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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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
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着她。而
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
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
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
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
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
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
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
应该的。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
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
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的
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
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
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
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
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
在登出李、蓝二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
无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
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
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
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
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
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
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
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
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
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
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
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
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
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
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
，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
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他写那
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
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
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
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
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
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
。这个，我就感到
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
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
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
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
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
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
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
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
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 1985 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
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
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
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
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 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
， 李克农当即表示： 好呀。
”
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
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
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
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
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
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
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
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
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
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
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
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
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
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
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
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
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
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 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
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
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
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
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 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
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
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
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
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
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
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
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
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
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
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
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
心伤到如此程度！
青春是可怕的
钱理群
（194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拒绝遗忘》
，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1966 年 8 月 18 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 101 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
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
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
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
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
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
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
〃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
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
正是下午 4 时 14 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
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据说这是“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下的人”，当时把“八·一八”这一天叫做“红卫兵的
革命盛大节日”。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却令人毛骨悚然：其震惊之处，正在于残酷的虐杀竟
然是在青少年的狂欢之中完成。
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名言…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
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
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
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
同对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
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玩笑》）
20 世纪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创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
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
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
，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
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与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文
化）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
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
，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他们也同样把中国专制主义的残
忍，嗜杀、灭绝人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集“天使”与“恶魔”于
一身：这就是中国的红色卫兵；“天堂”的梦与“地狱”之门并存，伊甸园与集中营同在，
应该这样来把握与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来都是说：“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
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青
春是可怕的”——连同所有与“青春”相联系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抒情诗”都有导
向“专制”的可能。正如昆德拉所说：“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