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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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道德不能单靠教育灌输的观点他反驳道：古巴的革命就是在完全不具备
客观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由人的主动性和革命热情所促成的（这一点成为他后来“游击中心论”
的基础，即革命条件可以由少数武装人员用暴力去创造）。另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雷纳·杜芒在考察了古巴的农业以后建议给在农场从事额外劳动的工人一定报酬，以利于他
们培养起主人翁意识，但格瓦拉说古巴工人不需要这种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而
是义务和责任感。总之，“物质动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标准。在一次采访中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个人利益，用精神因素推动社会发展。在工业部一次劳模表
彰会上他宣布为劳模们准备了一点奖品，但却不打算在大会上拿出来，因为这种形式会给人
以物质刺激的印象，
“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实际上，他之所以成为最高经济领导人，某种
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对经济事务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注意力毋宁说完全在经济工作的政
治意义上。他的工业部长（最初应译为工业化部长）一职是卡斯特罗点的将，出乎多数人的
预料，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似乎与他传奇般的游击战领导人的形象不甚和谐。然而，后来的
发展证明，这样的安排正是革命向经济领域深入所需要的。他的银行行长的任命无疑让更多
的人吃惊，尤其是他曾经说过要建立一个“不用钱的文明”。这里有一个后来格瓦拉在很多
场合下开玩笑地说起的故事：在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宣布要为新成立的国家银行找一个“好
的经济学家”，格瓦拉闻言立刻举手自荐，卡斯特罗惊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
济学家！格瓦拉答道：哦，我以为你说你要的是一个好的革命家！
翻阅格瓦拉在这一时期的演说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对解决经济困难所提出的几乎是唯一
的对策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为这是唯一与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相一致的解决办法，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次题为“对待工作的新态度”的演讲中他说劳动竞赛“是我们国家的核
心任务”“应该成为每个工人每天下班后的谈论话题”
， 。但与此同时他又深深地为已经“摆
脱了异化”“不再是商品”了的工人的现实劳动态度所苦恼。他大声疾呼：工作应该是道德
、
的必需！工厂应该是一个我们每天带着新的热情和乐趣前往的地方！劳动应该是美好生活中
最幸福的时刻！在另一次对共青团的讲话中他承认还没有在工人中培养起为劳动竞赛所必须
的觉悟，他说他所领导的工业部老是在为劳动竞赛制定规章制度，但“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
只想回家的工人”，这些纸上的规定又有什么用呢？
这场经济论战到一九六五年在没有一个明确结论的情况下突然中止了。一直没有表态的
卡斯特罗这时说：
“作为革命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论争。”论战中止的
原因既有维护党内团结的因素，又有古巴已放弃迅速工业化的打算，退回到以农业为主并以
苏东集团取代欧美为出口对象的格局。此后报刊上再也见不到论战的文章，而在这种政策变
化中位居要津的农业和外贸部门也没有改弦易辙，用格瓦拉的“道德动力”去增加生产。无
疑，以维护革命纯洁性为己任的格瓦拉对这个结果不会不感到失望。然而使他更为失望的也
许是他已感到在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对人性中利己本能的
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能实现。他在代表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曾经说
和平年间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为此整个社
会必须变成一所巨大的军营和学校。他多次说“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之中，只有在战争条件
下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切实
际上一直期待着美国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这种入侵将会一举解决古巴和平年代所产生
的一切问题。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敢于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
离开古巴，寻找新战场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促使格瓦拉出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大陆革命”的梦想。他一直认为古巴这个加勒比
小岛的革命是拉美大陆革命的先锋和前奏，离开了拉美革命，古巴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
义。”事实上，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起，他就竭力企图输出古巴革命的模式。一九五九
年古巴尚未宣布转向社会主义时，卡斯特罗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邀请访美，留在国内的格
瓦拉就派出受其训练的尼加拉瓜游击队重返尼加拉瓜。此后他不但是推动拉美革命的官方政
策的主要制定者，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训练营地和派遣途径，直接把来自不同国家的武装人
员派到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其它一些拉美国家。他设立了“革命奖
学金“用于训练拉美各国的激进学生。美国对古巴的“猪湾入侵”失败后，他在公开讲话中
警告拉美各国政府，说倘若他们不改善内政，等待他们的就是古巴模式的革命。然而，年复
一年，他所希望的大陆革命遥遥无期，他所派出的游击队一再受挫，但这并没有使他对拉美
革命的形势重新估量，反而使他感到拉美游击战需要一个更有能力和号召力的领导人。一九
五九年，当他出访途经东京时，一个随行人员就记下了他的一段与那次出访毫无关联的谈话：
在南美的玻利维亚或巴拉圭，找一块与巴西、乌拉圭、秘鲁和阿根廷接壤之处，在那里投进
一股游击队，革命就会扩散到整个南美。他把这个最有想象力的方案最终留给了自己，要不
是六十年代中期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一度使他产生了非洲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幻觉
并选定刚果为出走的地点的话，很可能他就会去了玻利维亚。
六十年代国际共运的分化也是促使格瓦拉出走的重要因素。他常常对苏联持不加掩饰的
批判态度，其原因之一是从“新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苏联对价值规律、利润和个人利益
等的承认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他说苏联工人的劳动目的与美国工人已没有区别，都是为
了钱。在他的刚果使命失败后秘密返回古巴并等待去玻利维亚的几个月中，他写了一些类似
理论总结的东西，帮助他整理的人震惊地发现他竟然说自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就有
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先例。原因之二是他的拉美乃至世界革命的计划与苏联的世界战略尤
