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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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吴两家交谊甚厚，陈璧君对吴稚晖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在北京创办一所“海外预备学校”，陈璧君以吴的学识和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娇子远离膝下，专程北去，就学吴门，同行的还有由汪氏夫妇照料的至戚朱执信的两女。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与蒋介石初次交恶，汪一怒出国赴法。次年4月回国，蒋让吴稚晖等同汪会谈，目的是拉汪分共。汪却与陈独秀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吴稚晖大骂汪精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
立，汪精卫和吴稚晖一度成为政敌。于是，彼此公开以文字对骂，不堪入目。后汪当上了行政院长，汪、吴又握手言和，吴又成了汪家的座上客。抗战初期的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宴客，赴宴的都是国民党中枢要人。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当前时局，人人为累卵之危，情绪冲动不佳。突然，座中被视为政坛泰斗、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走到汪的座前跪下，无限悲戚、感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被吴的突然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合座所观，甚感悲哀。当时，汪的幼女看到这戏剧般的场面，以为是酒后余兴，大笑观看，感到非常滑稽有趣。事后，陈璧君也认为有失体面，责备汪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
汪只好忍气吞声地叹气。
汪精卫投敌后，吴稚晖写文章，做讲演大骂汪精卫，他可能感到，他不知耻是做了蒋介石的走狗，汪精卫却大大超过了他，成为日本人的奴才。愤恨之极，集他几十年所学的国语，都用在汪精卫身上。
他说汪精卫“从极左到极右，从极高到极低，从极香到极臭”，似幽灵般，似蛇蝎般，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将国家的前途当做儿戏，当做魔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实不知有几人。国家出了那么一个政治人物，真是不幸，“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这段话语虽杂乱，确也切实而沉痛，看来是只有汪精卫的知己，才能总结出来。
吴稚晖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卖国贼是世上最丑恶的毒物》，副题为《汪精卫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为之》，内有：“汪贼夫妇的投降卖国的丑事，拿议和名目来遮羞，还替少数无耻之徒来遮羞，希望收罗小卖国贼。于是大小卖国贼，想弄点波浪出来，替他们的晚爷来剿灭自己的祖宗。大者骗到一字并肩王，小者骗到老头票，想享短命的富贵。哈哈，我问汪贼夫妇，你这和字从哪里听到的。不是由你大晚爷近卫口里出来的吗，还由你小晚爷安藤口里复述的吗？果然如此，那么是你小鬼爷爷来求和。什么议和呢？你们不是发昏吗？堂堂大英国的武官，还在那里受虐待，堂堂大美国的太太，还在那里吃耳光，你们的小鬼爷爷，正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一双螳螂，掮起小手刀，要消灭世界，什么反向我们来求和呢？不是三岁小孩，都要听了笑到牙齿脱落，狂喊这是骗上当，这是骗上当，不是白痴，不会上当的。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直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仅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为你易名。”“说到这里，朋友又来给我汪贼8月9日在广州播音演讲，要我批评。我来批评卖国贼的狗放屁，我已经不大高兴。但也不免苦眼睛不看，看他一看。岂知一看的好处，却发现了汪贼夫妇，做卖国贼的前身。原来他们是先学三等娼妓，拿三等娼妓的工夫，来做卖国伎俩的。”吴稚晖骂得痛快，却不堪入耳。人们形容不好骂出口的话时说“难以启齿”，但吴稚晖牙齿已全部脱落，就不存在不好启齿的问题了，也不管什么政客、学者的身份了。“无耻之徒”臭骂大汉奸，可见，汪精卫算得上无耻之尤了。
21汪记群丑
汪记汉奸群体犹如一个积累多年的大沉渣缸，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沉渣、人民的蟊贼。其中有的是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政客，有的是素来认贼做父的亲日投降分子与买办资本家，有的是早已为人民唾弃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卵翼下，他们凑到一起，既互相勾结又相互倾轧，不仅有派系间的争斗，而且有派系内的内讧。在他们粉墨登台后，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醇酒妇人，无所不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官宦之家，幼年醉心于各种旧小说，青年时参加过反清革命；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与蔡元培、陈独秀见过一面，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和同乡谭平山等来到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后回到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此后，他的政治热情急剧跌落下来，1922年在广州声明脱党；赴美国留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1925年春，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
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的陈公博回到广州，引起广东党政要人汪精卫、廖仲恺的注意，廖仲恺对陈寄予厚望，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陈公博被廖仲恺说服了，并经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跃登政治舞台，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飞黄腾达，招致了国共两方面的不满，他自称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视他为退党分子，不无防备；另一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又视他为共产党，处处投以“歧视的目光”。实际上，陈公博这个时期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后和汪精卫趣味相投，逐渐成为汪精卫生死不离的股肱、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改组派的首领。“改组同志会总部”建立后，势力日盛，这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中原大战后，反蒋派遭到惨败，使得陈公博心灰意懒。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他沉溺在喝酒、打牌、玩女人的荒淫糜烂之中，不想过问政治了。
