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6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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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重新开始发问。他将火力集中在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过程上，迅速切入正题，让布朗大夫证明，遇到心脏病突发患者，需要尽早开始抢救，这点至关重要。通过复查病历，可以断定由于克雷格迟迟不能确诊，佩欣斯生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还有几个问题，布朗大夫，”托尼说。“你认识威廉·塔道夫医生吗？”
“认识。”
“他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点你知道吗？”
“知道。”
“你认识诺埃尔·埃佛莱特大夫吗？知道她是塔夫茨医学院毕业的吗？”
“这两点我都知道。”
“三名心脏科专家，来自波士顿地区三家最好的医学院，一致同意克雷格·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不符合标准。对此你觉得意外吗？”
“不意外。这只能说明大家一致认为心脏病突发病人需要及时抢救。”
“谢谢你，布朗大夫。提问完毕。”托尼收拾好讲台上的文件，走回原告席。他的助手和乔丹都拍了拍他的胳膊，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
伦道夫缓缓站起来，走到讲台前。他整理了一下上衣，将穿着厚底翼梢鞋的脚搭在讲台底部的横杆上。
“布朗大夫，”伦道夫说，“大家一致认为，在设施完备的前提下，心脏病突发病人需要及时抢救，这点我也同意。但本案需要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是否符合标准。”
“坚持去斯坦霍普家门诊，而不是将病人及时送往医院，确实延误了抢救时机。”
“但在博曼大夫到达斯坦霍普家之前，并没有确切诊断。”
“根据原告在取证阶段的证词，斯坦霍普先生已经告诉他，佩欣斯突发心脏病。”
“这只是原告的证词，”伦道夫说，“但被告在证词中说斯坦霍普先生特别强调可以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他并没有肯定地说佩欣斯·斯坦霍普有心肌梗死症状，医学上称为心梗。如果不能证明当时是心脏病突发，也就谈不上延误治疗。是吧？”
“是的，可她当时确实是心脏病突发。病历上写得很清楚。病历上还写着她压力测试有问题。”
“可我想说的是，当时博曼大夫并不确定佩欣斯是否有心梗症状，”伦道夫说。“接下来的证词他将提到这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先讨论你刚才提到的医学院的问题。你自己三年级内科实习的成绩是A吗？”
“是的。”
“跟你分在一组的实习医生还有得A的吗？”
“没有了。”
“他们是不是都想得A？”
“应该是吧。”
“你是怎么进的医学院？此前的课程必须都是A吧？”
“当然了。”
“怎样才能得到在最好的医院，比如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机会？”
“必须是全A。”
“学术界一边谴责竞争是反人道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将整个评价系统建立在竞争之上。你不觉得这很虚伪吗？”
“竞争和学术并不互相排斥。”
“你说的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了。在任何领域，竞争都不会催生热情。你在证词里也说到，医学院的学生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方面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根据你当学生以及做指导医师的经验，对所谓‘最有价值的病人’的竞争是否很激烈？大家都不愿意应付普通的病患吧。”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做报告的时候得到的评价最高。”
“差不多。”
“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好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病人来达到学习和事业进步的双重目的。”
“也许吧。”
“谢谢你，布朗大夫，”伦道夫说。“接下来讨论出门诊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你对门诊如何评价？”
“我觉得作用有限，工具不全，无法展开及时有效的治疗。”
“也就是说，医生通常都不愿意出门诊。你同意吗？”
“同意。除了工具不全，还牵涉到有效利用资源的问题，到病人家来回要花很多时间。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诊治更多病人。”
“门诊效率低。”
“是的，可以这么说。”
“病人对门诊的评价如何呢？”
“反对！”托尼说着几乎要站起来了。“传闻证据。”
