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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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西化的思想，他的理想中人是美国的华盛顿。西洋文化，是他的革命环境。他反对中国
的旧文化，推翻专制的政体，而建立共和的民国。总之南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思想是最先
进。最后归结的说到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彻底全盘西化着手。希望诸君起来负起这
个责任。本校为政治革命的结晶品；把西洋文化彻底努力的去采纳与发展，是在今晚各位的
身上了。
按：此讲词的草就，大致是把陈序经博士该晚的演讲笔记下来。此外，更还得到陈博士
平日所发表的文字拿来参考，而且得到他的同意加入多少意见，并蒙赐予修改及指正，理当
在此并加声明——记者附识。
元旦脱稿于南＇中＇大，爪哇堂
自信力与夸大狂
梁实秋
（1901…1988），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本文
选自丁守和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以为中华民族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以为我们无论如何赶不上欧美的程度，这便
是缺乏自信力，其弊是自甘暴弃。振起民族自信力的方法，不是回忆以往的光荣，而应该是
目前做出一点惊人的成绩来。我们现在不怕缺乏自信力，怕的是在事实上做不出足以启人自
信的成绩。如果要表现民族自信力，我们不要用宣言的方式来表现，要在事实上来表现。
以为守旧不好，盲从不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好，
“全盘西化”更不好，而要根
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另行“建设”一种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这实在是一种夸大狂。文
化内容是些什么固然没有定论，可是物质文明精神生活都应该包括在内，这是人人承认的。
可见文化这个名词是极广泛而又极笼统的，是许多事物的一个抽象的总和。并且文化是多少
年来应环境需要而一滴一点的累积起来的；不是长生不死的，是可以随着民族的衰微而渐趋
于死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随时接收修正或改造或补充的。现在十位教授宣言要“建
设”一种“中国本位文化”，可说是言大而夸了。究其实，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原来不过
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三句老话（见“我们的总答复”），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呢？
假如现在复古的势力太大，我们应该出来反对，因为这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假如现
在盲从的势力太大，我们应该起来主张“审慎的选择”，因为这也是“此时此地的需要”。我
们看看眼前的事实，“读经”“祀孔”“扫墓”“诵经”“国医”“国术”“节妇宴” （见本月三
日《益世报》），无一不是“迷恋过去的残骸”，然而不见有多少人发为宣言蔚为舆论加以抨
击。再看西洋文化，表面上像是大规模输入中国，其实我们国人并没有解西洋文化，更谈不
到大量吸取。不加抉择地模仿才能说是“盲从”，我看我们毛病乃是袭取皮毛，并非是全都
盲从。现在“洋化”只嫌不够深刻不够广泛，离“反客为主”的地步还远得很呢。“中国本
位文化建设”运动在此时此地发生，我以为是最不合于“此时此地的需要”。
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乃是虚心的先去了解西洋文化，然后就其各个部分分别的审慎的
加以采取。“全盘西化”是一个不幸的笼统名词，因为似是认定中国文化毫无保存价值，这
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门，我们就可发现：（1）有中国优于西洋者；（2）
有西洋优于中国者；（3）有不必强分优劣而可并存者；（4）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
改进者。就第一类说，我觉得可说的太少，也许是从前很多现在变少了，我想来想去只觉得
中国的菜比外国的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的舒适，中国的宫室园林比外国的雅丽，此
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于西洋的东西。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感觉得这样想法使心里很不
