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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13部分

小说: 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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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

  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做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在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下,当夜,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乘法国轮船离沪。21日抵香港,旋由港启程赴法,1928年1月中旬到法国马赛。

  四中全会正式召开前,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增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委。蒋介石携宋美龄由沪至宁,正式宣布复任总司令职。随后,蒋介石命谭延,丁惟汾、陈果夫等接收特委会机构,恢复中央常务委员会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做出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出席四中全会,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分。胡汉民等人因与蒋介石不合而离沪出洋。1928年2月,蒋通过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第一七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蒋拉拢胡汉民,导致汪、蒋关系的破裂,种下了汪派公开反蒋的根苗。蒋以纵横捭阖的手段攫取了中央大权,也成了各派军阀、政客共同反对的目标。

  汪精卫虽身在国外,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

  对蒋介石的得势,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写文章。从1928年4月开始,他先后抛出了《复驻法总支部函》、《一个根本观念》、《致陈树人书》、《复林伯生书》等文章书信,说国民党改组精神“此时实已岌岌摇动”,如果“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打出“改组国民党”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他给在国内的汪派人物去电,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招牌,把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

  陈公博没有追随汪精卫亡命海外,他决定去上海,陈公博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一所民宅内。

  一连几个月深居简出,日日埋头于著书立说,日夕所思索的是怎样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使革命复兴”。5月7日,他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在《革命评论》上,陈公博还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大开笔战,在国民党内部闹得天翻地覆。8月,传来胡汉民即将回国的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大为紧张。一天,他跑到陈公博家,说:“胡汉民回来一定要动兵的,我们应该要准备。”谁知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于是蒋、胡合作迅速形成,蒋介石为了拉住胡,对汪派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南京,蒋介石制定了“政治倒汪”的计划,蒋派陈立夫在南京、上海,重提“三。二”事件,做汪精卫企图谋害蒋介石的宣传。陈公博忍不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谅解经过,并对“三。二”事件做了解释。在信的末尾,陈公博对蒋介石说:“汪、蒋能合作固佳,就是合而不作也有利。”蒋介石接信后,曾到上海和陈公博谈话。陈公博向蒋献议:“我赞成汪、蒋合作,不是希望汪先生做国民政府主席,你做总司令,或汪先生做党的领袖,你做政府领袖这样简单。我以为今日汪先生是代表革命青年,你还可以代表革命军人,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军人合作,中国才有办法。”蒋介石虽当面表示:“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将责罚他。”但实际上却因陈立夫反汪有功而不断奖励他,不久陈改组派的实际领导人陈公博。

  立夫即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冬,与汪精卫相呼应,自称“猛野”(粤语,意即勇敢之士)、说“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的汪派骨干陈公博,伙同顾孟余、甘乃光、王法勤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它的总部设在法租界,各省市及海外设有分部。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蒋情绪,打着恢复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的旗号,“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会议没有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以“粤方委员”组成临时领导机关机构,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但汪精卫并不承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因为有人向他献议,他应该做全党的领袖,而不仅仅是“改组派”的领袖。“改组派”的实际领导责任落到了陈公博的肩上。

  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建立改组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设总部;各省市机构外各地设支部;支部设书记1人,委员若干人;支部下设分部,分部设书记1人;分部下设小组,小组设组长1人,组员3人以上至10余人不等。这个组织成分复杂,基本队伍是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及其他出身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成为反蒋派中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至192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相继建立了支部,并在香港、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建立了海外支部。

  “改组派”的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几次大规模的反蒋风潮,都没有离开过改组派的魔影。

  蒋介石为包办国民党三大,用圈定与指派的方式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等十四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蒋介石指定“代表”。宣言指出:“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巩固党及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当此本党陷于危亡,革命濒于失败之今日,绝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乘船抵达法国马赛,前往迎接他的是汪精卫的亲信秘书曾仲鸣。次日早上转赴巴黎,下午他去拜访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报告国内“改组派”的活动情况。