戴维森法官一把摘下老花镜，瞪了托尼一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反对无效！”他气呼呼地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病人，布朗先生的证词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庭审继续。”
“需要我重复刚才的问题吗？”
“不用，”布朗大夫说。他显得有点犹豫。“病人大多喜欢门诊。”
“你觉得佩欣斯·斯坦霍普对门诊是什么看法？”
“反对！”托尼说着又要站起来。“推测证词。证人无法知道死者对门诊的看法。”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叹了口气说。
“我想你看过原告提供的病历了吧？”
“是的。”
“那你一定知道博曼大夫在佩欣斯·斯坦霍普生前曾经多次上门应诊，经常是在深夜。从病历上看，这些门诊通常的诊断是什么呢？”
“多数是由焦虑引发的胃肠紊乱。”
“采取何种疗法呢？”
“对症治疗或者开点安慰剂。”
“有过疼痛症状吗？”
“有过。”
“哪里疼痛？”
“大多是腹部，偶尔有中上腹部的。”
“所谓中上腹部疼痛，有时候称为胸口疼，对吧。”
“是的，你说得对。”
“你看过病历，觉得佩欣斯·斯坦霍普有没有一点疑病症的症状呢？”
“反对！”托尼大声说，但这次没有站起来。“病历上从没有提到过疑病症的问题。”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法庭想提醒原告律师，这是你自己请的专家证人。”
“从病历来看，确实可以推断有疑病症的可能性。”
“博曼大夫经常出门诊。你刚才也提到，大多数医生不愿意这么做。而且门诊经常是在深夜，要面对一个明显患有疑病症的女人。你不觉得这些可以证明博曼大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态度和热情吗？”
“我不觉得。”
伦道夫一愣，显然觉得很意外，连眉毛都竖起来了。“你的回答不符合常理。能解释一下吗？”
“我是这么想的。病人只有交了高昂的顾问费，才能享受管家医疗服务，据说有收两万美元一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认为门诊是其中一项基本的服务。所以不能说博曼大夫愿意出门诊就是行善，就是为病人考虑。”
“但有这种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
“布朗大夫，你跟我说实话，你对管家医疗有偏见吗？”
“当然有偏见，”布朗大夫气急败坏地说。此前他一直保持着超然平和的状态，跟伦道夫的风格差不多。显然，伦道夫的问题问到了点子上。
“能告诉法庭，为什么有这种过激反应吗？”
布朗大夫深吸了一口气，略微平静了一点。“管家医疗从根本上违背了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三个原则。”
“能说得详细点吗？”
“可以，”布朗大夫说着又恢复了一贯的职业风度。“除了病人福利和病人自主权，社会公平也是21世纪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根本出发点之一。在医疗领域，社会公平体现在消除歧视上。管家医疗跟这一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你觉得你对管家医疗的过激看法会使你在证词涉及博曼大夫时不能保持中立吗？”
“不觉得。”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因为按照你的话来说，这与常理‘完全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内科医生，博曼大夫应该知道在突发心肌梗死时，男人和女人的症状不一样。只要医生怀疑女性患者，特别是过了更年期的女性患者可能会突发心脏病，就应该首先按照心脏病突发抢救，直到确诊不是心脏病为止。儿科也有类似现象，只要医生怀疑患者可能是脑膜炎，就有责任按脑膜炎处理，并实施脊髓穿刺。女性患者有心脏突发迹象时，医生也应该这样处理。博曼大夫既然怀疑有心脏病，就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布朗大夫，”伦道夫说，“经常有人说医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你能告诉大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医生不能仅仅依靠事实，还必须有判断力。而判断力不是客观的和可以学习的，所以说是一种艺术。”
“也就是说医学知识也是有局限性的。”
“的确是这样。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使是双胞胎。”
“你不觉得2005年9月8日晚，博曼大夫面对的情况有点特殊吗？那是他一天内第二次到斯坦霍普家门诊，而且知道患者有疑病症。你不觉得这种情况需要极强的判断力吗？”
“任何诊疗都需要判断力。”
“这里我问的是案发当晚。”
“是的。确实需要极强的判断力。”
“谢谢你，布朗大夫，”伦道夫说着开始整理笔记。“提问完毕。”
“证人可以退席了，”戴维森法官说。接着他转向陪审团，继续说道，“快到中午了，我觉得也该放你们去吃午饭了。反正我是饿了。记住不要跟其他人讨论案情，陪审团成员之间也不要讨论。”他敲了下法槌。“现在休庭。下午1点半继续开庭。”
