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洞之七姐，人称方七姑，后从事教育工作）等人住在一起。她慷慨解囊，把家中带来的钱物交给同盟会，作为活动经费，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面对革命党人遭到的屡次挫折，汪精卫甚感焦虑。汪决定“与虏酋拼死”，“谋击一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北上前，他留书与孙中山作别，内称：“欲维持团体，要在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孙中山曾极力劝阻，汪的密友胡汉民也声泪俱下地劝他不要做这样无益之举，汪都不肯听。且作书告别南洋革命党人，内有：“……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和，故预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事发后即为代寄。……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欲以其牺牲创惊人之举，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陈璧君听说汪精卫要组织暗杀团，也非参加不可。于是，由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当时，暗杀成风，不少革命党人视此为最激烈之革命手段，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暗杀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其成员来往于日本和香港之间，又在香港黄泥甬道设立了秘密机关，并去屯门邓三伯的农场试验炸弹。邓三伯名荫南，也是同盟会员。制作炸弹主要靠喻培伦，他在日本学习化学，因试制炸弹曾炸伤自己一只手。
陈璧君对暗杀之举也十分积极，曾找到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自卫。当时无女子柔道奕是清王朝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为汪精卫暗杀小组的首选目标。
训练场所，宫崎就介绍她向其义弟一九二四郎学习剑术。和陈璧君一起学剑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禅宗寺院的和尚龟井一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宫崎的儿子龙介、震作等人。暗杀团原计划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在汉口车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谋刺未成，炸药就留在了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时所用的炸药，一部分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后，暗杀团决定去北京活动，由黄复生、但懋辛先去北京准备一切，陈璧君回槟城家中筹款。当陈璧君母亲知道女儿要去北京进行暗杀活动时，极力劝阻。经陈璧君反复说服，卫月朗将首饰典当，加上平日的积蓄都给了她。陈璧君回忆说：“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密，不能以巨资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辈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务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陈璧君带着这笔款子立即回国北上。此时，汪精卫已去大连相候，二人见面后，经沈阳转赴北京。一路之上，二人扮成夫妻以为掩护。此行虽有艰险，但和汪精卫在一起，陈璧君的心情仍是十分愉快的。
刺杀行动确定后，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先行回国，在北京建立这次行动的掩护机关。由于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学习，专门研究过摄影技术。经过一番周折，喻、黄二人就在北京顺治门外琉璃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开办一家照相馆做掩护，进行暗杀准备活动。一切准备就绪，喻培伦又东渡日本，向汪精卫等人做了汇报。然后购置好炸药器材，混装入照相器材当中偷运回国。
1909年12月，汪精卫同陈璧君等人顶风冒雨，日夜兼程，奔赴北京。随之照相器材和炸药等也已运到。元旦过后，汪精卫等开设的“守真照相馆”正式开业。老板是黄复生，喻培伦负责照像，其他人协助工作。新奇的摄影技术招来了好多好奇的观众，照相馆开张后，顾客络绎不绝，生意非常兴旺。汪精卫等到北京，并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尽量抽出时间研究布置暗杀活动和研制炸弹。
当时，清庆王奕是清王朝的顽固派，权威最盛，是革命党的死对头，汪精卫等商议先炸死他。几番侦察，发现奕非常谨慎，出入都走京都大街，庆王府又戒备森严，不得入手。
后来，汪精卫等听说清贝勒载洵、载涛赴欧洲祝英王加冕，并考察外国海军，即将回国，汪等想趁他们回京时动手暗杀。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够。两贝勒回国那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整整等候一天，火车到站天已黄昏，满站台迎候的人都戴红顶子，不知谁是载洵、载涛，恐误中他人，只好罢手。几次暗杀计划落空后，汪精卫决计擒贼先擒王，只以摄政王载沣为目标。但载沣出入随从甚众，铁茶壶装炸药威力不够，遂派黄复生向骡马市大街的铁匠定制一个大铁罐，直径一尺二寸，高近一尺，可装炸药四五十磅。这些准备妥当后，又商议选择行刺地点。
经黄复生探悉，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一短墙，可先伏于墙后，待其通过时，扔出罐。但因鼓楼大街修筑马路，改变了路线，此计划只好放弃。又经调查，了解到载沣必经之路为烟袋斜街，但因租不到房子，没有藏身之处，也只得作罢。最后，选定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为爆炸地点。该地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数家，非常僻静。桥畔长有几棵大树，树干粗壮可以藏人；树旁还有一座破废了的清虚道观，人迹罕至，可以作为掩护地点。这又离摄政王府很近，为出入必经之路。可将炸药埋置桥下，待载沣通过时引爆。这样，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埋置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同时还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道观，向道士租房一间，作为腾挪之地。
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这关键时分，汪精卫找陈璧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现在要干了，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希望你要认真地考虑。”陈璧君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汪精卫本来并不爱陈璧君，此时却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便答应了她的要求。有了这种保证，陈璧君自然十分高兴。
