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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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的主张，此外，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也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更详述彼等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会公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上述七项基础条件是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又从蒋介石、阎锡山的争吵开始。阎怕蒋介石打垮其他派系后收拾他，便在1月22日的演说中公开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反对蒋独揽大权，用武力消灭异己。双方展开“电报战”，2月10日，阎要求与蒋共同下野，公开向蒋提出挑战。2月15日，于1928年8月回国就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与谭延、王宠惠致电阎锡山，声称：“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批驳阎要求蒋下野的主张。16日，蒋介石发表昭告军人书，希望全国军人“明察叛变、讨伐之别，顺逆之分，公私之辨阎则与反蒋失败而被他控制在山西的冯玉祥达成一致的反蒋谅解。阎、冯与蒋介石的争斗愈演愈烈，阎、冯为能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也想举出汪精卫的招牌；而汪也想借阎、冯的军事力量打倒蒋介石，以恢复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双方一拍即合，携手反蒋。于是，平津、香港间信使往来，鱼雁不绝，汪精卫随时准备北上参加反蒋大合唱。汪的行动受到了改组派内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反对，他们认为阎、冯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劝汪不应做军事投机。但汪精卫不同意，他强调政治是现实的，不打倒蒋介石，一切无从谈起。
1月中下旬，汪精卫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先与各派接洽，察看虚实。3月27日，陈、王动身去太原，与阎锡山等集议，会商组织党部的事。这时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阎锡山电请他们到太原，讨论党务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然后组织政府。可是，这次会议由谁来召集呢？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为此争吵不休。他们大体达成了“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协议。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争论，先成立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计划却无法实现。4月1日，阎锡山通电全国，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开始军事反蒋。党务急需汪精卫出面主持，因而多次致电汪精卫请其北上。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香港商议行止，决定答应北上，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延宕时日。
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一直势不两立，虽因都同受蒋的压迫，在反蒋上走到一起来了，但对党统问题却都非常敏感。
陈公博认为，广州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应该以此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否则名不正言不顺。邹鲁则认为，他们是被二大开除党籍的人，改组派的主张实际上否认了西山会议派的合法性。只能以西山会议派的沪二届为党统。这样，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汪精卫则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早日组成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以便由党的名义产生政府、总司令部。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党统问题上反而争吵得越来越凶，双方开动宣传机器，互相攻击，其争论之烈，并不比战场上的厮杀逊色。这个反蒋联盟的龌龊内幕，无形中在新闻报道中泄露出来了。为了调解各方关系，阎、冯再次电促汪精卫尽快北上。后覃振煞费苦心，提出了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中央党部委员会，由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参加，这样抛开了粤二届与沪二届的矛盾。5月初，在天津召开的讨论党务的会议取得了较圆满的结果。阎又派人持函南下，催汪速北上。
汪精卫为何在香港迟迟不肯北上？原来汪认为，北方各派争吵不休，过早北上，陷入争论之中，有碍取得党魁的地位。再就是汪精卫原希望桂、张能在两广取胜，开府广州，对他更有利。7月，桂、张军失败，他才把希望转到北平。
此时，北方各派已经妥协，遂于7月15日偕陈璧君、曾仲鸣等绕道日本赴天津。22日，汪精卫一行乘日轮“加贺丸”到达塘沽口外。天津各界予以隆重欢迎，北平派专车到天津迎接。
1930年8月7日，各反蒋派的军阀、政客、党棍云集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开幕。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会后，又推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
阎锡山非常迷信，他要选择黄道吉日就职。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阎锡山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汪精卫居右，谢持居左，阎居中，颇有一番左右丞相簇拥新皇帝登基的景象。阎锡山之所以选择此日，谐音九九，有长治久安之意。
9月13日，汪精卫主持扩大会议临时会议，并与阎、冯联名提出训政规约，省审查委员会条例，县审查决算委员会条例，地方保安条例四案。会议通过了训政规约及地方保安条例案。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南京政府若不容纳下述四项条件绝难实行停战。（一）集国民会议。（二）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实行扩大会议提出之七项基础条件。
（四）共同防剿赣湘鄂三省之共军。“
当北方阎、冯联军与蒋军鏖战于河南、山东，北平“扩大会议”热闹非凡的时候，拥兵几十万，徘徊在关外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却在观望着。南京、北平代表都到沈阳“各逞苏、张之舌，一劝其合纵，一劝其连横”，都想争取到张学良，以战胜对方。据说，阎锡山将一国宝周代铜镜送给张学良，以拉张入伙；南京政府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而且送以巨款，使张的势力能伸向关内，要他助蒋一臂之力。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倒向了南京方面。20日晨，东北军入关，阎、冯联军腹背受敌。第二天，北平国民政府扩大会议的首脑，都避入太原，北平政府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0年9月9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阎锡山等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前排左二起：赵戴文、谢持、阎锡山、汪精卫、王法勤。
