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9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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滢的泪光／从夜空坠落”。三十年前的野外属于“我们”的流星滑过天边，那是它莞尔一笑向秋风告别；沧海桑田，三十年后再见你深情的眼睛，有些东西失去了永远就回不来了，在我的心里，我感觉有一滴清滢的泪光从夜空坠落，仿佛三十年前那场流星。从前天上的流星是我们的快乐时光，今天心里的流星是我们之间一种东西的塌陷。这里，流星和人心之间相互隐喻的关系非常美妙，叫人感伤又趣味无穷，流星和人心之间的相对性甚至叫人想起卞之琳的名作《断章》。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写于1978年，作者在那个意识形态狂飙突进的年代竟然有一些像这样的“纯粹”（远离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肯定性描述而专注于个体生存本身）的诗作，实在值得赞叹。
我们在屠岸的诗中经常看到他对人的生死、时间、空间等问题的追问与沉思。在对这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上，屠岸无疑是受到了他诗歌创作上的另外一位导师——冯至先生的启发。虽然冯至和屠岸的师生关系没有屠岸和卞之琳之间的那样直接，但冯至先生的思想力量和诗学观念对屠岸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刻的，冯至除了是屠岸“最喜爱的现当代诗人”外，也曾给予过屠岸宝贵的“经常”的“鼓励”。《死亡》：“长期的折磨／或刹那的欢愉／都没有记忆／都无可回顾／寂灭／淹没了全部／但是——／对蛇的诅咒／一个骨灰盒／岂能封住／对天鹅的眷恋／不可能被坟茔／埋入泥土／死亡／不过是／生的律动／用另一种形式／永恒地亘续”。作者对生与死之关系的思考让人想起冯至《十四行集》中的诗句：“……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十四行集·二》）“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 （《十四行集·十三》）
在屠岸的另一首诗里，我们也看到了那种近似冯至经常用诗歌表达的“蜕变论思想”：“现在，变成过去。／一切经历变成经验。／经过回忆的触媒，／经验发生变异：／甜蜜变成酸楚，／苦果化为甘饴，／平安萌发惊惧，／灾祸导向安谧，／灭亡，来自生命的泛滥，／黑暗由光明蜕化。／／过去，现在，未来，／是连续的、绵亘的／永不休止的质变。”（《质变》）和那些前面的优秀的诗人一样，屠岸在诗歌中表达出人的一种谦卑而始终希望不灭的心境，如冯至在《十四行集，一》里所写的：“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17）在漫长的岁月里，诗人时刻准备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不管是甜蜜、酸楚、苦果、甘饴、平安、惊惧、灾祸、安谧……对于生存中的一切，诗人以整个生命在承受。也只有这样的诗人，才会在人生的深秋，有初春的感觉。五、诗形：在“十四行诗”上的成就
在同时代诗人中，在“十四行诗”的创作上恐怕屠岸的成绩是最丰厚的，他对十四行诗的痴迷在中国当代诗人中少有。这种痴迷一方面来源于诗人的翻译工 作，曾经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等，另一方面则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得到启发。”（18）一个热爱十四行诗的诗人不是对西方诗歌的膜拜，更不是形式主义迷恋，而是做一个诗人的职责。诗歌是必须有“形式”的，这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国诗歌从古体诗向白话诗转变的过程中，正是一种“形式的丧失”，诗歌完全成了表达现代性焦虑的意义阐述，对于诗歌本身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追究。倒是到了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现代诗的“思想”寻找“形式”的路途才算有了一点收获，而新诗到了卞之琳诗、尤其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在思想与诗歌形式的结合上，新诗才真正让人开始满意。讲究“形式”的闻一多先生引用BlissPerry的话说：“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缚束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闻一多自己认为“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创造的”，是“相体裁衣”，诗人所追求的是“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19）屠岸先生对这些话有着自己的理解：“有一种说法：写格律诗是‘戴着镣铐跳舞’。