1910年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等用照相机上的遮光布将炸弹包好，用一辆骡车运到甘水桥边的清虚道观里藏起来。深夜，古城北京仍能感到残冬的寒意，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汪精卫担任警戒，黄复生、喻培伦两志士在甘水桥下紧张地忙碌着，突然犬声四起，当夜埋炸药已不行了。次日夜里，二人又继续工作，将炸药罐埋好后，铺设电线，铜线过短，所差太多，只好天明后再购买铜线。第三日半夜继续铺设时，忽见桥上有人张望，黄复生感到有可能被发现了，叫喻培伦通知汪精卫不要来了，自己藏于树后，观察来者是什么人。只见一人手提小灯笼来到桥下，东照照，西照照，就走了。黄复生赶紧跑到桥下，将电线收回。因炸药罐太重，不能取出。这时，又来了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宪兵，还有先前来的那个人，在桥下查找很长时间才离去。事后才知道，桥上的人是一个车夫，因他的妻子三日未归，出来查找，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到桥下看见炸药罐，也不知何物，赶紧报告警察。汪等人费尽心机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汪等发现市面上一切平静，一点反常现象也没有，他们深感奇怪。下午，也没有发现清兵抓人的迹象，喻培伦到街上侦察了一番后，大着胆子到甘水桥附近观察，桥下埋的炸弹不见了。
原来，清兵把炸弹取出来，抬到官府中，清廷官吏们也不知这个铁家伙为何物。第二天一早特请来日本和美国使馆的专家进行鉴定。美国专家一看便清楚了，摆在官府案头上的是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当他们听说这颗炸弹埋设在载沣要经过的桥下时，心有余悸地说：幸好未爆炸，要不然，这甘水桥附近两三里路之内完全被炸成一片焦土。美国专家望着已被吓破胆的清廷官吏说：像这样工艺先进、设计高明、威力强大的炸弹，外国人要制造也是困难的。这颗炸弹不是中国制造的。日本专家却根据炸弹外壳上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说这颗炸弹一定是在中国境内加工装配的；北京城戒备又很严，这么笨重的铁家伙不容易混进城，因此断定是在北京城内制造的，但究竟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外国人干的尚不清楚。
清朝官吏们没敢声张。他们恭敬地送走了洋人，便对城内的铁匠铺按户密查，发现是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工厂所制，经审讯，厂主供认是为“守真照相馆”做的。
陈璧君异想天开地提出，也许警察没有把铁罐挖走，应该再去察看一下，由黄复生、喻培伦分头前往，发现此地已布满军警，陈璧君这才无话可说。汪等在照相馆中小心地等了几天，关于追查炸弹的风声还是时有所闻，但消息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是庆亲王奕想以此除掉肃王善耆；有的说是贝子溥伦想以此篡宣统皇帝的位；有的人根据炸弹外壳上刻有英文“伦敦”的字样，断定是由载洵、载涛从国外带回，目的是除掉摄政王载沣；还有一家报纸上竟然载出消息，说是官府已查明安置炸药者，并在卢沟桥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不管哪一条消息，都没有离开清廷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斗争，而没有怀疑是革命党人干的，汪等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认为，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回日本购买炸药和器材；黎仲实到南洋总部汇报并请示下一次行动方案，到广东、南京等地筹款；但懋辛去上海准备接应下批器材；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4月4日，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黎仲实、喻培伦三人离开北京。
喻培伦等出发后，“守真照相馆”便处于清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清兵以检查执照为借口，将黄复生逮捕。然后，通过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小伙计，捉到了汪精卫。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
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变节卖身投靠肃亲王善耆的程家柽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
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精卫面不变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写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目的，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谓：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时，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篦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
供词痛斥了所谓今日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立保皇言论。指出，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清政府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并痛述中国在国际上已面临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之局面。此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今之中国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慷慨激昂，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
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肃亲王善耆主张对汪精卫等“从宽”处理，使汪免于一死。
还写了如下壮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这些铿锵的诗句曾流传一时，为人称颂。汪精卫的谋刺活动经过长期筹计，并非一时冲动。因此，他被捕后和黄复生一样，都主动为对方承担责任。这些壮举不仅为一般人传为佳话，也为主审官善耆所赞叹。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
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
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