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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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虹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
冯玉祥话汉奸冯玉祥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爱国将领。从晚清到民国，从士兵到上将，滦州起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察绥抗战，继之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为和平民主而呼号，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受到极大的震动。9月23日，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痛斥蒋对内屡兴战端，对外妥协投降的行径。后来，蒋、汪合谋破坏“一。二八”抗战，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愤然离开南京，前往泰山，另觅抗战之路。
1933年，热河失守，华北沦亡在即。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和各路义勇军，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连克宝昌、多伦等地。蒋介石不以为功，反诬冯“破坏整个国策”，并勾结日寇，围剿这支抗日武装。
冯抗日有“罪”，报国无门，被迫解甲泰山。
1935年底，冯为团结抗日力量，不计前怨，回到南京，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汪精卫等投降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昌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后只剩下蒋、汪等要人。汪精卫问冯玉祥：“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他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说完他反过来问汪精卫：“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又惊又恼，青筋暴跳，转过脸对蒋介石说：“这是做梦，做梦！”冯玉祥拍案而起，厉声说道：“做梦，各人不一样，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却做梦当奴才！”直骂得汪精卫目瞪口呆，汗颜无地。
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冯玉祥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讨汪大会上，痛骂汪精卫，主张开除汪的党籍，通缉他，并连续在广播中发表题为：“粉碎汪逆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团结起来粉碎日汪协定”等讲演，痛斥汪精卫投敌卖国行径。
开完讨汪大会以后，冯玉祥赴川、黔督练新兵，约著名作家老舍同行。车抵青木关，他与老舍下车吃四川烤地瓜。
吃完登车赶路，途中与老舍商量怎么写骂汪精卫投敌出走的诗，老舍让他自己出题、自己做。
冯玉祥想了想说：“那应用烤地瓜为题做诗吧！”
老舍很了解冯玉祥的丘八诗风格，常常修改他的诗，因此一听就幽默地说：“呜呼汪兆铭，不如地瓜香。”
后来在途中又看到遍地长满黄花菜，老舍说：“要不然就以黄花菜为题吧。”
“好哇！”冯玉祥赞同地说。
1939年1月3日，冯玉祥在隆昌写成《黄花菜》一诗，诗曰：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灿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平素空谈论，离奇又狂妄：“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此为其哲学，“有奶便是娘！”察哈尔抗战，口外作战场；多伦既克服，官兵多伤亡，运回一千多，死者四团长；平津入医院，万目共昭彰，汪说：“未打仗，哪里有死伤？”黑白多不分，实已昧天良！武汉打电话，态度已失常，每闻我军胜，怒气不可当；一闻我军败，喜气乐洋洋。喜败而妒胜，此态可思量；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认贼作了父，甘心拜天皇！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此理至明显，世人都知详。谁说汪不知？
未免太荒唐！如果汪知道，那又怎样讲？
“卖国贼”之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铜像，佩他有眼光；决心过荆轲，锄贼优张良。
韩国李完用，不孤今有双！倭寇将大败，我军正威扬；不久失地复，民族得解放！日本革命起，军阀尽灭亡。到了那一天，汪贼走何方？不见拿破仑，攻俄势难当，占了莫斯科，豪气高万丈；一旦俄反攻，吃了大败仗，可怜四十万，未剩二千枪。不见德意志？大战何豪强，血战整四年，财尽民慌张；国内起革命，民治为政纲，威廉忙滚蛋，国外去彷徨。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四五千年史，此战最芬芳！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
16上海、青岛刺汪密谋的夭折
在曾仲鸣被暗杀前，汪精卫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在河内高朗街遇刺漏网的汪精卫，转渡到上海，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日本主子的卵翼下，积极准备建立伪中央政权，这对重庆蒋介石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想方设法，除掉汪精卫。为了对付“军统”、“中统”特务，保护汪伪大小汉奸头目的安全，“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应运而生。“七十六号”与在上海从事暗杀活动的蒋方特工人员进行了激烈、残酷的争斗，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双方特工人员互相利用，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39年5月，蒋介石获悉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便责令戴笠派人到上海市布置刺汪。戴笠受命后，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执行这一行刺任务。由于汪精卫生怕河内恐剧重演，所以在上海起居住行，处处留意，防范甚严，陈恭澍一时难以下手。不久，戴笠又派原改组分子、当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高参的戴炳星（又名静园，湖南湘潭人）前往上海，伪装投汪，待机下手。戴炳星在汪伪中混了一阵，无缝插针，工作难以进展，便找借口想返回内地，与戴笠另商办法。一次，他向汪精卫建议，说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工与汪伪特工展开了一场厮杀。
自己可以回广东劝说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省长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投汪。汪精卫考虑到张、李、邓，都是蒋介石嫡系的广东籍军人，而与自己又有历史关系，就同意派戴炳星携带分别写给张发奎等三人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戴抵韶关后，即向戴笠汇报，重新研究谋刺计划，并由戴笠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特务十人，随戴炳星返沪，协助戴伺机完成刺汪任务。
不料，戴炳星、吴赓恕等到上海不久，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七十六号”的通缉。