我曾说过，写严谨的十四行诗在开始时确是‘戴着镣铐’，但等到运用纯熟时，‘镣铐’会自然地不翼而飞，变成一种‘自由’，诗人可以‘舞’得更得心应手，潇洒美妙。吴钧陶在论及十四行诗时说：‘写诗用格律并不是带着镣铐跳舞。我觉得更恰当的比喻是按着音乐的节拍和节奏跳舞，它可以使舞姿更美。”（20）诗歌是有它自身的特性的，“形式”即是其中之一，如果仅仅将诗歌变成分行的“自由的”意义的阐述，它分不分行有什么区别呢？现代诗在初期“形式”的丧失如果没有后来新月派、戴望舒、卞之琳、冯至、“九叶”诗人的重建，将是多么令人沮丧！一个很明白的道理：正如跳舞，自由的乱跳，固然可以，但是总没有按着音乐的节拍和节奏跳得有意思，因为这样可以使舞姿更美，舞者、观者的生命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诗歌的韵律、节奏等“形式”犹如听不见的音乐，是诗歌中存在的一种与人的生命、情感的形式相互应和、发生作用的内在结构，确确实实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21）。
在屠岸先生的十四行诗中，我喜欢那些纯粹地抒写个体生存的生命状态的，如《声波》、《呼吸》、《忧思》等（22），这些诗作不依赖对外在的事件、景物的叙述，完全地在自己的内心挖掘，显示出一个诗人在特定情境下对生命的沉思，由于是“十四行”的形式，避免了落人浪漫主义式的感情泛滥，显得细致、深刻而又节制，有一种自由而含蓄的美。《忧思》：“我迷惘。仿佛要失落什么东西。／我数着时间：一小时，一分，一秒……／潮汐将无声地淹没海边的礁石，／夜雾渐浓，将隐去窗外的夕照。／／我迷惘。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翻开黄昏，它已经漶漫尘封。／仿佛有一丝笑影隐进了青灯，／然后是死寂。然而，会不会有夜风……／／我迷惘。现在太静了。仿佛时光／已经停止了他永不停止的脚步。／白衣人推着白衣人进了白墙——／门关了。月光和流水开始凝固。／／我担忧什么？不会有一声惊恐／在黎明之前发自我战栗的心胸！”这首诗作于1981年作者因妻子患癌症在医院陪住时。一个人在医院里那冷寂的环境中会自然地思考到生命的来去、人生的目的这些问题，因为在医院里我们会常见人的死生。《忧思》表达了作者在某个夜晚内心的“恐惧与颤栗”，在漶漫尘封的黄昏、在时间停住了脚步的夜半，在白衣人推着白衣人进了白墙（死亡的暗示）的情景面前、在月光和流水开始凝固的时刻，“我”担忧什么？担忧自己的生命的瞬间流逝，担忧自己在这个夜晚的软弱。但是，诗人的信心战胜了这一切，尽管他的内心是“战栗”的（因为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内心是敏感的），但他没有“惊恐”！屠岸的风格类似《忧思》的这种完全写个人心理体验的诗作，较好地体现了十四行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在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之时一种“形式”和“内容”的、“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
最令我感动的还是《雪冬》（“2000年12月2日，我的老师，诗人卞之琳先生以九十高龄无疾而终于北京。悲痛之余，谨以此诗呈于卞先生之灵前。”），这首不同寻常的诗，真是形式上具备了冯至《十四行集》的体式，在诗艺上体现了卞之琳诗的风格。以这样的诗作告慰逝去的卞之琳师，实在叫人感到安慰：雪线划过无泪的天幕，雪帘网住长啸的枯枝；檐下挂着颤抖的冰柱——牢栅围困缄口的囚室。冥中有鹅雏飞越雪野，带起北风把狱门吹裂。窗上的冰花抛下郁结；银丝织成出殡的行列。 暖气片一再降下温度，九朵水仙护送着弥留。墙洞里早已遁去腐鼠；呼吸凝滞在老人胸口。寒霜紧裹着一代宗师—欢乐颂乐波滤净哀思。
恩师去世，不胜伤悲，但诗人的伤悲却是隐含在诗歌的境象中：那划过天幕的雪线、网住枯枝的雪帘、屋檐下颤抖的冰柱、被栅栏围困的缄默的囚室……这些无声的境象，恰是诗人沉痛的内心的写照，天空也在无声的哭泣，没有眼泪；风中的树木似乎也是为逝者呼啸；屋檐下挂着的冰柱也在为老人的离去而颤抖，而“我”的内心，有千言万语无法说出，正如被重重栅栏围困的沉默的囚室，被囚禁的是我悲痛、复杂的内心，它甚至无法痛哭。屠岸在移情于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身上，使个体的悲痛在这些事物身上生动地显现，他赋予了这些事物以“感官”，使人抽象的情感显得具体、深刻。而“感官性”正是卞之琳诗在描写人抽象的感觉时一个明显特征，如他的名句：“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归》）、（“伸向黄昏去的路”和灰的心互相指涉，前者有后者的茫然感，后者有前者的形象性，抽象的事物具有了肉体的体验，抽象的感觉有了具体的“外形”。）“记得在什么地方／我掏过一掬繁华”（《路》）。 （繁华如水，双手掬起，原来是空。）“暖气片一再降下温度”——明明是“我”的心在降温，但抒情主体移至客体“暖气片”身上；“九朵水仙护送着弥留”，一种冰清玉洁的气氛围绕着老人离去的时刻——“水仙护送着弥留”，这些毫不相干的意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墙洞里的腐鼠早已遁去，但呼吸却凝滞在老人胸口，生动的“鼠”与抽象的“呼吸”有相互阐释的效果。一个人写悼念之诗，是不可能太多思虑技法的，《雪冬》如此美妙、感人，只能解释为卞之琳诗之精魂，已深深浸入了屠岸的心中，已经沉淀在他意识的深处。