舒服，好像是太自馁，于是勉强寻出两个解嘲的方法，一个是追怀以往的光荣：长城，运河，
火药，印刷，罗盘，都是很可以自豪的。另一个法子是标举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特殊工艺，
认为这是我们特出的成绩。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以往的光荣仅仅是以往的光荣，无补于“此
时此地的需要”：中国的文学艺术之类也不见得优于西方的，应该列入不分优劣而应并存的
种类里去。事实如此，不能因为顾忌“妄自菲薄”的批评而遂遮掩自己的文化的贫乏与落后。
我可以挑刺的说，中国文化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令我们夸耀于西方？中国此时此地有什么
需要是西洋文化所不能供给，或不能作为参考的？如何“充实人民的生活”，如何“发展国民
的生计”，如何“争取民族的生存”，没有一样不可效法西人，没有一样我们能完全抛开西方
的成规而另创造出新的办法来的。我们既不能超越西洋文化的现阶段而另创出更高的文化，
我们便该急起直追，先把自己提高到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步，此刻提出“中国本位”，显然
不是复古（说他是复古运动的烟幕弹，那是冤枉人的），起码也是固步自封的一种虚骄心理的
表现。
并且文化这种东西逐渐地要变成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产业，不容再有什么国家的单位存
在。国家主义应用在政治方面，已经有人嫌太褊狭，孙中山先生且标明“世界大同”为最终
鹄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文化上偏要划分国界？以前在闭关时代，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单
位，那是因为地理的关系交通的关系不得不如此的特殊现象，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也正坐因
于此。我们讲起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体系，我们从来不曾说起什么英国本位文化意国本位
文化法国本位文化，因为文化是可以超越国界的。有人说，西洋文化也不是—个整体，有资
本主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文化。其实，经济制度只是文化当中的—部分，绝不是全部，苏
俄与英美的社会情形固然不全相同，然而就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来看，究竟他们之间的相同点
多于相异点。无论如何，这不能成为使我们不采纳西方文化的理由。我们的文化因了五四运
动而与西洋文化作更进一步的接触，这是可欢迎的一种解放运动，刚刚打开了我们国人的眼
界去认识西洋文化的面目，为什么才隔了十七年的工夫又亟亟的缩回头来怕失掉了“中国本
位”？在各种的侵略当中，惟有文化侵略是可欢迎的，因为有了外国文化的激荡观摩然后才
有进步，只有想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人才怕文化侵略。
文化的优劣是不容易得到一致的论断的。譬如所谓“国医”，我们以为这明明白白的是
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然而有极大多数的人平时可
以坐火车点电灯，而遇到自己身上有病时依然要请教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国医”！这
现象使人丧气。可是我相信，经过长时间的淘汰，“国医”是一定要消灭的，优胜劣败的铁
则在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一定早晚要显露出来的。你尽管喊中国本位，结果那本位是要销熔
在世界的文化的大洪炉里！中国本位文化在以前是存在的，我们至今还觉得很光荣；现在是
不存在了，将来也不见得能再产生，对于这个我们似乎也不必惋惜。
中国现在是百孔千疮，大家要从各处一齐下手挽救才或者可以有望。热心爱国的人都急
得要开药方，并且都急得要求速效，其实是急不得的。试想：西洋文化在三百年来突飞猛进，
而我们中国人在这期间干的是什么事？达尔文做动物学旅行的时候，中国人还在讲究校勘训
诂之学，莱伊尔（Lyell）著“地质原理”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做八股试帖诗，我们承受了我们
祖先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得替他们清偿一大笔落伍的债。如何赶上去，已经是很难的大问题，
若要另创造一种新文化，名之曰“中国本位”，真不知从何下手！这药方也许是很冠冕堂皇，
既可救国，又满足了虚荣，可惜不知这药到哪里去抓？陈济棠先生提倡读经，我相信他是诚
恳的，他必是竭其才智才思索出这样一条大计；宣传“中国本位文化”的人，我相信他们也
是诚恳的，他们必是多年研究社会科学之后才提出这样的主张。对于前者，我们不必深论；
