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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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联络。11月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等取道日本，转赴北京。11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大连的汪精卫夫妇称：“准11月30日坐北岭丸自神户出发，计程12月4日到天津”，要他们去天津迎候。26日，汪氏夫妇由大连乘长平丸抵天津。12月4日，孙中山一行准时抵天津，汪精卫等陪同孙中山会见了在天津的张作霖。后因孙中山在天津病倒，滞留到31日才去北京。北京各界十多万人冒着严寒，欢迎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者到来。
汪精卫夫妇随同孙中山到京后不久，孙中山即病重不能理事，住进了医院。为了便于领导，特指定在京的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负实际领导责任。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汪精卫还为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而忙碌。这时，陈璧君、何香凝主要是协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治病。
抱病北上的孙中山抵达天津时与宋庆龄的留影。
孙中山本来是抱病起程，又因旅途辛劳和对段祺瑞政府继续卖国痛恨，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到北京后，他提议由汪精卫、李石曾、于右任、李大钊等为委员的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移北京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孙中山虽还在病榻上坚持处理公务，但更多的则是由汪精卫代之办理外事，接待宾客，发表谈话，汪俨然成了孙中山的代言人。
孙中山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病人签字。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受国民党诸同志所托，至先生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孙中山展目环视。说：“你们有什么话可说？”汪精卫答道：“1月26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我们也愿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中山先生说：“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答：“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中山先生说：“我若留下话给你们，诚有许多危险。
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你们应付环境，似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如此，我还怎么说呢？“汪精卫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们？我们也深知大部分同志都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中山先生说：”吾已著书甚多！“汪精卫说：”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孙中山终于同意了，遂由汪精卫代笔。第一篇是国事遗嘱，全文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全文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还有一篇是给苏联政府的遗书，先生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全文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隶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不满。
2月24日以后，孙中山先生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7次后，腹水有加无已。至3月10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
孙中山先生神思仍然清楚，当听到党人报告东征军捷报时，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11日，孙中山先生知自己已经病危，便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由孙夫人扶先生手执钢笔签名。夫人泪流如雨，大家也都痛哭失声。何香凝回忆说：记得是3月11日早晨8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
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蔼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同志们又走近床前，孙中山先生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爱国者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59岁。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汪精卫、张继、林森、宋子文为第一组执绋人，陈璧君为女子第一组执绋人。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也因患肝炎，住进了医院。4月初，国民党负责人陆续离开北京，直到24日，汪精卫病情好转，才与陈璧君一起，沿津浦路南下，过南京时，察看了紫金山麓为孙中山选好的墓地，遂匆匆南下去上海。在沪期间，汪精卫曾就国民党内左右派问题发表谈话。谓：“关于本党主义，有总理遗著在，吾人当本总理之遗著，以为玉尺，而裁是党员之言论。悠悠之口，动辄以倾向共产目吾侪，而吾侪不任受者，即以此故，此则自命为左派中人者亦当深省也。
至于党员之行动，则视其能否于现在努力国民革命，而不必问其所蓄理想为何如。盖国民革命，乃卑之无高论的一件事，无论将来中国社会经济组织如何，此一件事皆不能不做，若并此一件事亦不做，则所谓左派，皆成空谈，而所谓右派，不特忘了民生主义，并民族主义亦已忘矣。“汪精卫和陈璧君于5月3日乘加拿大号邮轮返粤，5日抵香港，8日到汕头，先去粤军总部拜会了许崇智，10日又去潮州拜访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陪同汪氏夫妇同游潮州名胜关帝庙，然后同去汕头。
6权力迷
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接班人，因而在他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内部展开了明争暗斗。当时，有可能继承孙中山地位的主要有三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他有着谋炸摄政王的光荣历史，又陪同孙中山北上，是起草和亲承孙中山遗嘱的人，俨然是一位顾命大臣，在政治上他基本上是个中间派。一个是胡汉民，孙中山北上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元帅，但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是国民党中的右派。还有一个是廖仲恺，曾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认真推行三大政策，是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汪、胡、廖三人，被人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
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谁要想成为最高领导人，首先要得到苏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同时也要得到军队领导人的协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汉民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汪精卫回到广州后，一面到处做报告，介绍孙中山北上和逝世的情况，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面又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示左倾，以换取苏俄代表和中共的好感。在军事力量方面则极力拉拢蒋介石和许崇智。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废除总理制，改为委员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凭着起草遗嘱的身份、国民党“左”派头衔、同盟会老党员资格，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后又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陈璧君因而也成了第一夫人。胡汉民只担任了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但汪精卫却故做清高姿态，再三辞谢，说难当此任。其夫人陈璧君也对人说，她不赞成自己丈夫负那种大任。对此事，邹鲁曾就汪的言行做过淋漓尽致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于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得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这样揭穿了汪精卫自己选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满面通红。”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府的要职。
对于这种局面，国民党右派集团是极为不满的，决定对左派予以打击，妄图借暗杀手段，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革命势力压下去。他们选中的第一个暗杀对象就是著名左派廖仲恺。为此，在胡汉民家中曾召开过11次会议，进行密谋策划，出席的有胡汉民、胡毅生、邹鲁、林直勉、吴铁城、孙科等，有人主张杀廖，有人只主张倒廖，会议无结果。
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又在“文华堂”和魏邦平家中，多次密谋，组织了这次暗杀行动。香港英国政府答应资助二百万元，事成之后，梁鸿楷可以出任总司令，魏邦平可以担任广东省长。
被国民党右派集团暗杀的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当天，即成立了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有全权领导和处置一切。8月24日，汪精卫在蒋介石寓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翌日逮捕廖案嫌疑犯，他还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和《悼陈秋霖同志》两文。
从凶手陈顺身上发现了破案线索，对于这次事件，胡汉民是知情的。第二天，胡就去向汪精卫打听消息，汪对他的提问竟不予回答。第三天，又去探听，汪仍不作答。24日晚，胡汉民到陈璧君处打听，二人一直谈到三更，陈对他进行了抚慰，并留他住下，胡坚持冒雨回家。25日，汪精卫下令逮捕廖案嫌疑犯林直勉、张国桢、梁士锋、胡毅生、林树巍、梁鸿楷、招桂章、早年与汪精卫情同手足的胡汉民。
杨锦龙等。蒋介石派兵搜查了胡汉民的住所，当时胡住在德宜西路他大哥胡青瑞家中。这时胡毅生、朱卓文已逃之夭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