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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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初步实现，蒋介石将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汪大为失望。他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月18日，汪返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讲话，重弹反共老调，说什么：“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致开幕词，称：
“当此国难时期，国民党及全国所必须解决之根本问题，就是要收回已失的领土及保卫未失去的领土，同时安内问题亦非次要，须于最短期内完成剿共。”并主张以“尽量忍耐”外侮，“按部就班、缓而不急来积累各方实力”为“民族生存之长期纲领”。
此后，寄人篱下的汪精卫忙碌于事务性工作中。3月2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赴绥远印象，并就国共合作问题说明共产党必须诚意接受三中全会决定。5月3日汪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对日态度。谓：对日态度，简括一句话，是“抗日”不是“排日”。我们本无害人之意，而人既加害于我们，我们不能不予以抵抗。我们今日一切工作都有一个中心，这中心便是加强国家的抵抗力。24日，汪精卫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
6月5日汪精卫偕陈璧君、褚民谊、彭学沛等飞往杭州，向浙江省学生集中训练队训话，7日飞返南京。7月7日，汪精卫同褚民谊在庐山同蒋介石商讨国内政情。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蒋介石迫于形势，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
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汪精卫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7月29日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称：”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但他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8月3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他认为”战必大败“，主张对日讲和，最终走上了通敌之路。
8月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成立，汪精卫任副主席。是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当时，朝野上下，惴惴不安，特别是在上层人物中，充满了悲观气氛。一次，汪精卫宴请国民政府要员，大家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局势，在座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跪在汪精卫的面前，无限悲戚，无比激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你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的责任，不要为了只求自全自保之私心，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精卫不知所措，只好相对而跪，感叹一番。
汪精卫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胡适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陈璧君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她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人们谈到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当前方军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是转进时，陈璧君就讥讽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要’转进'到什么地方了？”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像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
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12月2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的蒋介石打来电话，表示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
战争的屡屡失败，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英、美的不干涉，使一些国民党官员对战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明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1938年6月，原《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席间，陈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时，陈璧君却大谈“抗战以来，上海丢了，首都南京失陷了，我们‘转进'到了武汉。为了赢得一点’转进'的时间，最近不惜把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堤给炸开了，黄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使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一年来，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半壁江山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她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她越说越激动，胡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的这一席谈，不但陈曙风感到愕然，就连汪精卫也瞠目结舌。
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一伙加快了投敌步伐。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人商量对策时，陈璧君便越俎代庖，替汪做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对于与日本人合作搞“和平运动”，汪精卫开始也有些犹豫，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汪精卫感到不离开重庆无其他出路，决心“跳火坑”。
14重光堂“密约”与陈璧君
这是一个严冬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战时的重庆，一片寂静，偶尔能闪出几点灯火。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出上清寺汪精卫官邸，车灯忽明忽暗，直奔郊外。车上除司机外，坐着一女一男，女的手中拿着一只上了锁的小皮箱，有时还抱在怀里，好像怕谁给抢去，她就是陈璧君。那个男的是她的侄子陈春圃。对这次深夜外出，陈春圃莫名其妙，不时想问问，但看到陈璧君阴沉的面孔，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汽车在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前停下，陈璧君带着皮箱独自走进楼去，一会儿走出来，皮箱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闷闷不乐，似乎心事重重，有时还冲仆人、秘书大发脾气。下午，陈璧君又叫来陈春圃，坐车来到昨夜去的地方，将皮箱取了回来。在车上，陈璧君对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晚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了风声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陈璧君是将皮箱送到她的妹妹陈淑君家中，又认为不安全，赶紧取回。这张“密约”为什么会使陈璧君忐忑不安，心虚到这种程度呢？这要从头说起。
1937年7月31日，汪精卫就曾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8月30日，周佛海、陶希圣面见汪精卫，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从外交开始，并谈了步骤及人选。12月6日，汪精卫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