①朱自清：《新诗杂话·诗与哲理》，转引自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②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文艺研究》1990年第二期。
③里尔克：《秋日》（冯至译），见臧棣编《里尔克诗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王家新：《持续的到达》，《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⑤⑥⑦（12）（18）《诗歌是生命的播撒——屠岸访谈录》，《深秋有如初春》，第386、388、389、394、388页。
⑧卞之琳：《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
⑨赵毅衡：《读卞之琳》，见《豌豆三笑》，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⑩＇俄＇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理论》，转引自胡经之、王岳川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1994年第164页。
（11）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11卷，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曹庸译，见《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
（14）屠岸：《精微与冷隽的闪光——读卞之琳｛雕虫纪历）》，见《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85页。
（15）屠岸：《哑歌人的自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16）林焕标（凡尼）：《中国现代新诗的流变与建构》，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17）本文所引的《十四行集》见王圣思编：《冯至作品集》，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19）闻一多：《诗的格律》，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
（20）屠岸：《汉语十四行体诗的诞生与发展——序｛中国十四行诗体诗选）》，《深秋有如初春》第385页。
（21）这一美学命题来自于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Bell（1881
1964），其著有《艺术》等书。
（22）屠岸：《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让我们张开诗的翅膀飞翔
■ 张 锲
高平兄：
今年夏季，你和《敦煌》诗刊编辑部给中华文学基金会及我个人，陆续来了几封信，还附了你们请求救助《敦煌》诗刊的报告。其情也殷殷，其词也切切。我知道：《敦煌》诗刊是你参与创办的一份刊物。你和西部地区一些热爱诗歌的朋友，为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在当前，有不少人都认为诗歌正处于阅读低迷期，你们却不顾一切困难，高高擎起一面中国诗歌艺术的西部旗帜。在地方财政没有给以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参与编创的人员不要一分钱酬劳，连车费都实行自理，就把一份高品位、大气派的诗歌刊物创办了出来，其热情、勇气和你们的奉献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当时基金会的经济状况并不很好，我们还是给以了一定的支持。虽然这对于你们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但于我们却也是慰情略胜于无了。
在那之后，我认真地拜读了《敦煌》诗刊的创刊号。早就想给你写封读后感的信，顺便也说说我对当前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却又总是因为各种杂务，一直安不下心来。这些天，正好赶上国庆节休假，我就抓紧这些难得的休息日来偿还文债。
敦煌是西部文化建设中一张很有号召力、影响力的王牌。你们抓住敦煌这个品牌不放，以它作为诗刊的名字，是很有见地的。敦煌标志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特色就是优势，就是一种文化资源，是一笔无形资产。从创刊号看，应该说，这是一份办得不错的刊物。内容丰富，品位高雅，装帧和版式设计独特新颖，一些诗歌创作，颇具特色。有几篇评析诗人和诗歌创作的文章，如尔雅的《斯人昌耀》和晓雪的《诗美断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