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别匿居在法租界。1939年9月，由于戴炳星的妻子泄露机密，“七十六号”侦知戴的行踪，将他逮捕。
“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丁默、李士群并没有马上把他枪毙，而是将他关在“七十六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天天供以大鱼大肉、香茶美饮，待如上宾。目的是想通过戴炳星的关系，与“军统”联络。经过双方谈判，戴炳星答应丁、李的要求，并致函重庆，“军统”局复函表示同意。
丁默、李士群在接到“军统”局的复函后，给戴炳星过了目，并准备释放他。但是对信细加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是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后，惊恐万分，冷汗湿身，这与全信内容截然相反。信的原文是同意戴炳星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字连起来的意思，却是要戴炳星伪装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寻机除去丁、李，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七十六号”。于是，戴炳星全身被重新详细搜查，从戴的衣服夹层里，搜查出了秘密文件。“七十六号”头目发现自己险些上了大当，恼恨之极，经由丁默、李士群“签报”，周佛海核准，并经汪精卫批准，在这一年年底，将戴炳星枪决。
戴炳星死后，吴赓恕因刺汪任务没有完成，仍千方百计谋求刺汪。他到处寻找同伙，伺机钻汪伪政府的空子。他探悉过去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同学陈承纶在伪维新政府警备司当科员，便函邀他见面。见面后，吴赓恕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威逼陈去谋刺汪精卫以自赎。因为汪精卫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官，吴便要陈利用“师生关系”，投靠汪精卫，首先换取汪的信任，然后一步步地做到能自由来往汪的卧室，待时机成熟，或是以定时炸弹安放汪的床下，或是下毒药，将汪干掉。吴赓恕威胁陈承纶：如果不干，就要对他不客气。吴赓恕素以凶狠毒辣著名，陈与他尽管已阔别多年，但想他一定兽性有增无减，故“余威”尚存，况且吴现在的“军统”特务身份，更使陈胆战心寒。陈承纶心里暗暗盘算，不接受吴的指令，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接受下来，又没有胆量去干，万一失事，更是性命难保，家破人亡。
审前度后，权衡利弊，他决定向汪精卫告密，让汪去对付吴赓恕，以为这样或许可以保住性命，在汪精卫“组府”成功后，甚至还能因此得官享禄，弄个幸福生活。
于是，陈承纶秘密去见汪精卫，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根据汪精卫的指令，陈承纶见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春圃，再由陈春圃介绍去拜见“七十六号”头目丁默。丁默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先让陈承纶向汪精卫要一封约做自己秘书的亲笔信，隔了两天，又让陈承纶打电话约吴赓恕见面。吴赓恕约陈立即到一旅馆会晤。由于吴约的时间过于急促，无法事前通知丁默，只好先去应约。陈承纶见到吴赓恕，骄傲地把汪精卫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吴看。吴对汪的笔迹是认得的，看后信以为真，对陈赞不绝口，说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陈承纶则表示要先回南京，把伪警务司的工作结束一下，再来上海就任汪精卫的秘书。这样，吴赓恕就开始落进了丁默所设的圈套。
陈承纶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吴赓恕的来信，要他立即来沪。陈马上回上海，先去“七十六号”看了丁默，然后打电话给吴赓恕。吴立即约陈见面。这时吴对陈已经信任无疑，因此把见面的地点约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相交的某幢房子。陈承纶把相约地址通知了丁默后，如期赴约。吴赓恕哪料得这些，两人见了面，还没讲几句话，日本便衣宪兵和冒充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潘达，及其他“七十六号”特务便一拥而入，把两人一起抓走。
如此轻而易举地“逮捕”吴赓恕，是经过丁默精心策划的。吴是“军统”特务，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抓吴是汪精卫直接下达的命令，吴万一逃跑，就无法向汪精卫交代。因为那时“七十六号”要在租界上公开抓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人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七十六号”要到租界捕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尽快“放笼”（暗中通知），让逮捕对象避开。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丁默、李士群生怕这次再蹈覆辙，便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妙策。他们先让耿绩之与法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下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当日本宪兵、“七十六号”特务会同法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理所当然见不到罪犯。但法巡捕房人员一走，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特务便马上又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的地点，把两人抓了起来。实际上，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事后，法巡捕房对耿绩之与日本宪兵都很不满，但他们推托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因时间急促，惟恐罪犯逃掉，没有重行会同行动，只好权宜从事了。法巡捕房因人已被抓到，也无可奈何。
陈承纶与吴赓恕被押到“七十六号”后，陈即被释放。吴赓恕被推进审讯室，在审讯时，起初还想抵赖，经过抽皮鞭、灌冷水，还没轮到上老虎凳，便如实招认。丁默见刺犯已抓到手，供词又有了，洋洋自得，十分高兴。他立即将吴的口供报送汪精卫，汪精卫毫不犹豫，亲笔批示“枪决”。于是，上海刺汪的密谋夭折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指示军统继续对汪精卫进行追杀。1939年11月，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伪组织傀儡，在日寇的指挥下，将在青岛举行所谓“青岛会谈”。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青岛做了布置，预备在举行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首脑梁鸿志、王克敏，以破坏会谈。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根据原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提供的线索，带王天木先于汪精卫到了青岛。这时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原是王天木的部下，傅的地址王是知道的。于是，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毫不费力先捕到了傅胜兰，后又捕到了傅的部属也是傅的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一起十数人，连电台全部破获。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给王天木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