张学良出兵华北的通电，成了“扩大会议”的催命符。扩大会议的成员都纷纷自找门路，各行其是。阎锡山以“蒋军使用毒瓦斯，愿退避三舍”，将部队全部从前线撤下来。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蒋军“银弹”、“肉弹”的进攻下，迅速瓦解。山西本来地狭财蹙，又来了一群扩大会议的显贵、阔佬，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真是雪上加霜。山西人民为了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军阀、党棍们的憎恶，在演唱山西梆子时，编进了扩大会议的先生们喝光山西醋的情节。
原想抱阎锡山、汪精卫的粗腿青云直上的政客们，万万没想到会被困在黄土高坡上。这里既没有香港、上海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北平那么多百游不厌的风景名胜，他们人人情绪颓废，穷极无聊。有的写情诗，有的涂艳画。陈公博等人居然拿个山西梆子女艺人打趣开心，甚至陈璧君、覃振也参加起哄，一时闹得太原满城风雨。有人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国事真是丢那吗！近日心事乱如麻，从来不食山西醋，来看佳人郭艳霞。”这下把这群政客的丑恶灵魂都暴露无遗了。
阎锡山拿出一百万山西票子，资助扩大会议的人员遣散，这些政客们眼看着山西醋也不能喝了，遂各奔东西了。10月30日，汪精卫偕冯玉祥返太原，与阎锡山相晤，决定阎、冯下野，汪离晋。下午七时汪与阎锡山、冯玉祥在阎之总司令部晚膳，至晚九时辞去。11月1日晨，汪精卫偕夫人及同行者二人，乘汽车出城，先至晋祠，略做流连。午餐后直赴大同，于阳明堡雁门关小憩，游览了长城古迹，赋七绝一首：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剩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精卫面对残峰废垒、塞草凄黄的景色，为扩大会议唱了一道挽歌。汪精卫、陈璧君在天津住了几天，3日晨，两人由平绥铁道经张家口行抵北平。6日晨，由北平抵天津。11月中旬，汪精卫与陈璧君离津东渡，经日本转赴香港。21日，汪精卫致书改组同志会各党部各同志，宣布取消改组派。谓：“扩大会议各派之联合，各有不得不然之故，绝非一时利害的结合，也绝非苟且迁就。当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之后，就有人提议将从前各种派别一律消灭，我个人则认为时机未到。我如今提议所有各派应将原有组织一律取消，共同站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下一致奋斗。”
9蒋、汪、胡三驾马车
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踌躇满志，大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也？！”傲视天下的架势，他更加独断专横，很快就与胡汉民交恶，使国民党内政潮又起。也使汪精卫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胡汉民与汪精卫势不两立，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胡汉民已在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使汪精卫不能参加南京政权。后来汪精卫“改组派”反蒋，胡汉民就坚决助蒋。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进南京去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竞争着做蒋的政治工具是极其明显的。接着胡汉民就到上海、南京，倡议试行五院制。10月，把蒋介石捧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时人讥胡为叔孙通。因为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建国大纲，那时就行五院制，是颇为牵强的。
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的地方，只是长江下游几省，不过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仍处在军政时期，硬说是训政，又来一套宪政的制度，这是胡别有用心的作法。
胡汉民之一定要去捧蒋，是为了抵制他的政敌汪精卫，同时也抱着一种政治上的幻想。胡当时几乎见人就称赞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的作风，因为凯末尔在带兵打败了希腊以后，经常住在风景地区，醇酒妇人，把国家大政交给一只眼的伊斯默。胡很想蒋也学凯末尔榜样，带新妻宋美龄到各地闲游。胡则以伊斯默自居。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蒋的流氓根性，认定胡入宁将来必无好结果。在胡过香港时，邓以竹笼内装小黄雀相赠，象征日后胡的下场也会如此。胡对邓的话，概不入耳。
胡在南京做立法院长时期，真是帮了蒋的大忙，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蒋、胡二人因“训政时期”约法发生冲突，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解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蒋的卑鄙行径，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党羽以广州为大本营，掀起反蒋浪潮。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指斥蒋违法乱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胡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医官广东人邓某替胡看病（血压突高）。邓奉孙命秘密询胡应怎样办，胡拜托孙科及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蒋发觉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蒋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请孙去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搛菜，并说：“我们是自己人（以亲戚口吻），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孙科字）多多帮忙，不可见外。”孙不为所动。不久，孙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立即同意，并以孙亲来广州为条件。
汪精卫见有机可乘，出来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文章，责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要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密切合作，联合反蒋，并会晤了孙科、许崇智等。汪精卫的同党也大肆活动。4月，刘叔模因替华佛带信给汪精卫告之陈铭枢在上海的言行，到广州会见汪精卫。对会面情况，刘叔模回忆说：“谈完话之后，汪精卫把曾仲鸣叫出来到客厅里陪我，自己上楼写信去了。这次谈话经过的时间很长，大约在两小时以上。在两小时多的谈话时间内，汪精卫起坐不定。一会起身将这个窗户打开，一会又起身将那个窗户关上。或者倒一杯茶送到客人面前，或者将花盆从窗台移到桌子上。有时从沙发上移坐在椅子上，有时将椅子从这个方向移到那个方向。总之，每隔一个时间，甚至每隔几分钟，他总要起身一下，做一个动作。在他似乎是对客人表示殷勤，而在我则感觉到他并没有专心同客人谈话。以后见面次数较多，证明这简直是他的常例。”
汪精卫还在5月1日发表《致海内外各党部各同志东电》谓：“今者广东方面，见党国垂危，奋起挽救，此诚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互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
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须集合一切革命同志，共济艰难，只求精神团结，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