其是“和平共处”方针相冲突。他说“和平共处”就是绥靖政策，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
退让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在私下说这是背叛，而且在一次对英国记者的采访中直言不讳他
说当时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射出去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和对苏联恰成对
照。他公开说中国的公社模式和对精神因素的强调为亚非拉革命提供了榜样。在他的工业部
里的中国专家不从古巴政府那里领取报酬，格瓦拉说这体现了“新人”的道德标准。相反，
苏联专家的工资是从苏联给古巴的贷款中扣除的。此外，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他眼里也符
合全世界革命”的要求，尤其是林彪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引起了他的重
视。他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古巴当时在中苏论战中迟迟未公开表态的原因之一。但随着与苏东
集团的经济联系日益成为古巴经济的基础，苏联对格瓦拉的反苏亲华立场有了强有力的压制
手段。格瓦拉最终的出走，正是在他一九六五年二月在阿尔及尔出席亚非团结组织的经济会
议上几乎是公开地谴责苏联之后（他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把他们与正在从事解放斗争的
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这和殖民主义一样）。而也正是在他出走之后，古巴
政府于次年以中国削减对古巴的大米出口为由说中国加入了美帝对古巴的封锁，挑起了中古
论战。
格瓦拉在当时，无论在第三世界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有着大量的崇拜者，这在很大程度上
和他的人格力量有关。他是一个真正忘我的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他放弃高位重返战场并不惜
牺牲自己的事迹广为人知，但他还有更多说明其个人品格的故事。例如，他身兼工业部长和
银行行长，但始终只拿一份工资，将国家发给的另一份交回；他公私分明，连年幼的子女生
急病都不准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有次搬家时，妻子将原来公家住房里的吊灯一起搬走，他
见到后令妻子马上送回；在经济困难时古巴政府给高级领导人的家庭发了特殊配给证，他得
知后也立即退回。这类事例的确不胜枚举。他以身作则，工余时间特别是周六都主要放在参
加义务劳动上。更使人敬佩的是他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这也是他后来学医的原因），
但这从未动摇他走进丛林和战场的决心。总之，他决不是那种只会号召别人奉献的“革命家”。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尊敬。当时应玻利维亚军政府的要求帮助追剿格瓦拉
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罗得里格斯在回忆录中回顾了在格瓦拉被处决前他与格瓦拉的谈话
（中情局当时想把格瓦拉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加以利用，但玻军政府执意将他处死，为避免处
决俘虏的指责对外宣布格瓦拉死于战斗），他说他当时心中不但已没有对政治死敌格瓦拉的
仇恨，反而感到了对这个人的一种敬佩。
然而，人格的高尚与否在我们评价一个有无资格和能力主宰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时究
竟有多大分量呢？说到底，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
自己（只要不影响别人）纯粹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事关他人，那么对这种牺牲的评价就复杂
得多。一个最基本然而却常常被人们遗忘的伦理学常识是：牺牲仍然只是一个事实，它本身
并不因其壮烈而自动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格瓦拉固然毫无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自私自利之
心，他不但以解放拉美乃至世界人民为己任而且曾经说过对人民的爱是革命家最起码的品
质，然而他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
“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
呢？当他把人比作“半成品”和“幸福的齿轮”时，他意识到这种用词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
贬抑，已经远超出他所痛斥的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异化了吗？
如果这么说仍然显得抽象的话，那么最后也许有必要就格瓦拉是如何看待古巴人民的再
说几句。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他说：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锋，是先锋就意味
着牺牲，以牺牲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古巴人民不但是义务而且是需要。他用这样一
句话来结束他的文章：“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
就是鲜血。”一九六一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一届拉美青年大会上格瓦拉这样告诉从各国来的
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
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
“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
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有人认为这些话充满了“气魄”和“豪情”。
——录自《读书》杂志 1998 年第 3 期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本文选自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选文有删节。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
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
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
点。
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
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
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
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
产生的。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由
于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强大……
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而且人们看到一场全面
酝酿的伟大革命即将爆发，它不仅获得了人民的赞同，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
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
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
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
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
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