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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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随员中，除日本顾问外，还有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外交部次长兼翻译周隆庠、航空署长陈昌祖、高级随从参谋黄自强，以及大批中、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他所带的这些随员中也可以看出，此行是为了对外进行宣传。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完毕后，李士群等请汪去休息。这时，汪却表现出了平日极少见到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马上又要集合全体官兵来讲话。汪精卫一向爱讲演，而且很有煽动性，这次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便称赞嘉奖了“这个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和一再强调“这次清乡是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应当在全国发扬这种精神”等一类汉奸常话；又放大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从事和平反共建国，都是赤手空拳而来。我们以前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这种力量，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大家有‘革命'的精神和信心，由信仰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是我们的尊敬的’友邦'和‘友军'给了我们以极大支援的结果。请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最后，他大声疾呼，要所有的在场的中、日人员都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
当他声嘶力竭、汗流满面地结束这段讲话时，差一点又摘下大元帅的军帽来答谢。
那天晚上，他余兴未减地又听了汪曼云向他作做的长篇报告，又翻阅了许多报表，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这是最不安静的一段地区。比俊六视察的地区要大得多，也麻烦得多。在汽车上，汪又发了一通空谈和谬论。接着，谈起了他的日本之行。汪这次赴日朝拜的目的，一是向主子谢恩，二是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汪乘车抵东京车站时，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而出到车站迎接。第二天，汪拜会日皇，献上一对古色古香的四曲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使节在庆祝“还都”宴会上的情景。
屏风。日皇也赐给他一点小玩意儿，汪精卫如获至宝，称谢不迭。他向日本新闻记者无耻地透露自己摇尾乞怜的心迹说：“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感深念。”他几乎要说出“谢主隆恩”的话来。当时谈起，还感到沾沾自喜。
汪在视察时，每到一地，都先由汉奸们做过充分准备，强迫老百姓倾家而出，扶老携幼来欢迎他。所经之处，也要昼夜加以整修，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这些劫后土地上满目疮痍的痕迹。
从常熟到支塘等地，许多地方都鹄立着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民。他们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花束和小旗，用那零零落落叫喊声迎接这个他们所痛恨的卖国贼头子。
汪精卫和那些日本顾问及随从人员，对于那些欢迎他们的叫花子一样的队伍，感到极大兴趣。林柏生马上叫摄影记者把这些镜头拍成电影和照片。隔了两天，在敌伪的报纸上便把这些情景形容成为“万人容巷，夹道欢迎，欢呼领袖之声，响彻云霄”的空前盛况了。
汪精卫出巡苏州地区的闹剧，一连演了三天。汪却越演精神越足，毫无倦容，兴致勃勃。临走时还说：“希望大家继续努一把力，这是一切美好的开端，我们今后一切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只有尽力加强我们的反共力量，才能有远大的前途。”
回南京后，汪便发表了一篇视察感想，更是大吹大擂一番。汪对苏州地区的清乡工作有着特殊的兴趣，以后又曾三次赴苏州地区巡视。
汪后来出巡嘉兴，更富有戏剧性。为了替汪布置一个“行辕”，找了一个测字会的乩坛，先搬走在野史上说他演过“扫秦”（秦桧）的济颠的偶像，把原来佛龛加以改装涂抹，改成汪精卫的寝室，又从苏州运去了几堂红木家具，从上海置办了丝织帘幕，还临时装起卫生设备，居然眉目全非，焕然一新了。可是左邻右舍都是些矮房子，不无“有损观瞻”，且也觉得不太安全。于是用竹篱笆把它围了起来，并且在篱笆上涂了一些标语，并胁令住在篱笆内的居民，在汪精卫来的时候，一概禁止出入。
当大小汉奸来欢迎他们的头子时，谁能进车站，谁不能进车站，这个权利落在日寇的嘉兴宪兵队长汤本手里。许多伪浙江省要员被排列在日本居民的“欢迎”队伍之后。这时，天降大雨，伪省府的厅处局长与委员们都身穿大礼服，又没有雨具，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丑态百出。于是耐不住了，拥到车站门口，和汤本交涉。这时，站台上军乐大奏，汪精卫的专车已进站，这些人不顾汤本允许与否，也不顾日寇兵的拦阻，全体冲上了站台。
伪上海市长、大汉奸陈公博随汪精卫一起出巡，和汪一样身穿军服，挂中将领章，他是以上海市保安司令的身份，作为汪的随员。
汪下车后，便到“驻嘉办事处”听取报告，接着出席了在当地体育场召开的“民众欢迎大会”，这些居民都是被迫而来的。等汪一到，奏起军乐时，乘乱哄哄的时候，就溜了一半。汪看到这般情景，便无精打采地讲了几句话，草草了事，也算有过这么一回事。汪的嘉兴出巡是败兴而归。
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本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凡是能出风头的事就少不了她。她看到日本主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先后视察清乡，汪伪政权的宣传机器又大肆鼓吹，她岂能落后，也几次到清乡区视察。
陈璧君首先视察了苏州，李士群不敢怠慢，除吃住认真安排外，又准备报告，安排会场。但她只是坐车沿着汪精卫的视察路线转一转，只是摆出架势让记者拍些照片，拿到报上发表，吃喝玩乐，政事一点不问。李士群又投其所好，送给她一批古玩，陈璧君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一次出巡尝到了甜头，陈璧君又要去杭州视察。1943年4月初，汪精卫把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找来，说：
“‘夫人'要到杭州去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去的。”汪曼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立即说：“先生的意思我懂啦。”他马上给李士群去电报，要江苏省沪杭铁路沿线各县的欢迎标语上一律写成“陈委员”，不用“汪夫人”字样。陈璧君带着一大批随员，坐着由“清乡”委员会向华中铁道公司包的一节专车，由上海西站出发。一走进包厢，只见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也在车内，陈璧君心里非常不满，当着众人面，又不好发作将樊、江二人赶走，只是气呼呼地对汪曼云说：“到了杭州，你必须对新闻记者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
列车进入杭州车站，刚一停稳，月台上乐声大作，欢声雷动，陈璧君正想下车，又退了回来，原来江亢虎已走到陈璧君前面了。江比陈璧君地位高，这样出站，岂不是喧宾夺主，扫了陈璧君的威风吗？汪曼云赶紧上去拉住江亢虎，没话找话地和他谈起来。陈璧君这才派头十足地下了车。
