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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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从外交开始，并谈了步骤及人选。12月6日，汪精卫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徐谟告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及偕其赴南京会见蒋介石经过。最后告宣，在德国调停尚无成功希望前不宜有所宣传，外交部、宣传部应深切注意。12月28日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与蒋介石、孔祥熙、张群等举行会议，决定对于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寻找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月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在此时，汪精卫对与日和谈还是犹豫的，因此，他还是坚持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1938年3月1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发表演说。说明抗战途中对日屈服即是灭亡，一心一德在蒋先生领导下，必能争回民族生存与自由。6月某日，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来见汪精卫，他奉意大利大使柯莱之命，转告日本大使谷正之提出的关于日中直接谈判的办法。
6月16日，汪精卫派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往见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答复谷正之之提议：（一）在目前形势下，（汪精卫）不可能代替蒋介石掌握政权；（二）目前蒋介石不可能下野；（三）蒋介石将来的政策是稳健的，这一点可以保证；（四）汉口如果沦陷，中国恐怕会陷入混乱，日本如此使中国混乱，不如使中国统一。
周佛海不久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1938年6月，高宗武到达日本，他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他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高宗武还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着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938年7月，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7月21日，高宗武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于7月25日同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汪精卫讨论了高宗武的报告。
周佛海又派军委会政治部秘书主任梅思平与日进行秘密谈判。
1938年8月底至9月初，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10月11日，汪精卫对德国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21日，汪精卫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谓：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之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0月22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但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26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参政会谈话会，当晚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来寓晚餐，并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日本“实现和平”的条件与办法。27日，汪精卫召见周佛海，有所指示。29日上午，汪精卫召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下午，继续商讨行动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
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10月30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继续密商，决定派梅思平、高宗武往上海，与日本方面谈判并签订关于实现和平条件及另组政府的协议。梅临行前，汪在家设宴为之饯行，饭后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从旁激励汪说：
“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频频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0月7日，梅思平抵香港见到高宗武，为确保秘密，两人又分别乘船去上海和日本谈判。11月初，汪精卫派与日本军部的“和平”秘密交涉进入缔约谈判的前夕，他召陈公博去重庆，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端绪”，待时机成熟还要离开重庆，直接与日本人“议和”，这使陈公博大吃一惊。陈公博立即向汪精卫表明了他反对汪精卫单独对日言和，更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态度。陈公博所担心的是签署《塘沽协定》时的历史重现，汪精卫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两人的争论从上午持续至中午，饭后陈公博再见汪精卫，继续“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陈公博的规劝并未改变汪精卫的主张。汪精卫最后表示：“此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这时，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在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内，也有人忙碌着。这所建筑物在“八一三”
抗战的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11月初，旁边的居民惊奇地发现，有人对此楼进行修缮，而且很匆忙，修完又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具和摆设。11月12日布置完以后，一个身着便服的日本陆军军官准备在这里接待“客人”。他就是今井武夫，“渡边工作”①的负责人。这所房子会后成了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元贤二的私宅，名为“重光堂”。因而这次高崇武和梅思平、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举行的预备会议，后来就称作“重光堂会谈”，达成的协议就是“重光堂密约”。
同高崇武相比，梅思平初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不懂日语和日本习惯，正如犬养健在《长江仍在奔流》一文中写道：今井先生说：“梅君到达的日子，是约定他在六三花园会面的，梅先生提着皮包就照样穿着皮鞋从大门口一直踏进客厅草席垫上，就在对面壁龛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就是这样干的吗？我感到吃惊，心想来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哩。”②梅思平、高宗武同今井武夫等进行了八天会谈，经过讨价还价，11月20日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互相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第二条：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6日，梅思平偕周佛海与汪精卫会谈，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27日汪精卫召周佛海、梅思平与陈璧君等共同商谈上海协议，对脱离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与日本“和谈”问题前顾后盼，犹疑不决。对汪是否出逃意见不一，陈璧君力排众议，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说，不走“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汪精卫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29日上午，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精卫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
12月1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说，汪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于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汪精卫、陈璧君同时制订了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12月8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与日本相呼应后，最好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
为了弄清情况，汪精卫特派陈璧君偕其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试探、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陈璧君大施离间、拉拢之术。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随即再次将陈公博从成都召至重庆，对他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陈公博表示对于第一、二、三条都不能同意，汪精卫也不能离开重庆。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人谈起？”汪精卫强调：
“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