“全体起立，”法庭文书高声宣布。法官走下主审席，进了内庭。
第十一章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7日，星期三
中午12：30亚历克西斯、克雷格和杰克找到一家卖三明治的小店，很吵，窗外是波士顿政府大楼的公共绿地。他们邀请伦道夫一起吃午饭，被他婉言拒绝了，理由是他要准备下午的庭审。正是暮春时节，天气很好，草坪上人很多。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从逼仄的办公室里逃出来，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杰克觉得与纽约相比，波士顿更像是一个热衷户外活动的城市。
开始克雷格照旧闷闷不乐，可渐渐放松下来加入谈话。
“你还没说尸检呢，”克雷格突然说道。“进展如何？”
“目前由一个葬礼承办人负责，”杰克说。“他会把相关文件交到卫生部门，然后安排打开墓穴，把棺材取出来。”
“就是说计划还在照常进行了？”
“我们在努力，”杰克说。“我本来以为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始尸检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看来只有等明天了。”
“法官希望星期五能将案子交陪审团合议，”克雷格开始泼冷水。“明天尸检可能太迟了。让你白忙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也许真是白忙活了，”亚历克西斯垂头丧气地说。“可能真的派不上用场了。”
杰克看着他俩。“嘿，振作点，伙计们。我不觉得白忙活了，至少让我感到我尽力了。而且，我越想那个发绀的问题越觉得有名堂。”
“为什么？”亚历克西斯问。“再给我解释一遍吧。”
“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克雷格说。“我可不想空欢喜一场。还是讨论上午的庭审吧。”
“我以为你不想提这事呢，”亚历克西斯显得有点惊讶。
“说实话，我真想忘掉庭审。问题是没这个福气。我们不是还指望后面有转机吗？”
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都满怀希望地看着杰克。
“你们这是干什么？”杰克看着他俩，苦笑着问。“审问吗？为什么看着我？”
“因为我们三个中间，只有你能做到客观中立，”亚历克西斯说。“显而易见啊。”
“你听了几场庭审，觉得伦道夫表现如何？”克雷格问。“我很担心。我不想输掉这个案子，不单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医疗事故。这案子关系到我的名誉。刚才那个证人是我医学院的导师，而且在我做住院医生期间，他是我的指导医师。我很崇拜他，从职业角度说，直到现在，他还是我的偶像。”
“我能理解这案子让你觉得很绝望，很委屈，”杰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伦道夫的表现很不错。托尼企图借助布朗大夫的证词，将克雷格置于不利的地位。伦道夫的交叉询问从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种不利局面。我觉得从今天早晨的庭审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平局。问题在于托尼更善于调动观众，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就临阵换将。”
“布朗大夫用儿科病人和脑膜炎举例子，很有说服力，这点伦道夫也无能为力。布朗大夫说得对，更年期之后的女性患者，只要有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就应该比照心脏病突发的标准实施抢救。在很多病症上，女性患者的症状都与男性患者不一样。也许我真的搞砸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她可能是心脏病突发。”
“医生都喜欢在事后反省自己哪步做错了，”杰克提醒克雷格。“特别是被人指控医疗事故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这个女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她分明是在欺负你啊。我知道这么说不太婉转，但这是事实。她整天喊狼来了，还老让你半夜出诊，你的警惕性越来越低，想不到心脏病突发也是很正常的。”
“谢谢你，”克雷格说着肩膀沉下去。“你能跟我说这些，我很感激。”
“问题在于伦道夫怎样才能让陪审团理解这一点，这是关键。值得一提的是，伦道夫还没有开始传唤证人。辩方专家的证词会充分阐述我刚才提到的这几点。”
克雷格深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吐出来，然后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现在不能放弃，不过明天轮到我出庭作证。”
“你应该盼着出庭才对啊，”杰克说。“你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点我很清楚，”克雷格说。“问题是我太讨厌托尼·法萨诺了，根本冷静不下来。取证记录你也看到了，我中了他的圈套�
