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9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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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这份调查报告的作者，从大量的数据里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现代诗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整体上的衰落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诗歌的创作和影响都在下降，诗歌出版物在萎缩，诗歌的读者群在日渐疏远……”我尊重作者所引用的数据，却觉得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悲观。我恰恰在一些同样的数据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仿佛在密布的阴云中透过云的缝隙看到了阳光。我觉得：所谓的“诗歌的创作和影响都在下降”，只是与人们对诗歌的期望值过高和愿望的殷切相比较而言的。事实上，诗歌就是诗歌，一切把诗歌的作用估计得过高或过低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许多不朽的佳作，都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浪涛淘洗而筛留下来的，不可能都全部集中在一个短暂的十年、八年历史阶段里。而所谓的“诗歌出版物在萎缩”，显然与事实不符。在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份《诗刊》和一份四川的《星星》，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了11份以发表现代诗歌为主的刊物，如果再加上一百多家诗歌网站，和发行量正在迅速上涨的《中华诗词》，以及在全国蓬勃兴起的以发表古典诗词为主的公开 半公开刊物在内，我国的诗歌出版物不是在萎缩，而是在飞跃地发展，其势还方兴未艾。江苏的《扬子江诗刊》和甘肃的《敦煌》等诗歌刊物的创办，以及北京的《涛刊》从月刊改为半月刊等，就都是可以说明这一现象的具体事例。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数量是否有所增加，还是有所萎缩，而在于诗歌创作的质量以及这些新创作的诗歌是否真正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否跟得上时代对于诗歌的要求？在这些方面，《抚摸与疼痛》这份调查报告中那些从大学生群体中反馈过来的信息，是值得每一个关心诗歌创作的人们认真思考的。
一方面诗歌出版物的数量在增加，一方面是人们对诗歌现状和诗歌作者现状的普遍不满，这中间究竟出了些什么问题？我注意到调查报告中被调查者对“您对现代诗歌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这一问题的回答。回答很满意的人只有4．5％，而回答“不满意”、“不太满意”、“无所谓”的人，却占95．5％。这中间，认为“没有足够的作品让人兴奋”者有之；认为现代诗歌创作“无病呻吟”、诗歌中夹杂着“迷茫与颓废”者有之；认为“说废话、乱讲话就是现代诗”、“做诗的人太多而诗人太少”者有之；认为“酸涩难懂的语言、杂沓的意象、私有化情感、创新精神的萎缩，所有这些都使现代诗歌的天空一片糜烂”者有之。种种议论，不一而足。
我对于这些议论，因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很难发表更多意见，但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而盲，有一种现象却使我感到十分困惑，那就是：在近年来发表的诗歌作品中，那些让我觉得不知所云，觉得很难读懂的诗，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从迹象看，这似乎也是受到某些编辑同志所鼓励的。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是否自己的水平太低，或者思想观念过于陈旧。为此，我不得不把一些我觉得不知所云和很难读懂的诗，读了又读，读了再读，想从字里行间读出点新意来，但却越读越糊涂，最后只好废然放弃。这也是像我这样一个喜爱诗歌的人，近来也很少读诗，懒于读诗的缘故。恕我直言，在这本《敦煌》诗刊的创刊号里，有少量诗歌创作正是这一类作品。这样的诗，如果发表的太多太滥，也就难怪会出现“诗歌的读者群在日渐疏远”的现象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全部的事实。在你们发出的问卷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喜欢读下列哪些中国诗人的诗歌作品？”回答喜欢徐志摩的共计有505人，喜欢余光中的有382人，喜欢艾青的有286人，喜欢舒婷的有285人，喜欢臧克家的有169人，喜欢贺敬之的有 140人，喜欢北岛的有131人，喜欢食指的有 40人……其中，喜欢徐志摩的诗歌作品的人，竟占发出的全部问卷的一半以上，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在大学生中被喜爱的比例也甚为可观。考虑到在偌大的中国的众多名牌大学的学生中，竟然有那么多人不仅知道这些诗人的名字，而且还喜欢读他们的作品，我想这不光是徐志摩等人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欢欣，所有活着的诗人也都是足够欣慰的了。由此也可见到：现代诗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新诗和旧体诗的继承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诗歌的特别辉煌的时期。现在，由于对新诗的不满，很容易产生一种对旧体诗的怀念。在你们的调查报告中，就有人提出：“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有人甚至认为悠久而辉煌的中国古典诗歌，迟早还将重登诗坛的主流地位。我觉得，争论新诗和旧诗谁将占领诗歌的主流，是没有必要的。白话体新诗的兴起和发展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它既是对旧体诗的一种否定，也是从旧体诗这个母体上继承和繁衍起来的。旧体诗也有必要继续改革，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和黄遵宪等人就大力提倡诗界革命。现在看来，他们当初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不仅对旧体诗，而且对于新诗的成长与进步，也很有现实意义。这二者之间，绝不能互相排斥，彼此不屑一顾，而是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以利于诗歌的全面繁荣。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尤其觉得：必须提倡新诗的作者，从旧体诗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任何一个自称是中国诗人的人，如果连中国的诗歌瑰宝都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就很难指望他在诗歌创作上有多大的成就。
在对于新诗和旧体诗的态度上，我欣赏诗界泰斗臧克家老人的话：“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这里的关键是：无论新诗和旧诗都首先必须是诗。诗是什么？人言言殊。有 人说：诗是一种以抒情、言志、体悟为其内在质素的性情文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听过郭小川同志谈诗，他说：“诗是一条闪光的、叮咚作响的河流。”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上。他所以说：诗是“闪光的”，也就是说诗应该是美的，在某种意义上，诗应该是美的代名词、美的化身。他还说：诗是“叮咚作响的”，也就是说诗和音乐应该联系在一起，无论哪一国，哪种流派的诗歌，既然是诗，就离不开一定的节奏、旋律和音韵等方面某些特殊的要求。至于说是“河流”，我看应该是指诗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诗是丰富的，而不是狭小的，等等。总之，我觉得，郭小川四十多年前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诗的本质，应该还是有用的。
关于诗歌是否已经陷入“琐碎平庸化”，是否对重大题材关注不够，以及诗歌如何表现崇高等问题。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同时，注意到由北京诗刊社等单位在陕西举办的汉江诗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觉得：对于有些已经出现的问题，适时的予以指出，有所提倡、有所引导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进入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对于诗歌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当前诗歌创作出现某种琐碎平庸的倾向，正是对于我们在建国之后把文艺和政治事事处处捆在一起的另一种倾向的反动。事实上，刻意表现崇高的未必崇高，某些抒写重大题材的诗歌也有着平庸的倾向。而一些看似普普通通的题材，只要写出真情实感，却成为流传久远的名篇。比如，《敦煌》诗刊创刊号刊载的“经典重读”中普希金所写的《我曾经爱过你》，就是一例。他写的是一个失恋的人对曾经爱过的女主人公的倾吐和祝福。你说普通不普通、琐碎不琐碎？！但它曾经打动过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心，甚至像我这样已经进入老年而又饱经沧桑的人，每一次读到下面这些诗句：“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都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我国西部地区是一块出人才、出诗人的诗歌沃土。古代是这样，近、当代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你在诗歌创作上辛勤耕耘，成绩卓著。你所写的爱情诗尤见真情，引人喜爱。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放着你赠送我的一本爱情诗集，我已翻阅了好几遍，读来兴趣盎然。可惜对于西部诗人的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好几年前，我有一次在福建和诗人舒婷同行。对于舒婷的诗，我一直是非常推崇的。在车上，我问到她对于同时代的诗人的看法。没有想到，她提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诗人昌耀，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这次读到《敦煌》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斯人昌耀》，真是如见故人。他在生前，我失去了很多和他交谈的机会，现在想来真是遗憾之至！
生活中不能没有诗。《敦煌》诗刊的《卷首语》中说：“天地间自从有了诗，人类便不再绝望。我们失去过许多东西，但我们牢牢地护持着希望的种子。”“我们渴望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思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西部到处都是诗，正在小康的大道上迅跑的祖国到处都是诗。祝愿《敦煌》诗刊在西北高原上生根长大，为广大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更美的诗歌的花朵！
建议新诗尝试专题创作
■ 陆凌霄
在我国，诗歌专题创作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阮籍《咏怀》81首，左思《咏史》8首，都可以看作是专题创作的开始。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是专题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对后来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唐朝，专题创作引起更多的诗人的注意。李峤有意别开生面，作咏物诗100多首，把天文、地理、花卉、鸟兽、器物、书画等分门别类地加以题咏，带有类诗的性质。王维、孟浩然致力山水诗，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则有意向边塞诗发展，尤其是岑参，着力于描写西北边塞的奇异风光和军旅生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杜甫有许多专题：题画诗成就很高；论诗诗写得议论风生，通俗而又深刻；《前出塞》和《后出塞》组诗，说人不敢说不能说，见识高超；特别是反映“安史之乱”的题材，为唐代第一个集中反映战乱的诗人，赢得“诗史”的称号。可见杜甫是留意于专题创作的诗人。中唐时期的王建作《宫词》100首，成为唐代第一个致力于后宫题材创作的诗人。白居易的讽喻诗，李商隐的咏史诗，晚唐诗人皮日休、杜荀鹤等人反映唐代末年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诗歌，都有所侧重。五代花蕊夫人以及北宋诗人王硅的《宫词》（各100首），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元代赵孟烦《题画诗24首奉懿旨撰》，以及当代诗人郭小川的“林区三唱”和闻捷的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组诗，都属于专题创作。
从历代诗人的专题诗创作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经验：1．专题创作能够从某个侧面比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或突出地表达出某种思想观念，可以引起当局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容易收到比较明显的社会效果。2．能够对某种题材进行深入的挖掘，有利于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如阮籍的《咏怀》就深刻地表达了魏晋政权交替时期诗人的忧思。又如 20世纪五十年代诗人闻捷深入新疆地区，反映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民的新生活，就写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的民族生活和时代生活气息的诗歌，在民族题材创作方面作了比较深人的开拓。3．专题创作容易成为诗人突出的创作成果。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郭小川的《青松歌》等，都成为了文学的典型。一个诗人一生中只要倾力创制出某个专题，有所深化，有所继承，有所创新，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就为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由此确立了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歌创作要想超越前代，也可以走专题创作的道路。理由是：
1．从诗歌发展规律来看，今天的诗人已经不可能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样全方位地进行创作而获得成功，却有望在专题创作上有所突破。曹植少年时代就背诵过几十万言的诗文，杜甫“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李白斗酒百篇，苏轼文如万斛源泉，都有极好的诗歌艺术根基。今天的诗人要真正写好一首诗已不太容易，很难有足够的能力对社会生活作全面的反映。与其什么都写，不如集中精力写好一个专题。
2．现在的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生活面不广，生活平淡安逸，人际交往也比较单纯，来往的大都是亲属、同学、同事或少量圈子里的人，涉世不深，对社会和人事并不太了解。现在的新诗，其题材和内容不外是自我、恋人、父母、亲友，或少儿时代所在家乡生活的回忆，显得比较狭窄。如果什么都想写，又没有深厚的生活体验作基础，必定难于深入。还不如有意识地深入观察体验某一方面的生活，将它写深写透，以便有所成就。
3．我国的诗歌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没有哪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