面对欢迎的人群，陈璧君非常得意，谈笑风生，连陈的亲信也很难看到陈这样高兴的时候。接着，陈璧君在浙江省主席傅式的陪同下，来到戒备森严的西泛饭店。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享享口福，在火车上她就向汪曼云提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风味给我们试试。”还说：“只要好吃，即使摊子也不妨。我也知道，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的确，杭州的名菜使她胃口大开，她一个人吃完一个红烧羊头，还要加不少冷菜和面食。陈璧君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抹抹油嘴，为了摆摆样子，又去出席为她安排的“群众欢迎大会”，将自己炫耀了一番。
陈璧君又在几家有名饭店大吃一顿，又上街买了许多东西。临行时，李士群又为每人准备了一大网篮土特产。来时空荡荡的专车，已被各种物品塞得满满的。陈璧君的杭州视察，满载而归。
23汪毙命之谜
天气阴沉，满天浊云，长江奔腾着，大浪淘沙，滚滚向前。这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南京上空一架飞机盘旋着，徐徐降落在光华门外机场上。在机场上，汪伪政府的要员们哭丧着脸，默默地等候多时了。机舱打开，一群男女从飞机上抬下一具尸体，立即送往鸡鸣寺伪国民政府大礼堂，这具尸体就是汪精卫。
近半个世纪以来，就汪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历史上一大悬案。在汪毙命之时，就广为流传是日寇所害，至今还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再一种说法，说汪不是死于日寇手里，而是在国内为蒋介石派军统特务暗杀的。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汪病死于日本。汪毙命真相究竟如何？为什么至今各种说法还在流传？这一历史之谜应该揭开了。
本文现将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先生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有关《汪精卫之死》节录如下：“1942年3月，汪精卫因于1935年11月被刺，枪弹藏于腹内，发炎时有阵痛，不得不飞往日本治疗。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汪急于回国，乘飞机回沪。当时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密电说：汪先生既已回国，只好请他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
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因而其死因也显得扑朔迷离。
这份密电当即由我们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当时汪妻陈璧君不在沪，汪用中文密码发电报给陈璧君告汪已抵沪，陈也用中文密码复电，嘱汪千万不要宣布已经回国，必须改名换姓秘密住进上海虹桥医院，听候陈返沪护理商议。
上述这两份汪、陈的来往密电，均由技术研究室的密码专家李直峰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密谋派人买通虹桥医院的女护士，每于送给汪吃药时，就秘密掺入一点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延至10月，汪即死在虹桥医院，俟日寇选定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后，始于11月为汪发出讣告，宣布汪在日本逝世，假装从日本移汪尸体到沪，然后才秘密把汪尸殓入棺材送到南京，葬于梅花山。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下）刊有李直峰写的回忆录《抗日时期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有一段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是这样记载的：“1943年11月据当时军统派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破译人员杨士伦亲口告诉我蒋介石知道后，即密令军统副局长戴笠秘密将汪处死，由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延至同年十月汪死在虹桥医院。当时汪伪政府宣布汪死在日本，是故弄玄虚。”
上面两文虽都认为汪死于蒋派人暗害，但在汪死亡时间上相差一年。事实真相如何呢？汪到底死于何时？还得做一番考查。
《今井武夫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大东亚战争的战局已对我方不利，但日本政府在1943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10月30日新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十一月五六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旺。威泰耶康、缅甸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推举日本的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为会议主席，另外，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钱德拉。鲍斯也列席了会议。六日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宣言。”
本文再将美国约翰。亨特。博伊尔著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有关史料节录如下：1943年11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察觉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另外，由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出版的日文版《昭和日本史》太平洋战争［5］（后期），和田敏明写的《大东亚会议的内幕》上记载：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五六日大东亚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汪精卫出席了这次会议。此书第88页有汪与东条等六国首脑的照片，汪坐在东条的右侧。此书［3］日中战争部分，山口一郎著《汪兆铭与‘国民政府'》一章，在悲剧的结束一段中写道：“昭和十九年三月，汪因病住进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十一月十日病死。”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汪既不是死于1942年10月，也不是死于1943年11月，因为死人是不会去开会的，更谈不上照相了。
那么汪是否死于日寇之手呢？在当时，日寇根本没有害死汪的必要，尽管汪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但日寇仍认为他是可利用的工具。1944年9月5日，日本为挽救败局，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中，仍把蒋、汪合作，宁、渝合流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条件之一。再如周佛海获知汪精卫的病十之八九不能医治时，悲叹道：如果汪精卫死去，他与陈公博“当此难局，决难应付，以汪先生之历史及资望，尚不能打开局面，何况吾辈？”
据悉，现在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有当年留下的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昭和十九年三月三日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入院，于同年十一月十日逝世”的字样。昭和十九年就是公元1944年。那么汪究竟死于何地？死因是什么呢？
汪精卫毙命的最根本原因是1935年11月被刺，枪伤复发，到1943年8月间，汪背部创伤损及骨髓，致使其背部、胸部及两肋同时疼痛。入冬，病情加剧。11月初，日酋东条英机在东京举行所谓“大东亚会议”期间，汪精卫以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