  陈公博在巴黎的生活自在悠闲,他住在城里,汪精卫夫妇住在乡间,一星期见一两次面。4月,他去伦敦住了两个星期。返回巴黎后,陈公博在郊外的云山门租赁了一层楼房,很想在法国做上一两年寓公。蒋介石继编遣会议之后,又急于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好似连续点燃了两只火药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蒋、桂又起战端,桂系倒鲁(涤早)立何(键),“湘案”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桂系战败,第四集团军瓦解。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效法张仪的远交近攻之法,拉阎攻冯。冯面对蒋军的强大压力,通电下野,西北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一场厮杀转为纵横捭阖的政治阴谋,演出了一场曲曲折折的蒋、阎、冯离合剧,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几乎都卷入了内战漩涡。军事倒蒋浪潮迅猛发展,使汪精卫与陈璧君看到国内形势大有可为,汪精卫夫妇对陈公博的悠闲态度感到不满,决定由陈璧君去劝说陈公博,立即回国领导反蒋运动,汪夫妇也准备随后回国。陈公博回忆陈璧君劝说他的情况:那时我已赁了一层楼在巴黎郊外的云山门,打算做比较长住之计,一天汪夫人忍不住便找我去谈话了。

  “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常居国外,怎么以你这样的年轻人也打算常住外国?”汪夫人的脾气一向谈话都用责备和质问的神气。“不常住怎么办?”我实在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样的心事。“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夫人提出了意见。

  “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我禁不住发点牢骚。“你怎么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蒋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汪夫人大约用激将方法了。

  “对于政治和党务,我真有些厌了。如果要我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我那时对于怎么干,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汪夫人似肯定地保证。这样汪先生是要我回国了。我和汪夫人谈话之后,再见汪先生商量以后的步骤,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启程,我遂于5月12日离马赛回国。

  “改组派纠集了二十多个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陈公博回到香港后,立即与上海总部联系,决心发动武装反蒋。为了制造反蒋舆论,汪精卫在国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5月,他发表了《十八年的总决算与十九年的新局势》一文,称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是”段祺瑞式的善后会议“,”倒蒋运动“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公开与蒋介石决裂。6月,汪精卫又发表谈话,号召”一般有廉耻的文人,应该奉献此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9月,改组派总部也发表了《讨蒋宣言》。

  看到国内这种混乱局面,陈公博感到自己“毛头小子”担不起此项重任。他一面进行军事发动,一面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大计。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

  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在国内由改组派发动的武装反蒋运动掀起之后,汪精卫、陈璧君于10月上旬返抵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的名义,组织“护党救国军”,第一路总司令为冯玉祥、第二路总司令为阎锡山、第三路总司令为张发奎、第四路总司令为唐生智、第五路总司令为石友三、第八路总司令为李宗仁。1929年,没有一天停止过新军阀内战的炮声。接受汪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打着“护党救国”

  旗号的就有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先后发动了反蒋战争。真可谓战云蔽日,硝烟弥天,“俨有气吞河岳之势”。12月2日,石友三部在浦口,宣布拥汪反蒋,用几十门大炮向南京城轰击,随即北撤,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3日,唐生智在郑州发出有75人中原大战期间反蒋的核心人物阎锡山。

  列名的《反蒋通电》,又发表《拥汪联张通电》,5日,山东的韩复榘也通电声援唐生智、石友三。

  由于改组派公开反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2月12日通过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党籍,由国民政府明令通缉。16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也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并发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判定书》,历数汪的罪状后,宣布:“汪兆铭背叛党国,罪无可逭,应予开除党籍,并请国府饬令各文武机关一律通缉。”汪精卫领导的反蒋斗争,开始时很有气势,改组派当时设想,蒋介石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四面楚歌的地步了,只要他们把“护党救国”的大旗在空中一挥,便有千军万马来响应。但实际上,真要发动起来却颇费周折。

  陈公博首先策动张发奎起兵反蒋。在汪精卫的鼓动下,唐生智、石友三发起反蒋战争,与桂、张军呼应。但蒋介石利用他掌握的中央大权,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在阎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下,击败张、桂联军,石友三和唐生智,汪精卫的武装反蒋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改组派追求的只是用汪记的国民党取代蒋记的国民党,他们做出的几声反蒋呐喊,是抵挡不住蒋介石镇压的。

  “护党救国”斗争失败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在香港蛰居,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汪精卫于1929年12月1日,回答南洋通讯社记者访问时,特别指出:“今日之倒蒋运动,就全体人民而言,则为推翻专制,保障革命民权;就全党而言,则为打破个人独裁,恢复民主集权制度。此为倒蒋运动之真正意义。”汪精卫则对来访的危道丰,畅谈其政治分

  权制的主张,此外,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也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更详述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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