充‘实力’”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
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是如此，怎么可能容许存在“独立王国”，存在自外于
组织的文学使命和目标呢？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剧院、出版社，统统进入了有组织的
网络，而成为党的喉舌和工具。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实
践的产物。后来有人在翻译上闹小花样，把“文学”换成“出版物”，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强迫人的。”胡风是建国后第一个呼吸到这笼罩的空气
而感觉窒息的人。置身在“僵尸统治的文坛”，他说：
　　　　　　　　　　　　　　　　　　　　　　　“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
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
　　　　　　　　　　　　　　　　　　　　　　“但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
他要求具有创作天才的路翎“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
争”。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许多作品，都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他们劫余的通信，
至今仍然留有在这方面到处碰壁的失败记录。至于他个人，“一动笔就要挨骂”“不动笔也
　　　　　　　　　　　　　　　　　　　　　　　　　　　　　　　　　　　，
要挨骂”。他说：
　　　　　　　“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
会。”他致信牛汉说：“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或者失心的声音。
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要我沉默！
　　　　　　　　　　　　　　　　　　　　　　　　　　　　　　　”他通过痛苦的个人
体验，清醒地意识到：
　　　　　　　　　“在一个罩子下面”“
　　　　　　　　　　　　　　　　　　，‘理论’问题仅仅是一个表现，这里面所要的是
一个对特定个人服从的军事服从的企图。”
　　　　　　　　　　　　　　　　　　“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
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在争取巩固统治权。”军事化管理与权力，是这里的“一大结”。
　　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是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惟其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使运动
的空间在瞬息之内扩及全国，在时间上，使运动得以周期性地发生。从有名的运动到无名的
运动，几十年来，大小事件，均呈“运动效应”。这里的所谓群众性运动，与历史上出现的
真正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广大群众自身利益所激发，因而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
如巴黎公社；前者则是自上而下地，按照权力意志推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政治运
动中，把主义和思想教条化、教义化，从原来的经典意义的征引到后来的言必“最高指示”；
把阅读制度化、教义化，从有组织的学习发展到后来的“天天读”，还有祈祷般的“早请示，
晚汇报”，等等。于是，领袖及其思想被绝对权威化了。个人崇拜和信仰主义盛行。在某种
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宗教运动，而作为宗教运动是其来有自的。在宗教
运动中，除了“教主”的思想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思想。所以，像遇罗克、张志新等
极个别富于独立思考的人，就不能不被当做“异教徒”被残酷处死。胡风所以对张志新表示
特殊的好感，而且一再提及，是可以理解的。著名宗教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宗教经验
之种种》中说：“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必须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圣徒的
脾气是道德的脾气，而道德的脾气往往是残忍的；它是党派的脾气，而党派的脾气是残忍的。”
对这种极其褊狭残忍的宗教情感，他称之为“奉神病状态”
　　　　　　　　　　　　　　　　　　　　　　　　　。罗素也指出：
　　　　　　　　　　　　　　　　　　　　　　　　　　　　　　　“历史上无论什么
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
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发展成为“事件”以前，在文化界已经招致众多圣徒的谴责了。其时，
《文艺报》编辑向有关的知名人士征集批判胡风的文章，
　　　　　　　　　　　　　　　　　　　　　　　　“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
　　　　　　　　　　　　　　　　　　　　　　　　　　　　　　　　　　　。真可谓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及至把胡风正式定为“反革命”而进行公开声讨，文艺界群众大
会那种神圣而盛大的愤怒，也便可以想见了。胡风“集团”事件，其实是“权势者”与“知
识者”合谋的产物。这是明明白白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一个或无数个“反面教
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来，然后采取公开“斗争大会”——相当于斯大林时代的“公
开审判”——的办法，不断施加压力，直到使之彻底孤立，投降屈服为止。这其间，也当辅
以其他手段，但惩罚手段是主要的。顾准在　6　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反右斗争的记录，说：“大
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
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
　　　　　　　　　　　　　　　　　　　　　　　　　　　　　　　　　　　‘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