蒋、汪合作时期，他任实业部长，后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由于“CC派”和“黄埔系”处处捣乱，陈无所作为，不是在公馆里打麻将，就是四处寻花问柳，他当部长时的艳史，如提起了风流部长，在当时的南京、上海无人不知是陈公博。而他自己对于“风流”一词，有熟人相戏，亦笑而受之不愧。他曾追缠秦淮歌女，广结交际花，勾搭闻名舞女，为此，上海报纸喧腾，远近皆知。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与何家三姐妹何大姑、何二姑、何三姑的里里外外。何二姑早已嫁人，但鲜为人知，何大姑、何二姑居然与陈公博夫人同居。何家两兄弟也因此裙带关系而做了局长。但人们要问陈公博夫人是谁，却不知有李励庄，也不知有何三姑，却公认是莫国康。提起莫国康，倒是一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独身终生。此人原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爪牙都称她为“莫委员”，有要事请示陈，往往要先得到“莫委员”的默许。
她好结权弄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莫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发号施令，批阅重要文件。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是为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日本投降后，莫随陈逃往日本，后被押送回国。
陈公博1943年便和蒋介石有了关系。这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郑的一个海南岛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一向在上海做改组派的情报。陈公博很早就认识，在改组派中受过陈的领导。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韩继文，当时陈公博与重庆联络还规定一个化名叫周进。蒋介石要拉陈公博，不同于对其他一般汉奸，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所以只希望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到必要时才要他公开出面来搞“全国统一”的活动。他是极力主张蒋、汪重新合作，蒋不抗战，汪也不再和蒋闹分家，集中力量进行反共。他也向唐生明表示过，他一定忠于蒋介石，不过时机没有成熟前，不可过于急躁。蒋对这一点也很体谅他，除了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外，一般像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叫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还不会完全肯听陈的意见。
周佛海这个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其早期生涯有着和陈公博类似的经历。他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他们三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清苦。15岁时他考入了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学识的长进，周佛海渐渐留心起政治来，心间时常跃动着理想和抱负的火花。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苦闷彷徨的时候，一桩喜事意外地降临到周佛海的头上。1917年5月，周佛海的同乡，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校长吕鹤立特殊提携他，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并亲自凑钱送他去留学。周佛海辞别了母亲、妻子和子女奔赴日本。到达东京后他努力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取了北京政府的官费学校———日本国立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周佛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发起成立的消息，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的机会，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党的指示，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帮助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他曾自述道：“我最早之思想为社会共产主义。谁都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发起人，其后又受何上肇博士之影响，并且饱读何上肇教授之著作，受染益深，但回国后立刻发觉此种思想与中国情形不合，觉悟后毅然脱离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出身贫寒，后赴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当时形成的巨大社会主义思潮感染，“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正是这种野心使他后来心烦意乱，另谋出路，也是驱使他后来翻滚宦海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带着在上海婚外另恋的杨淑慧，赶去日本的鹿儿岛。这期间是他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3年下半年，周佛海从日本帝大毕业。正当他为自己的出路焦急的时候，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4月，担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约他前往广州帮忙，周佛海立即赶到广州。戴季陶要他担任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接着邹鲁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大洋240元。这时，周佛海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继续参与党务工作。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都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深以为然。就在这年的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党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广州执行委员会多方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郑重考虑，但周佛海听不进去，仍然汪精卫、周佛海（右一）、褚民谊（右四）、陈群（右二）等在日本前往明治神宫参拜。
一意孤行。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脱党后，他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以十倍的疯狂，摇动手中的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寻机东山再起，在武汉任总司令部的行营秘书、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刻考虑如何为蒋介石效劳。1927年1月中旬，蒋到武汉“视察”，这对周佛海来说是一个接近蒋的好机会。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经常嫖妓染上梅毒，正躺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但没找到人。恰好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将蒋介石要召见的消息告诉给他。周得知，急忙前往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