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此时，对汪精卫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了，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汪精卫开始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已为时过晚。再据陈国琦口述：“在河内时曾仲鸣荒淫糜烂生活始终未改，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氏夫妇就寝后就出门寻花问柳，直到深夜二三时才回来，这时不敢开铁门，怕铁门声响惊醒了汪氏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下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住在对过窥探了一个多月的军统特务看得一清二楚。”后如沈醉所记述的：戴笠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决定越墙而入。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军统特务从花园后面逾墙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奔曾仲鸣卧室之外。
卧室门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当汪精卫到达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
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
至于广东，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月9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乘的“北光丸”于4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
“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和平。当时考虑：放弃留在重庆内部改变蒋介石意图的打算，只有从外部掀起舆论，策划重庆转向。这时候，从高宗武、梅思平两氏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日本如若真正坚持这个方针，确信取得舆论支持绝不会不可能。”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激励。”
汪精卫对日方说：“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从河内向上海转移，考虑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下进行，到达上海以后开展运动，考虑按照以前的计划，采取更加跃进的方式，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影佐表示担心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作梗，汪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我离开河内，好像给他们甩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里呢。”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沪，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冯。福林哈芬”，等离开海防后，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陈璧君则认为船太小，怕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4月25日深夜，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约定，26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但两条船失去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其实汪精卫、陈璧君并未遇害，只是因基鸿港码头设备陈旧，船上所需食品、饮用水全靠人工肩挑手提，加上搬运工少，所以比预定出发时间延后了三小时，等来到巴库伦比岛，“北光丸”早已离开，在大雾中，无法判断“北光丸”的去向，只好从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两船走岔了道，所以无法联络上。几天来，“冯。福林哈芬号”由于吨位小，遇到一点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正巧赶上大风，船上的人就像摇煤球一样，摇得一个个哇哇呕吐，半死不活地躺在船上。陈璧君哪里受过这份罪，大哭大闹，埋怨汪精卫没有上日本的大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现在又遇恶浪，即使不葬身鱼腹也会活活折腾死。汪精卫拿她没有办法，尽管自己连苦水都吐出来了，还得强打精神，挣扎着将陈璧君扶起，好言劝慰。28日，海上大风骤起，小货轮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不顾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4月30日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陈璧君爬上“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人“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谈到：“以前，和平运动的计划是：企图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通过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传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惟一办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在最后，使重庆转变方向。好好考虑，只用言论很难使重庆政府转变方向。
“和平论毕竟是为爱中国，但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露。但是，和平论和卖国论只是毫厘之差，要使一般人接受和平论是有困难的。相反，抗日论一般人容易听得进。但是，由于日本措施政策的公正妥当的事实，证明和平论开始放光彩。即在近卫声明如实实施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已没有依据，确信即使重庆政府，也只好跟从舆论大势，倾向于和平。
“为此，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实现近卫声明是一条捷径。所以，放弃以前的计划，建立和平政府，除依靠言论对重庆进行启蒙工作外，进而考虑用事实证明日华提携的好成果，加强抗战无意义的舆论，由此来使重庆政府的动向向和平发展。这是上策。因此，如果贵国政府对上述新计划没有异议，那么，希望更改以前的计划，以建立和平政府的方针进行下去。
“建立和平政府的目的不在推翻重庆政府。只要带来和平，连政权谁掌握也不问。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停止抗战。因而，在政权建立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血惨案，这是并不希望的。将来，在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一致的情况下，业已达到运动的目的，由此我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两点，我明确说出，表露我的心境。”
汪精卫在会谈上表示：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汪精卫就遭到当头一棒。龙云发表复函，谓：“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5月4日，“北光丸”驶离台湾，前往上海。汪精卫在日轮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诗一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芒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