对于后者，我们期望较大，至少我们要问：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既是“一种积极的创造”，
既是“和闭关时代的中国文化或世界列强的文化不同”，那么当然是要另创一种不中不西的
新文化，请问这种理想中的新文化是有怎样的内容，其建设的程序是怎样的？与闭关时代文
化不同之点安在？与列强文化不同之点又安在？假如我们得不到具体的回答，依然在字句上面
绕圈子，我们便可断定“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一句悦耳的空话！假如只说“中国本位的文
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我们便要指出他们所表现的不只是“自信力”，还有“夸
大狂”！
五四运动至今十七年，虽然文化没有多大进展，然而其所揭示的思想解放及思想自由，
仍然是我们应该继续努力的一条正确路线。五四的势力至今还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弱点以至
于需要纠正，五四运动即是新文化运动，至今尚未成功，再来十七年也不嫌多，我们还无需
再创造一种更新的新文化运动罢？（6 月 9 日天津《大公报》）
原载《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十期
“皇帝来哉”
刘洪波
（1966… ）．中国当代杂文家。本文选自刘鹤守、
尉天纵、樊百华编《皇帝与流氓》，西安，太白文
艺出版社，2001。
曾读过一篇写时代变化的随笔，至今记得其中的精彩一笔：作者从乡下接母亲进城，问
到目前乡下生活怎样，母亲说：
“好了，狗都不吃屎了。”看来，狗的实践已经推翻了一个所
谓的人类真理：
“狗改不了吃屎。”这种关于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明，胜过千言万语；这个文盲
母亲的生活观察，远比许多理论家的论证生动而有力。
读到这个母亲的故事，我不由得记起了自己的母亲，同样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母亲，她
20 多年前的一句话让我永难忘记，那是救星陨落的时节，她像普天之下的群众—样陷入巨
大的惶恐，不过当地从惶恐中醒过来时，首先感到了命运不公：“可怜呢，毛主席老了，没
有一个儿子来接班。母亲永远是真诚而且善良的， 20 年前只是叹惜老人家没有建立起
” 但 “主
席世家”。现在，她有些什么社会观察呢？遗憾的是，她没有做出“狗都不吃屎了”之类的精
辟概括，但也不再有“没有儿子接班”之类的感慨。她甚至能够恰如其分地使用“系统”
“信
息”之类的新词汇，她的真诚与善良仍然保持，但只注视普通人的命运，青年流血、儿童被
弃、老人受虐、天灾降临，等等，只要她知道，总要叹惜再三。
然而，这样的与时俱进，是可以发生于任何一个人身上的么？实话说，我不敢肯定。
从滑稽艺术家王汝刚的《自报家门》一书中，我看到了顾阿桃的故事。因背诵“老三篇”
而当过省革委会常委的顾阿桃，逝世于 1994 年。她曾回忆，当初她作为贫下中农学《毛选》
积极分子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被引见给“伟大领袖”时，心里念了四个字：“皇帝来哉！”
尽管这四个字涌现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头，显得是那么滑稽，但历史就是如此，共和国里“皇
帝意识”曾经盛行，何况顾阿桃也与我的母亲一样大字不识一个，即便将“老三篇”倒背如
流，又怎能苛求她冲破长期封建影响和新中国的个人崇拜呢？
只是，晚年的她虽然作过“阿桃做人梦一场”的人生总结，却仿佛仍然没能够真正觉察
时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听到上海的剧团送戏上门时，她问的是“你们来宣传光辉思
想几天”；看过演出后，她祝贺“宣传得真好”。别人纠正“是演出得好”
，她马上改正：
“对，
演出得好，内容丰富，效果立竿见影！”顾阿桃曾自况：
“我是一块揩台布，酸甜苦辣都尝过”，
听来让人鼻酸。然而，终究她没有能够走出那个让她登上了天安门的时代，就心理而言，她
永远停在了“皇帝来哉”的一瞬。
前不久，又看到一个人生故事。一家报纸发出了一张浑身挂满领袖像章的人物照片，希
望找到照片主人，希望听到他的沧桑感慨。不久照片主人出现了，现在做着一个有干部身份
的经理。他说的是：在那个年代，我是一个先进分子，现在仍然是一个先进分子。这也是一
种与时俱进罢，但是要说沧桑之慨，还不如顾阿桃那么深切，好像只是与时俱进便可，至于
历史如何发生，以及发生过后如何看待，都“没有往心里去”。
我又看到了一台“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晚会”，可都是有知识的人在那儿主事哩，依
然是唱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已，仿佛那是无比美好的岁月，还要将那“艰难然而充实”
的故事当做优良传统教给新一代。亲历者据说激动得流下热泪，但这怀旧而非反思的热泪，
好像那个时期融进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