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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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也不愿再现自己遭凌辱的卑屈形象；即使那些旁观者，也习惯了在苦难史前闭上眼睛。
试想，自己曾面对暴行而袖手旁观，光彩吗？
但是，遮蔽和遗忘都不能改变史实。一厢情愿地沉浸于灾难已经终结的美梦，只能自欺
欺人。为了无辜的受难者，为了死者和生者，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需要直面一切业已发生的
灾难，拒绝遗忘。
灾难是可怕的，但只有牢牢记住它，才有可能远离它。
李新宇
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李锐
（191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
《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
1999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大大小
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
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
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
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
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 1600 万至 2700 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 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
算，正常情况下，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一文中说：“全国在 1960－1961 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319 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 2158 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李成瑞
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
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
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
……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 18 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年份 …2 度区 …1 度区 0 度区 1 度区 2 度区 120 个站 全国平
（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旱） 总指数 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 2 度区和 1 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
－1961 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 年（总指数＋25，
平均指数＋0。208）和 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
不涝的正常指标 0。
（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 ，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67－368 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
……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
1958 年 6 月 14 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
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 5000 斤到 10000 斤到 20000 斤的水稻，亩产 10000－20000 斤再到
200000 斤的山芋，亩产 3000 斤的烤烟，亩产 2000 斤的玉米，亩产 1000 斤的大豆，亩产双
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 1958 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9 月 16 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
“凤阳太阳升社主任
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 7 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
计划亩产 130 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
”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
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
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 年和 1959 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
。1959 年卖的最多。因
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 年生产计划订
到 2 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 8 亿斤的指标。
1958 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 1959 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 12 亿斤的
指标；超过了 1958 年实收产量 18266 万斤的 6 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
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 年实收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1360 万斤，却虚估为 40500 万斤，超过实产 3。6 倍。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 年实收粮食 18266 万斤；
除了三留外；只剩 1180 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 7102 万斤，特别是 1959 年，总产只有 10960
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 5974 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
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 12 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
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
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
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961 年 8 月 24 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
硬购过头粮。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
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
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
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
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
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
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 40 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
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
（陈振亚：
《关于凤阳问题的报
告》，1961 年 2 月 1 日）
1958 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 240 户，1172
人，缺粮断炊的有 184 户，892 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
淮社 40 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 200 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
（
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1959 年初）
1959 至 1960 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 11196 人，占农村总人口 335698 人的 3。3％。
发病人口达 102994 人，占农村人口的 37。7％，其中：浮肿病 27735 人，妇女子宫下垂 6932
人，闭经 8237 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 52233 人，发病的就有 26018 人；占 49。8％，
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 60 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 58 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
身体瘦弱的 17482 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
告》；1961 年 2 月 1 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 年和 1960 两年，共死掉 60245 人，占农村
人口的 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 53759 人，死去 14285 人，占 26。6％，小
溪河公社死去 14072 人，占 26。9％。宋集公社原有 4743 人，死去 1139 人，占 24。2％。武
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 4100 人，死去 1627 人，占 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 70 死掉 48
人，占 68。6％。
全县死绝的有 8404 户；占总户数的 3。4％。死、跑而空的村庄 27 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 21 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 20 户，死绝 4 户。
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 12 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
家 34 口人，死去 30 人。
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
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 1580 人，
孤儿 2289 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 年 2 月 1 日）
…… ……
作家王立新 80 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
告诉我：1960 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
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
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
记忆即生命
徐友渔
（194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城市牛
哞》，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旧的世纪和千年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和千年就要来临。在这欲望急剧膨胀，不论现实的
还是虚拟的财富都备受关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
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谁也拿不走的财富，它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财富就是我们的——记忆。
珍视它和呵护它，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它或者躲避它，不仅是抛弃和糟蹋世间
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背叛我们自己。
２０世纪不应忘却的悲惨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
■前苏联的“大肃反”运动（自１９３７年始）
■卡廷森林屠杀（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３日在俄罗斯卡廷附近的森林中，发现埋藏着一座
万人坑，坑中大约有４０００名波兰军官骨骸）
■南京大屠杀（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奥斯维辛集中营（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
■台湾二·二八事件（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
■原子弹轰炸广岛（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
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什么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古希腊哲人给出的答案是：“人是
政治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１９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是会使
用工具的动物”；２０世纪的哲学家则认为：“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在这２０世纪和２１
世纪的转折之际，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我不期望这个说法可以和古往今来先贤哲人的论断相媲美，我只用它表达一个希望：人
类在跨过千年的门槛之后，不要忘记２０世纪。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天灾，更不要忘记这个
世纪的人祸。只有记住黑暗和罪恶，才有可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动物也是有记忆的。我对发生在２０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１９７１年，
我们４个插队知青中，有一人因母亲单位有名额而被招回城，知青点家徒四壁，有人建议杀
掉我们惟一喂养的小狗勉强搞一个告别宴。一招呼，小狗就过来了，但当绳索套上它的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